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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魏玛宪法与凡尔赛和约2（第1页）

第二节《魏玛宪法》与《凡尔赛和约》2

在此背景下，当鲍尔内阁做出裁军决定后，国防军内部（尤其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志愿军团）自然感到极度愤慨。柏林军区司令官吕特维兹拒不接受裁军命令，还四处联络极右翼势力，制定暴动方案。3月11日，他当面向艾伯特和诺斯克提出“立即选举国会、全民选举总统、由专业人士担任内阁部长、将陆军总司令莱因哈特将军撤职”等要求。与此同时，在极右翼政治家卡普领导下的东普鲁士也出现**迹象，反民主的鼓动宣传不断强化。正在回撤途中的波罗的海志愿军团亦对裁军命令表示抵制。

对于军方的这些举动，鲍尔内阁的反应过于迟钝。直到3月8日，内阁才决定派遣国家特派员前往东普鲁士。3月11日，艾伯特拒绝了吕特维兹将军的要求。随后，诺斯克以越权为由将之解职，并试图逮捕卡普等人。

然而为时已晚。在3月12日的内阁会议期间，诺斯克突然收到消息，驻扎在柏林近郊的埃尔哈特海军旅已向首都进军，并要求政府在次日7点前接受此前吕特维兹提出的要求、并恢复吕特维兹的职务、赦免参加行动的官兵等条件。

当晚，除了陆军总司令等少数将领支持政府外，其余将领都反对作战。泽克特将军表示“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火”。于是内阁只能先行撤出柏林，前往德累斯顿。在那里，总理和总统共同呼吁所有工会联合发起总罢工。1天后，由于驻防德累斯顿的国防军将领突然倒向叛军阵营，鲍尔内阁又连夜撤往斯图加特。

叛军控制柏林后，宣布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并成立以卡普为总理的新政府。暴动得到了一些保守派居多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如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汉堡市、图林根州等。这就是“卡普吕特维兹暴动”。

不过，令卡普政府失望的是，三个反对党并不接受他们的方案，因为右翼并不看好缺乏经验的军人政府，而共产党则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与此同时，所有工会响应政府的号召，在叛乱当日就发动总罢工。随后，罢工风潮从柏林扩大到全国。据后来统计，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1200万。柏林很快陷入混乱状态。在鲁尔区，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还在3月13日组织了一支50万人之众的“红色鲁尔军”（RoteRuhrarmee），用武力方式抵制叛军。

撤到斯图加特的鲍尔内阁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除了各地罢工者的支持外，政府陆续得到了符腾堡、巴登、巴伐利亚、普鲁士等州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3月15日，协约国表示，拒绝承认卡普政权，并准备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集结部队。

3月16日，鲍尔内阁拒绝接受卡普递交的谈判条件。次日，毫无选择余地的卡普把权力移交给吕特维兹。这场只有5天的军事政变至此结束。

吕特维兹逃往匈牙利，直到1921年才回国，用支付押金的方式被免予起诉；卡普逃往瑞典，到1922年3月回国并接受了公开审判，但不久死于癌症。由于法官们的立场偏右，其他暴动者并没有受到严惩。在705项受到指控的暴动案件中，到1922年案件终结时，有412项获得赦免，109项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被取消，176项刚刚提交正式审判的程序，7项仍在等待中，只有1项进行了宣判（5年有期徒刑）。若同此前巴伐利亚代表会共和国的案件相比，这一判决结果显然太轻。在前者案例中，共有52人被起诉，其中1人被判死刑，其余人的刑期总计达到135年零2个月。

在同吕特维兹卡普暴动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大工会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总罢工的方式来保卫共和国。这是工人阶级支持民主制度的显著表现。

与此同时，左翼工人运动的革命记忆也被唤醒。一方面，对于魏玛政府偏向右翼反革命者的批评大量涌现，尤其针对国防部长诺斯克；另一方面，借机推动革命前进的呼声再次响起。3月14日，共产党打出了“不要国会。不要艾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旗号。

对此，鲍尔内阁早有警觉。3月16日，内阁发表声明，要求民众、军方和民政机构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在叛军退出柏林后，内阁除了决定通缉主要暴动领导者外，另一项命令就是“取消总罢工”。当晚，鲍尔亲自致电柏林的全德工会联盟（AllgemeischerGewerksd，ADGB，以下简称“自由工会”）主席列金（CarlLegien，1861—1920）和鲁尔区的中央特派员泽韦林（CarlSevering，1875—1952），希望他们动员罢工者在两天内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事态仍然朝着政府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3月18日，除了铁路与邮政系统结束罢工外，工会仍然坚持罢工，并拒绝内阁回到柏林，直到接受它们的条件为止。工会提出的条件后来被称为“九点纲领”（eprogramm），主要反映左翼工人运动自革命以来的三大诉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和清除右翼（或偏向右翼）的政治家。其核心是成立一个“工人政府”。

3月20日，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接受“九点纲领”，诺斯克等人立即辞职，其他事宜将通过“合法形式”逐步实现。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进一步提出，工人必须有权参加普鲁士安全警察部队，内阁必须放弃用武力对抗鲁尔红军。这一附加条件在2天后被接受。于是，工会、多数派社民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22日联合发布号召书，宣布大罢工将在次日结束。24日，政府与各政党代表在比勒菲尔德签署协定，遵守“九点纲领”，并要求红色鲁尔军放下武器，同时国防军保证不进入鲁尔区，并承诺对所有罢工者实行赦免。

