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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1923年危机 一鲁尔危机与消极抵抗（第2页）

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共和国的联邦原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9月26日，艾伯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日，内阁决定授予国防部长格斯勒（OttoGeler，1875—1955）以特权，在各州派驻国防军，强令巴伐利亚州收回法令。

然而，此举却未能成功。针对上述命令，巴伐利亚州的一个极右翼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Nazi]）在其党刊《民族观察家报》（VlkischerBeobachter）上以“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为题，肆意攻击中央政府。国防部长格斯勒根据《共和国保卫法》（Republikschutzgesetz）的规定，要求驻扎在巴伐利亚州的第七师师长洛索夫（OttovonLossow，1868—1938）取缔该报。但州长克尼林（EugenvonKnilling，1865—1927）不仅要求洛索公然抗命，还在9月29日宣布《共和国保卫法》在巴伐利亚州失效。

巴州政府还趁中央政府忙于处理左翼问题，分身乏术，有恃无恐地到处宣扬“巴伐利亚分离主义”。到10月24日，巴伐利亚已经形成以“国家总督”卡尔、州军队司令洛索和州警察局长赛塞尔上校（HansvonSeier，1874—1973）为核心的反中央力量。他们聘请了臭名昭著的埃尔哈特海军旅长官埃尔哈特（Herma，1881—1971）作为军事参谋，做好了“向柏林进军”的准备。

正值这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力变得不可避免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却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局面。令卡尔感到意外的是，发起暴动的第三支力量竟然是自己一直包庇的纳粹党人。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amInn）小镇。其父是当地的海关职员，家庭尚属殷实。童年时代的希特勒除了喜欢历史外，其他功课都很一般。成年后，由于没有通过维也纳（Wien）美术学院的考试，他曾一度在这座城市卖画谋生，并深受反犹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战爆发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报名参加了德国军队，以其勇敢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并被擢升为一等兵。对希特勒而言，战争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使他看到了所谓“战壕精神”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战争结束前，他因受到芥子气的攻击，双目暂时失明，住进了后方医院。在那里，他惊讶地获悉德国战败并签订停战协定的噩耗。自此，他成为“匕首刺背”谎言的坚定支持者。离开医院后，他回到慕尼黑，被国防军雇佣，负责调查名为“德意志工人党”的极端团体。

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Arbeiterpartei，DAP）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创始人是机床工德雷克斯勒（AntonDrexler，1884—1942）和体育新闻记者哈勒（KarlHarrer，1890—1926）。该党既反共产主义，又反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德意志种族共同体。不过，该党最初只是一个在啤酒馆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并无明确的行动纲领，也缺乏影响力。9月，负责监视该党的希特勒经人推荐，决定以此为政治生涯的起点，成为该党的第55名成员和主席团第7名委员。起初，希特勒仅仅负责宣传工作，但很快他便着手改造该党，其中包括以下重要步骤：

第一，更改党名。1920年2月24日，在希特勒的建议下，“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以进一步明确政治目标。

第二，制定党纲。同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二十五点纲领》（25-Punkte-Programm）。党纲的基本原则是极端民族主义，它既要求“只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还希望“所有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国”。除此之外，党纲还包含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如没收战争受益和非劳动收入、将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对大百货商店实行公有化等。

第三，推广卐字徽。卐字徽意味着崇拜，最初为许多种族团体和准军事组织使用。从1920年8月起，希特勒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党的首要象征物，并予以推广。不久，红底白圈、带着卐字徽的党旗出现了。希特勒后来这样解释它的象征意义：“在红色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社会理想；在白色中，我们看到了民族的思想；在卐字徽中，我们看到了为雅利安人的胜利奋斗的使命，同时，也看到了创造性工作的思想的胜利，这一工作在本质上是而且一直是反对犹太人的。”

第四，建立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1921年10月，希特勒指示一战老兵罗姆（ErnstRhm，1887—1934）招募一批来自于埃尔哈特海军旅的士兵，成立一支保护党组织的准军事组织，即冲锋队。冲锋队多次发起街头暴力行动，清除对手，制造恐怖气氛。

