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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18年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第3页）

第三，军方成为政府越来越倚重的力量。就在布歇马戏园集会当晚，军方最高指挥官威廉·格勒纳（WilhelmGroener，1867—1939）将军致电艾伯特，表示军方将支持新政府，但强调他们“只能同一个反对激进主义（Radikalismus）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表示理解并接受这一条件。这次通话后来被视作艾伯特与军方之间的密约，史称“艾伯特-格勒纳协议”（Ebert-Groe）。

在短短几周内，德意志社会权力格局所出现的变化是由这场革命的特点所造成的。这场革命本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水兵起义，而后迅速成为渴望“和平与民主”的大众运动（Massenbewegung）。被寄予厚望的工人政党则缺乏对革命的周密规划。作为不久前“上层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多数派社民党十分自然地延续着改良主义的思维，把建立议会民主制作为执政目标。这让最初被革命风潮压制的资产阶级与保守派们找到了喘息的契机，也为军方再次卷入政坛提供了可能性。

反之，权力格局的三大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当时并未定型的革命进程。工人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革命初期建构“工人社会”的热情，意识形态的对峙迅速成为革命无法逾越的障碍，并进而将成为革命偃旗息鼓的主要原因之一。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的重组，极大改变了政治氛围。无论是对于多数派社民党追求议会民主制道路的支持，还是对于代表会运动开销的污蔑，它们都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基本趋向。军方的介入打破了最初的力量平衡，成为议会民主制支持者们最有利的武器。

政坛出现的新特点很快影响到代表会运动的发展。1918年12月16—2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兵代表会大会成为1918、1919年革命的转折点。

鉴于中央机构之间的权力斗争及人们对议会民主制道路的不同意见，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大会。人们虽然还不清楚当时代表的产生程序，但大致按照地区分配原则，比例同1912年国会选举类似。工兵代表会曾有意控制代表人选的政治归属，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多数派社民党控制了大会的导向。这次大会共有489名正式代表，另有47名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作为额外代表以不同身份参加。在正式代表中，多数派社民党有296人（60。5%），独立社会民主党96人（19。6%，其中斯巴达克同盟10人），士兵代表会25人（5。1%），民主派24人（即资产阶级与保守派，4。9%），革命者团体11人（2。3%）以及未登记者37人（7。6%）。

这次大会共有四个议题：

一是解决政治格局危机的途径。大会最后接受一种类似“国会—政府”的政治架构，即全部权力归属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国会式的监督”。此外，大会还决定了国民会议选举时间为1919年1月19日。这一结果已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道路。

二是如何推动军事民主化进程。大会支持多数派社民党的渐进方案。但即便如此，艾伯特仍然由于兴登堡等军方首领的反对而推迟实施该方案。

三是如何看待11月24日成立的社会化委员会（Ss-kommission）所递交的工作方案。大会最后接受了多数派社民党的意见，决定“在所有成熟的工业部门，特别在矿区，立即展开社会化”。

四是如何界定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决定该机构将作为“类国会”来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由此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此举后来被证明是一大败笔，因为它进一步缩小了左翼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正如道尔米施所言，这次大会成为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死亡证明书”，代表会运动从此失去其合法的政治属性。

三、国民会议选举

全德工兵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都让左翼感到失望。12月24日，斯巴达克同盟发动了圣诞夜罢工，希望通过工人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改变现状。示威者占领电话局，切断电话，并包围了政府。艾伯特被迫调来军队，结果再次引发了示威者与军方之间的流血冲突，造成11名游行工人与56名士兵死亡。

这场冲突彻底结束了工人政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12月27日，《前进报》指责斯巴达克同盟的攻击行为。而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们为照顾斯巴达克同盟的感情，决定退出临时政府。他们的空缺立即由多数派社民党人诺斯克和维塞尔（RudolfWissel，1869—1962）接任。

恰在此时，“艾希霍恩事件”爆发。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艾希霍恩（EmilEi，1863—1925）时任柏林警察局局长一职，负责维持首都地区的秩序。自哈泽等人退出人民代表委员会后，普鲁士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相继退出州政府，但艾希霍恩以自己的职位关系到革命前途为由，拒绝辞职。1月4日，普鲁士内政部将其解职。当晚，共产党与革命者团体决定发动游行示威来支持艾希霍恩的决定。这就是“柏林一月起义”（BerlinerJanuaraufstand）。

柏林起义是以1月5日下午示威游行为起点的。示威者很快占领了报社区、火车站、警察局和电报局。革命者发布公告，宣布推翻艾伯特政府，由共产党代表李卜克内西、士兵代表会成员肖尔泽（PaulScholze，1886—1938）和革命者团体代表雷德鲍尔（GeLedebour，1850—1947）组成新政府。

