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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1923年危机 一鲁尔危机与消极抵抗（第1页）

第三节1923年危机一、鲁尔危机与消极抵抗

1922年11月22日，在艾伯特总统的强烈干预下，魏玛共和国的第七届内阁在一位无党派经济学家古诺（Wilhelmo，1876—1933）的领导下成立。

古诺内阁是各党派拒绝负责而暂时容忍的结果。它既不是一个获得议会多数派政党支持的政府，其中间偏右的政治色彩仅仅得到了社民党“善意中立”政策的容忍；它也不是一个专由政党政治家参加的政府，其多名阁员是同议会毫不相干的传统官僚，连古诺在内共有6位无党派人士。政府纲领也未能如往常那样经过国会表决，而只是受到各党派的“赞同性的注意”。古诺内阁从一开始就被人戏称为“事务内阁”。

在此局势下，古诺内阁的活动空间显然是极有限的。对内稳定货币、对外解决赔款问题似乎是它的唯一两项使命，其中尤以后者为重。古诺接过了前任的口号“要面包，不要赔款”，其实质仍然是“修约”政策的延续。具体而言，他在两方面展开了外交攻势：其一，继续提交延期赔付的申请，并试图借助英国来说服法国；其二，主动提出由莱茵河相关利益国（法、德、英、意）缔结一项安全条约，承诺30年内不经全民表决相互不得进行战争，并由美国担任这一和平协定的保证人。

然而，这两项努力都没有成功。在12月9日开始的伦敦会议上，法方一口否决了德方提出的延期赔付的申请，并主张用此前已提出的“产品抵押”计划取而代之，即在德方无法履行赔付义务时，采取占领鲁尔区、直接获取产品的方式。其次，古诺内阁错误估计了英美两国的立场。英国新首相博纳劳（AndrewBonarLaw，1858—1923）是一位亲法派，主张修复英法关系。同时，英国正忙于处理近东地区的希—土纠纷，对赔款问题并不上心。德方建议虽然受到美国朝野欢迎，但孤立主义的外交氛围与战债问题上的僵硬立场，都阻碍了美国政府承担任何保证人的责任。

如此一来，古诺内阁在外交上再次陷入僵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政府一步步地做好入侵准备。恰在此时，德国又留下了可供对手制造事端的机会。1922年底，德方声称，由于拥有森林所有权的各州政府拒绝按照业已贬值的商定价格来出售木材，因而无法赔付10万根电线杆。法方拒不接受该解释。赔款委员会裁定德国拖延赔付是有意过错，从而为制裁德国开辟了道路。一场围绕鲁尔区的斗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部队6万人（后增加到10万人）以保护法、比、意三国工程师组成的“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Inter-Allied-Mission，下面简称“Micum”）为名，占领鲁尔区。当日，普恩加莱先后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发表声明，解释占领行动的目的：“我们是为了取得煤矿，就为这个；倘若这一追求给我们提供机会，在明天或稍迟些时候，同一个变得更容易通融的德国，或同一些苛求不高的企业家交谈，我们就不推托谈话”，“我们根本无意扼杀德国、破坏和欺侮德国，也根本不想使它贫穷……我们想从德国获得它可以合情合理地交付给我们的东西。”法国众议院以452∶7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占领行为。

在随后几个月中，占领军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起初，联军希望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分化抵抗力量。1月11日，军政府规定，Micum有权在整个占领区巡视、进入办公室、矿区、工厂和火车站，有权获取所需文件、统计数据和档案材料，对任何抵抗行动采取“严肃的报复”。Micum随后同占领区的重工业家代表谈判，要求缔结运送煤炭的合同。此外，它还向当地工会提交一份提高工资的计划，以期待工人们的配合。当这些努力均告失败后，联军转而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强制收取煤炭税，驱逐、逮捕、甚至枪杀抵抗者的行动开始增多。他们迅速处理抱有敌视态度的媒体，到9月15日为止，大约有173种报纸被停刊。10个月间，莱茵和鲁尔两地共有14。7万名公务员及其家属遭到驱逐。到11月底，10万名以上的铁路职员及其家属被驱逐，2564名铁路职员被捕，其中400人被判处共计400年的监禁、20年苦力和4325金马克的罚款，8名被杀，269名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5月的克虏伯（Krupp）工厂骚乱中，13名工人命丧法军枪下。截至11月，占领区共有132人丧生。