第五，形成党内独裁体制。1921年7月，希特勒在纳粹党的非常党代会上被选为主席。自此，希特勒在党内确立“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改组后的纳粹党借助希特勒的高超演讲，在巴伐利亚州日益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中发展迅速。到1922年，该党已经拥有6万名注册党员，冲锋队员达到1。5万人。据统计，在1923年秋，中下阶层的纳粹党员比例高达52。1%。此外，一些上层人士也开始加入或关注纳粹党。曾经是德军皇牌飞行团队成员的戈林（HermannGring，1893—1946）便在1922年听了希特勒演讲后加入纳粹党。希特勒还多次被邀请到各种各样的企业赞助会上发表演说，时任德国企业主协会联合会主席的波西格（EnrstB，1869—1933）与重工业家蒂森为纳粹党提供了大量赞助。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它多次攻击中央政府，叫嚷“打倒十一月罪犯”的口号，也引起了极右翼政治家的关注。希特勒通过关系结识了鲁登道夫，并同他多次会谈。卡尔也曾一度把纳粹党视作他对抗柏林的武力支柱之一。

然而，希特勒与卡尔之间并非没有嫌隙。一方面，希特勒过于迫切的夺权心理让卡尔感到危险。另一方面，卡尔等人犹豫不决的政治立场又让希特勒心存不满。在11月的第一周，州政府的退却意图已经流露出来，这更让雄心勃勃的希特勒不可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领导了“啤酒馆暴动”（BeerHallPutsch，或希特勒暴动[Hitlerputsch]）。

11月8日，卡尔在慕尼黑的最大啤酒馆“伯格布劳克勒”（Bürgerbrukeller）向一批政要发表演说，阐明巴伐利亚州在当前政治局势下的选择问题。正在此时，希特勒率领冲锋队和其他极右翼军事组织冲进啤酒馆，宣布举行“国家革命”，废除巴伐利亚州政府和魏玛政府。随后，他用武力强制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答应同自己合作，并邀请鲁登道夫一起参与组建新政权。与此同时，冲锋队在慕尼黑城中大肆追捕犹太人、拷打政敌，夺取了军区司令部，甚至拘禁了州长克尼林。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成功接管军营。更糟糕的是，鲁登道夫居然轻率地放走了卡尔等人，而后者一旦获得自由，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在枪口下被迫作出的宣言是无效的”，并下令解散纳粹党及其相关的战斗组织。

11月9日，希特勒决定殊死一搏。他率领约2000人的纵队，同鲁登道夫、戈林等人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军，试图煽动民众和国防军支持他们的政变。在那里，他们遭到了警察的阻击，16人被击毙。希特勒两天后被捕入狱。1924年4月1日，慕尼黑特别法庭判处他5年监禁，但强调他有着“纯粹的爱国动机和光荣的意图”，允许他在6个月后可以假释。其他一些纳粹党徒也得到了轻判，鲁登道夫甚至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一结果充分显示了法官阶层和巴伐利亚州极为浓厚的保守政治心理。

在“啤酒馆暴动”的同日，中央政府终于找到了同巴州政府的共同立场。艾伯特下令由陆军总司令泽克特将军代替国防部长格斯勒，接管紧急情况下的全部特权，并发布《告德国人民书》，号召民众保卫德国的“统一、秩序和自由”。

尽管卡尔直到1924年2月17日之前仍然保留着“国家总督”的头衔，但经历过“啤酒馆暴动”的巴州政府却收敛了对抗柏林的野心。在同中央特派员的谈话中，克尼林明确表示放弃恢复君主制的想法，连卡尔也不再追求独裁权。施特雷泽曼内阁面临的极右翼威胁告一段落。