艾伯特政府迅速反击。国防部长诺斯克被任命为柏林总司令。诺斯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总得有人来当猎犬，就由我来担这个责任吧！”他依靠退伍军人、游民和冒险分子等组成的“志愿军团”（Freikorps），并得到了国防军（Reichswehr）将领们的合作承诺。哈泽和考茨基等中间派试图充当和事佬，但没有成功。

到1月11日，政府军重新控制报社区和警察局。大量左翼工人领袖或被杀或被捕。1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革命者团体宣布停止罢工。当晚，政府宣布镇压成功，声称“保留了所有的革命成果”。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志愿军团杀害。

镇压行动虽然保住了艾伯特政府，但进一步突显了军方的重要性。更为糟糕的是，工人政党之间的不断冲突让渴求回归“正常状态”的德国民众深感失望。而国民会议选举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如期拉开帷幕。

1月19日，共有34046366人参加国会选举，参选率高达83%。多数派社民党获得了37。9%的选票（163个议席），其次是中央党与巴伐利亚人民党占19。7%的选票（91个席位）；民主党占18。5%选票（75个席位），民族人民党占10。3%选票（44个席位），独立社会民主党占7。6%选票（22个席位），人民党占4。4%选票（19个席位），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和德意-汉诺威党等占1。6%选票（7个席位）。共产党拒绝参加选举。

这一结果让革命以来的德国政局出现重大变数。多数派社民党并未如愿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率，无法单独执政。它或者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勉强获得国会45%左右的席位，维持住工人内阁的现状；或者同资产阶级中左翼政党联合，把工人内阁变成工人政党参与的内阁。第三种可能性是工人政党回到反对党的传统角色，让所有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联合成为执政党。多数派社民党显然不愿走第三条道路，但独立社会民主党以未能解决柏林起义中出现暴力行为为由拒绝合作，所以艾伯特只能转向同民主党和中央党的联合。

国会选举后，德国正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然而围绕在政治体制上的斗争并未偃旗息鼓。在1919年春天，政治性代表会运动迎来了一场剿灭与对抗的最后斗争。

在中央层面上，剿灭代表会体制的行动干净而利落。当时，由全国第一次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仍然存在，它同刚刚产生的国会之间的关系还未得到明确说明。1月19日，新政府出台法令，把最高指挥权收归政府，士兵代表会的使命仅限于“军队的救济、社会与经济问题、宿营以及纪律方面的合作”。2月4日，在政府压力下，中央委员会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国会。当然，中央委员会仍将继续存在，但其政治意义**然无存。

与此相反，在地方层面上，对于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剿灭遭到了激烈反抗。2月6日，全国士兵代表会在柏林召开大会，宣布废除1月19日法令，要求同政府“分享”最高指挥权。各地暴力行动频现，如爱森纳赫（Eisenach）、哥达（Gotha）等地都发生占领行动。共产党影响力较大的中德地区和柏林出现了所谓“第二次革命”的风潮。不久，诺斯克率军镇压工人运动。

与此同时，柏林也出现更为凶猛的革命风潮。3月3日，共产党发出罢工号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工兵代表会”的口号。当晚，罢工工人攻打警察局，并占领了火车站。此后数日，柏林处于严重的动乱和巷战中，经济活动完全瘫痪。这就是“三月起义”。直到3月16日，它才被所谓“志愿军团”所镇压。

在纯粹代表会体制思想影响的地方相继出现了一些“代表会共和国”。不过，这些“代表会共和国”均未能坚持很久，如“不来梅代表会共和国”延续了25天，“库克斯港（）代表会共和国”存在5天，“曼海姆（Mannheim）代表会共和国”和“不伦瑞克代表会共和国”都只存在1天。

在所有代表会共和国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2月21日，原州长艾斯纳被刺身亡。这起突发事件使得巴伐利亚陷入极度动**。多数派社民党人霍夫曼（JohannesHoffmann，1867—1930）出任联合内阁的州长，却无法控制局面。一批艾斯纳的追随者，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诗人托勒尔（ErnstToller，1893—1939）和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埃尔（GustavLandauer，1870—1919）则在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推行了包括国有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4月底，诺斯克的两万大军兵临城下。5月5日，慕尼黑被政府军重新占领，550多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前后共坚持了24天。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十一月革命”更是一场“大众运动”，因为“革命是自发产生的，大众强迫领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并且对党或工会的组织结构提出挑战”。这场革命不仅吸引士兵与工人投身其中，也出现了农民和市民阶层的参与。这场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观上是因为大众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又缺乏完整的革命理论，因而无法同现存的国家与政党组织相抗衡，客观上则同战后德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军事与经济困境相关。革命的诡谲多变恰巧证明了，历史进程是“不可算计”的。革命的每一派参与者都建立在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期待之上。他们之间形成的合力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他们的满足与失望也将伴随共和国的成长脚步而影响着德国第一个民主体制的兴衰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