不过，联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占领效果。到4月底，联军仅获得大约23。8万吨的褐煤，还不到计划的6%。为弥补缺口，法国不得不加大从波兰、捷克和英国的煤炭进口。与此同时，法国收进的赔偿总额只有12。8万英镑，仅为1922年同期的1%。

在德国，对于法比联军的占领行为虽有各种准备，但却极为零散，直至占领当日也未能最终完成。

占领当日，德国总统和政府联合发布《告德国人民书》（AufrufandieBevlkerusds），宣布推行“消极抵抗”（passiveWiderstand）。具体内容包括：（1）召回驻法、比两国的大使；（2）停止偿付赔款和实物；（3）指令鲁尔区民众不得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不得为占领者服役并提供物资供应，指令被法国占用的矿井、工厂和铁路停工停产，凡遭占领军解雇和驱逐者及停产损失，都将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

“消极抵抗”政策让古诺内阁面临执政以来的新局面：德国社会自一战爆发以来首次出现对外团结一致的立场。在占领区，消极抵抗的参与者席卷所有社会阶层。煤炭辛迪加在入侵前夜从埃森（Essen）迁往汉堡。钢铁工业家协会单方面废止对法运送合同。重工业谈判代表蒂森（FritzThyssen，1873—1951）因拒绝合作而被捕。工人们不仅不接受法方提出的利润分配计划，还联合起来声援被捕入狱的资本家。他们还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法国官兵使用他们的浴室，不愿与后者分享食品和取暖。更令法国人感到失望的是，连波兰矿工工会也站在德国人一边。占领区的警察拒绝向法比联军的旗子敬礼，甚至为此丢掉工作。在17万铁路职员中，只有8355人愿意合作。

不过，尽管德国政府多次要求民众保持冷静，但“积极抵抗”的案例仍然不少。3月起，偷袭联军的枪声开始出现。到6月16日为止，莱茵和鲁尔地区已发生38起诸如破坏铁轨等恐怖事件。

当然，无论是消极抵抗还是积极抵抗，都得到了德国政府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凡是为抵抗入侵而献身者，都被冠名为“民族英雄”。从2月起，政府接过了劳资协商成立的“莱茵鲁尔救助基金”（Rhein-Ruhr-Hilfe），资助“消极抵抗”所引起的一切花销。在一般情况下，该基金是普通救济金的3倍。政府为此准备了5000亿马克的资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行动连同“消极抵抗”本身对于德国政府的负面影响愈加明显起来。一方面，联军行动严重影响到占领区民众的正常生活。时间越长，市民们对抵抗政策的未来越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抵抗政策在实践中更加剧了社会负担。据统计，在前6个月，中央政府的花费达到900万兆马克。货币贬值的趋势因此加速。在1月，美元与马克之比为1∶7525，到5月已降到1∶31700。

走投无路的古诺内阁于6月7日答应由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来决定赔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并愿意用德国铁路收入、所有工业和地产做抵押作为赔偿支付的担保。这是德国首次明确提出保证赔偿支付的赔偿建议。但法国仍感到不满。此外，英国迫于偿还美国战债的压力，也不愿意支持德国。德国的这份照会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古诺内阁在外交斗争中的败相日益明显，它在民众中的威信也一落千丈。7月底，1美元的价格超过100万马克，纸币流通量蹿升到44万亿马克，德国经济已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混乱状态。绝望情绪开始蔓延，不少地区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动，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都迎来了大量支持者。原本对古诺内阁持容忍态度的各政党开始抛弃总理。8月11日，社民党国会党团以极大多数通过决议，表示不再信任内阁。中央党和人民党随后表示赞成。次日，古诺黯然离职。

在共和国的短暂历史上，很少发生像1923年8月11日内阁更迭风波那样，各党派如此迅速而统一地推出继任者——人民党主席施特雷泽曼（GustavStresemann，1878—1929）。然而事实上，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施特雷泽曼却是少数几位充满着巨大争议的政治家。这位出身平民家庭的经济学博士早年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形象驰名政坛，反对《凡尔赛和约》，并多次指责魏玛民主体制，甚至希望恢复君主制。但进入二十年代后，他却“从民族主义激进派演变为实事求是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的清醒的现实政治家”。这种转变甚至连党内同仁都无法理解。但在共和国的生存危机中，其坚毅性格、卓越口才与高超手腕使他仍然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施特雷泽曼主持了两届内阁（8月13日—10月4日；10月6日—11月23日），只做了103天的总理，因而被称为“百日内阁”。尽管时间很短，但他在外交领域中的突破，让共和国的发展重见曙光。