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已存在多年。该地同法国相邻，且属天主教区，受法国影响较深。拿破仑战争期间，该地率先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维也纳会议后，被强行划归新教的普鲁士，成为莱茵省和威斯特法伦省，但保留了部分商业特权。一战结束时，该地被协约国占领，一些分离主义者深受鼓舞，开始寻求同普鲁士划清界限、进而成立独立共和国的可能性。鲁尔危机（Ruhrkrise）爆发后，莱茵分离主义运动再次兴盛起来。1923年3月，分离主义者举行会议，要求扩大占领当局发行“莱茵货币”的范围，并且成立“莱茵理事会”来代替普鲁士的行政机构。4月，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的法军将领查理·芒让（CharlesMangin，1886—1925）向总理普恩加莱递交一份成立莱茵共和国（RheinischeRepublik）的备忘录，并邀请多尔滕（HansAdamDorten，1880—1963）访问巴黎。8月15日，各种分离主义团体协商成立“联合莱茵运动”（VereinigteRheinischeBewegung），明确把莱茵地区从普鲁士分离出去、并成立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作为斗争目标。10月16日，分离主义者打出了绿白红三色旗，作为莱茵共和国的国旗。在随后一周中，亚琛（Aa）、波恩（Bonn）、科布伦茨（Koblenz）、美因茨（Mainz）、特里尔（Trier）、威斯巴登（Wiesbaden）等纷纷出现了夺权行动，法比联军还帮助分离主义者阻击政府军。10月21日，分离主义者宣布成立“莱茵共和国”。马特斯（JosefFriedrichMatthes，1886—1943）被选为总理，定都科布伦茨。26日，法国将领、协约国莱茵地区高级委员会主席保罗·蒂拉尔（PaulTirard，1886—1945）公然宣称该共和国为合法政权。11月12日，施佩耶尔（Speyer）还出现了“普法尔茨共和国”。

德国政府立即向巴黎发出措辞尖锐的照会，表示强烈抗议。该行动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10月24日，法国总理表态支持“莱茵共和国”，但拒绝签署任何纸面协议。与此同时，民众的反对声也阻碍着分离主义运动的继续前进，一些城市相继发生流血冲突。分离主义者内部为此出现了激烈的争论。11月22日，蒂拉尔在科布伦茨召见多尔滕，告诉他，法国已经向英国保证结束分离主义运动，并威胁将用武力取缔他们的活动。

在失去法比联军和民众的支持后，莱茵分离主义运动很快陷入低潮。“莱茵共和国”在11月底失去了直接控制权，马特斯和多尔滕先后离开德国，逃往法国。“普法尔茨共和国”则消失在1924年2月。

三、货币改革

施特雷泽曼内阁的最后一项使命、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难题，便是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稳定货币。

自1923年8月以后，马克的价值一路下跌，而且速度倍增。8月1日，1美元兑换110万马克。到9月1日上升为972万，10月1日达到2。4亿！

恶性通货膨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重新洗牌。大工业家以不动产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大获其利，如斯廷内斯在此期间拥有1535家公司，将业务从采矿、煤业和海洋及国内航运扩展到造纸、钢铁、能源、出版、银行和保险等行业。相比之下，工人的失业率大为提高，实际工资明显下降。但受损最严重的却是中间阶层，如房主、职员、小储户等。他们以货币作为主要财产但又不能及时将之兑换为不动产，因而财产缩水极为严重，并导致社会地位下降，甚至连“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

令政府更为担忧的是，货币贬值还带来一连串道德问题乃至政治危机。据统计，该时期，德国成年人和年轻人的犯罪率都创下了1882—1952年70年间的最高纪录。在此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演变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共和国成为不少人诅咒的对象，上文提到的各种挑战也或多或少地赢得了心有不满者的支持。

施特雷泽曼在8月15日的国会演说中，就指出其任务是“稳定国家财政，过渡到一种稳定的货币”。但在第一届内阁中，对于新货币的基础却存在争议。恢复货币价值，必须首先恢复民众对于该货币的信任。当时，世界上流行金本位制，即货币需要相应的黄金储备。而战后德国的黄金稀缺，无法支撑新货币。经济学家黑尔费里希曾提出“黑麦马克”（Roggenmark）的想法，即让新货币与黑麦的价格挂钩，1马克相当于1磅黑麦的价格。黑麦是德国的主要农产品，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同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一方面用德国全部工农业地产充当付息的地产债，另一方面发行生息的地产抵押银行债券，由上述地产债做担保。但是，该建议遭到财政部长希法亭（Rud，1877—1941）的抵制，而后者却没有其他建设性想法。