但是，在3月2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与共产党再次改变战略。他们反对“任何与妥协式的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当日发表的共产党声明也表达了相同要求。由左翼派别组成的“红色鲁尔军”则在3月22日占领了整个鲁尔区，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有效性。

4月2日，国防军与安全警察部队以及尚未解散的志愿军团联手实行武力镇压。到4月5日，这场内战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

不过，比内战危险更严重的是，国防军进驻鲁尔非军事区的行为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4月6日，法国军队以德国违反和约规定为由，派军占领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等城市，并在当地实施严控。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红色鲁尔军的效果，以致当地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直到5月17日，当法国在英国的强硬抗议下决定撤回军队后，鲁尔区的军事行动才最终结束。

与处理卡普吕特维兹暴动的缓慢和轻率不同，魏玛政府在对待左翼革命者的处置上可谓迅捷而严厉。2400多名革命者被捕，其中41人死刑。此外，国防军还设立军事法庭，判处参与红色鲁尔军的208名军人监禁，开除123人。

在左翼革命运动兴起的同时，鲍尔内阁也走到了尽头。它本来便担负着“签字内阁”的精神重压，现在又没有及时觉察极右翼势力的暴动企图，并在暴动初期无力调动国防军组织有效抵抗，自然失去了民众和各党派的支持。3月27日，鲍尔内阁的外交部长、多数派社民党主席米勒继任总理，继续维持魏玛大联盟的内阁。

不过，米勒内阁也没有走多远。仓促进行的6月大选彻底埋葬了继续民主改革的希望。多数派社民党的得票率从37。9%骤降到21。6%，只获得了113个议席，它所失去的50个议席几乎被另两个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所分享，其中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席从22个增加到81个，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共产党获得了2个议席；民主党议席从75个减少到45个，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议席从91个减少到89个，它们所减少的议席全部被两个右翼政党所获得，再加上人口调整而增加的选民因素，人民党议席从19个猛增至62个，民族人民党从44个增加到66个。如此一来，“魏玛联盟”（47。8%）在新的国会中无法占据绝对多数。作为第一大党的多数派社民党曾想过扩大魏玛大联盟的基础，吸纳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内阁，但后者坚持不与资产阶级一起组阁。反之，多数派社民党又不愿意同中间靠右的人民党一起组阁。在这种局面下，多数派社民党国会党团最终决定恢复在野党的身份。

6月大选是魏玛共和国早期政治史的转折点。自此之后，“魏玛联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在1924年之前，共和国还将迎来5位总理6届内阁。这表明它的政治格局趋于动**，摇摆不定。

6月大选后，共和国并未如愿恢复平静。相反，赔款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高悬于上。围绕在赔款问题上的外交博弈，成为魏玛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捉襟见肘、甚至不断更迭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战的双方而言，“战败国赔款”本是无可争议的准则。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交战双方都已经把战争赔偿作为各自战后处理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战争结束，各国的态度多有变化：德国转而不希望承担赔偿责任；英法因面临的经济困境而期待从德方获得更多赔偿。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在战债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进一步缩小了英、法两国的回旋余地。战争前后，美国政府一共向协约国提供了称之为“战债”的103。5亿美元贷款，其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借款最多，分别为42。77亿美元、34。05亿美元和16。48亿美元。同时，这三个国家又与其他协约国之间存在债权和债务关系，如英国共欠战债64。89亿美元，同时有17个国家欠英国104。45亿美元；共有11个国家欠法国34。63亿美元，意大利也有外债3。90亿美元。协约国希望美国减免战债，以便它们降低对德国赔偿的期待，从而实现欧洲的经济复兴。但是，美国一方面受制于偿还战争公债（总金额高达225亿美元）的压力，认为延缓甚至减免战债是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用战债来压制欧洲的军事发展和社会消费，从而稳定国际汇率，因而坚决反对把战债与德国赔偿联系起来。

在此背景下，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在赔偿总额、范围、期限、理由等方面都存在争议，但最终仍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由一个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以前提出一个完整的赔偿方案、战争费用也应该计入赔偿费用中、30年的赔偿期限可酌情延缓、战争赔偿与战争问题挂钩（即和约第231条）。

但是，这些共识对德国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赔款问题成为一战后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始终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究其实质，赔款问题不仅是德国是否赔款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也牵涉到魏玛政府的外交斡旋是否满足民族自尊心的能力考验，更成为协约国之间解决战债问题、恢复欧洲经济的焦点所在。

《凡尔赛和约》通过后，“修约政策”（Revisionspolitik）一直是魏玛政府基本的外交立场。其中，赔款问题是最重要的修约内容。简言之，德国期待赔款问题的解决途径是：（1）减少赔款总额；（2）与战争罪责脱钩。

但是，这种想法在现实中却很难付诸实践。其原因是：第一，美国作为欧洲债务的债权人，既不参加赔偿委员会，又拒不减免战债，以至于战债与赔款之间的死结始终无法解开，增加了协约国确定德国赔偿数额等问题的难度。第二，缺少美国参与的赔偿委员会体现了对德索赔的强硬路线，1919年12月成立的赔偿委员会由法国人担任主席，当投票出现平局时，法国总统拥有裁决权。赔偿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巴黎，所有安排都预示着法国人在赔偿问题上不容置疑的权威。

正因如此，1920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关于赔偿问题的国际会议均无果而终。直到6月21日，协约国才在布洛涅（Boulogne）会议上确定了德国分42年偿付2690亿金马克的方案，但这相当于德国1913年国民收入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