如前所述，德国的6月7日照会在一定程度上已满足了美英两国的要求，但最终仍然遭到法国的抵制。德法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重启赔款谈判的前提究竟是先结束“鲁尔占领”（Ruhrbesetzung），还是先结束“消极抵抗”？这里既牵涉到它们对于安全问题的疑虑，也反映了两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同样是新总理不得不面临的难题。他最初对英国充满期待，但后来也认识到英国不会为赔款问题而去破坏英法关系。9月20日，英法首脑再次强调了双方的合作立场，验证了其判断。在此情况下，施特雷泽曼于同日表示，德国必须无条件地放弃“消极抵抗”政策。9月26日，他正式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

“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束，为解决鲁尔占领与赔款问题铺平道路，尤其使法方拒绝谈判的理由不再成立。虽然普恩加莱的强硬态度并未收敛，他甚至在9月27日还对德古特等联军将领下达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的指令。但在国内，希望结束占领的呼声开始增强。法国总统米勒兰和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福煦元帅都认为，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让法国势力渗入到鲁尔区。一直反对法国出兵的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发动舆论攻势，对政府施加压力。

进一步而言，德国的新立场让它拉近了同英、美之间的距离。9月28日，施特雷泽曼向美国发出呼吁，希望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重新采取主动。10月5日，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访问美国，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关注欧洲问题。4天后，美国总统柯立芝（JohnCoolidge，Jr。，1872—1933）回应，美国仍然遵守1922年12月底提出的赔款方案。10月15日，美国正式同意参加赔偿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这标志着法国主导战后赔款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

二、持续性的社会动**——纳粹运动的兴起

自1921年以来，德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如在1921年2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德共获得7。41%的选票；在梅泽堡（Merseburg），它得到62%以上的选票，成为当地的最大政党。至1923年10月，德共成立了800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团结了10万名工人，作为“防御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挑衅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机构”。

施特雷泽曼上台后，德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8月16日，普鲁士内政部长泽韦林发布了针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9月初，一些共产党机关报被禁止发行。

但武装起义还是合法执政，却是当时德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德共中央在10月20日做出全国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决议。但是，在10月10日和16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州却出现了由共产党人参加的左翼联合内阁。当地的共产党员在开姆尼茨召开聚会，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提议立即撤销10月20日的决议。

事实上，无论德共选择哪一条道路，中央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理。9月底，国防军进驻两州。10月22日起，《红旗报》（DieRoteFahne）被禁止发行。国防军随后占领德累斯顿。在中央特派员的监督下，州议会选出一个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州政府。11月12日，德共部长也被迫退出图林根州政府。此后，德共在两州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百人团被解散，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由于开姆尼茨会议做出的延期革命的决议未能及时传送到汉堡，故而当国防军进攻萨克森的消息传来时，以台尔曼（ErnstThlmann，1886—1944）为首的德共汉堡组织仍然于10月23日举行武装起义，以期牵制中央军队。300多名起义者袭击警察哨所，夺取了170多支来福枪，并前往市中心争取民众支持。由于力量悬殊，起义者只坚持3天便退出阵地。11月23日，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取缔。汉堡起义的失败，标志着左翼革命浪潮进入低谷。

其实对于施特雷泽曼内阁而言，真正的威胁或许并非来自左翼，而是来自极右翼。回顾共和国历史，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最不遗余力的攻击来自于形形色色的极右翼政治家。当取消“消极抵抗”的政策公之于众时，来自于极右翼的反应极为强烈，要求政府立即“与法国决裂”。

更为离谱、但别有用心的反应来自巴伐利亚州。9月25日深夜，该州赶在中央政府结束“消极抵抗”的声明公布之前擅自决定在内部实行紧急状态，任命一位君主主义者、前州长卡尔为“国家总督”（Geskommissar），并授予他以独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