第二届施特雷泽曼内阁成立时，希法亭不再担任财政部长，同时10月13日国会又通过了《授权法》（Ermgsgesetz），允许政府“在它所认为情况紧急的财政、经济与社会领域中采取必要措施”，甚至可以“偏离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这使得货币改革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政府颁布《货币法》（Whruz），宣布成立德国地产抵押银行（Deutsbank），发行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它基本延续了黑尔费里希的方案，只是用黄金取代黑麦作为计值标准。全国土地、商业、工业和银行总额被确定为32亿地产抵押马克。地产抵押银行则发行24亿地产抵押马克，其中一半提供给政府，另一半由银行贷款给企业。根据规定，地产抵押马克只是临时性货币，11月15日开始发行。由于地产抵押马克的总值已经确定，而且它依据的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而很容易获得民众信任。与此同时，杰出的经济学家沙赫特（HjalmarSchacht，1877—1970）于11月12日被任命为货币专员，并最终在12月22日接任国家银行总裁。在沙赫特的努力下，在地产抵押马克正式流通后的第6天，马克价值达到了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高点1∶4。2万亿，随后开始稳定下来，大致形成了10亿纸马克相当于1个地产抵押马克的比值。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

1923年无疑是魏玛共和国史上的危机之年。德国事务的忠实观察者、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d’Abernon，1857—1941）在年底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危机之年终于结束了。内外危险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威胁到德国的整个未来……这些危险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产生效果，或者这个国家的内在结构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或者它同外部的联系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些危险中的每一个时刻只要未被制止，那么期待整体和平安宁的希望都会落空。德国的政治领袖们还未习惯于公众向他们献上桂冠。但是尽管如此，那些经历了这些危险却仍然成功控制住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认同”。

这段话指出了观察1923年危机及其解决的一个独特角度：为什么虚弱的魏玛共和国竟然能够度过1923年危机之年？

从外部来看，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阻止了反德势力（尤其是法国）的进一步行动。鲁尔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无法解决的赔款问题，而赔款问题又牵涉到英、美、法之间的战债联系、法国对于自身安全的顾虑以及英国对大陆均衡局面的思考。这种格局从一开始就缩小了法比联军的活动余地，也最终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基本走向，即德国结束“消极抵抗”、法比结束鲁尔占领、赔款问题的主导者从法国转向美国。从这一角度而言，恰恰是《凡尔赛和约》所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联系，保障了德国的民主体制得以在强权对峙的缝隙中找到继续生存的空间。

从内部来看，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的确为保卫魏玛民主做出了巨大贡献。艾伯特便是这些杰出政治家中的一位。不可否认，艾伯特有着一些固执偏见，如对苏联的极端反感、对德共的警惕，但他对于《魏玛宪法》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却是坚信不疑的。在1923年，他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曾发布了42次紧急条令，创下了魏玛历史之最。其中，既包括应对货币贬值的紧急措施，也包括把军事处置全权授予国防部长这样的法令，但其目的是“尽快恢复议会制的运行能力”，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施特雷泽曼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如果没有他审时度势地考量国际关系的现实走向，当机立断地结束“消极抵抗”政策，鲁尔占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仍然是一个无解之结；如果没有他坚定地平息来自于左右两翼和分离主义者的挑战，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恐怕只能沦为泡影；如果没有他当机立断地通过货币改革方案，噩梦般的恶性通货膨胀大概会成为共和国的催命符。尤为重要的是，这位曾经高调宣扬君主制的政治家最终却以尊重国会信任投票的方式离开总理职位，以实际行动遵守了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由于他对魏玛政治和外交的巨大影响，后来的史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施特雷泽曼时代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中心。”

进一步而言，在1923年，投身于共和国救亡运动的还包含广大爱国民众。与6年后不同，1923年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亡国的危机感。由于鲁尔占领及其背后的赔款困境，中央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与蛮横无理的协约国政府。一种抵御外侮的共同心理团结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这是“消极抵抗”得以开始的最初动力。在随后的左右翼进攻和分离主义运动中，中央政府同样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表明，至少在1923年，国家统一和魏玛民主仍然是广受认同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