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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魏玛宪法与凡尔赛和约2（第2页）

新组建的费伦巴赫（Fehrenbach，1852—1926）内阁立即表示反对，并提请7月召开的斯帕会议重新讨论赔款问题。但是，协约国不予理睬，迫使德国代表团签署《斯帕议定书》。

1921年1月7日，情况有所变化。赔偿委员会中的法国代表塞杜（JacquesSeydoux，1870—1929，又译“塞杜克斯”）提出一份临时赔偿的建议：德国在未来5年间每年支付30亿金马克，在此期间协约国再商定赔偿总数。塞杜方案获得了英、法两国的认可，德方也表示接受。

正当双方围绕塞杜方案准备进一步谈判时，又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法国新任财长杜梅（PaulDoumer，1857—1932）持更为严厉的索赔立场；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催缴战债的压力下，转而希望尽快确定赔款总额。于是，在1921年1月24—29日召开的巴黎协约国最高会议上，英法两国抛弃了塞杜方案，提出新的赔偿计划：（1）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分42年偿还；（2）最初两年，德国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并上缴出口税收的12%；（3）11年后，德国的年赔款额达到60亿金马克；（4）协约国占领军和管制委员会的费用另行计算。

2月2日，费伦巴赫内阁向赔偿委员会递交一份“反建议”，希望协约国成立一个新的专家委员会，重新考虑赔款问题。但在协约国看来，这份“反建议”充分暴露了德国政府的“修约”企图。于是，随后举行的第二次伦敦会议（2月21日—3月14日）转而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3月8日，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三个莱茵河港口城市，继续施加压力。德国曾想寻求美国的援手，但后者却不愿意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4月27日，赔偿委员会提出“伦敦赔偿方案”：（1）德国的赔偿总额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2）德国为支付赔偿，将发行A（120亿金马克）、B（380亿金马克）和C（820亿金马克）三种债券，其中C类债券可以留待德国有能力支付时再行偿还，其余的赔偿额除1921年5月31日以前先行交付的10亿金马克外，按每年20亿金马克固定赔偿额进行偿还；（3）不固定赔偿为每年出口值的26%；（4）两种偿付均在每年分四次缴纳，德国以海关税收、出口品征税的25%作为担保；（5）德国开支由赔偿委员会下属的保证委员会来进行监督，以确保能够优先偿付赔偿，若德国拒不履行上述规定，协约国有权控制德国税务，扩大征收德国税款，并制定其他方案。据此，协约国获得了重新对德国采取行动的权力。

美国政府迅速表明不介入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费伦巴赫内阁不得不面对“修约政策”无法推进的残酷现实。在人民党表示退出政府后，5月4日，内阁决定总辞职。这标志着以对抗协约国赔款主张为主的“修约政策”告一段落。

5月10日，费伦巴赫内阁中的财政部长、民主党人维尔特（JosefWirth，1879—1956）接受了组阁使命，共同承担执政责任的是多数派社民党人和中央党人，一位无党派政治家罗森（Friedri，1856—1935）出任外交部长。维尔特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履约政策”的核心思想：即用使协约国信服的支付诚意来证明，强加给德国的负担超过了人民的经济力量。随后国会批准政府接受协约国的最后通牒。

除总理维尔特外，新任重建部部长的拉特瑙也是该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拉特瑙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获得过电化学的博士学位。其父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通用电气公司（AEG）。1915年起，拉特瑙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德国轻工业界的领军人物，在政治和经济立场上与以斯廷内斯（HugoStinnes，1870—1924）为代表的重工业界背道而驰，主张德国用一个能展示自己良好信用的方案，来赢得协约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创造一种氛围，以便让德国的赔款问题成为欧洲及世界重建的组成部分。在走马上任后，拉特瑙在国会中不断强调“履约”的重要性。

自此，“履约政策”成为德国外交方针的主要倾向。在第一届维尔特内阁期间（1921年5月10日—10月22日），“履约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德、法两国走出和解第一步，签订了《威斯巴登协议》（WiesbadenerAbkommen），同意由德国民间团体负责向法国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并直接同后者联系。第二，德国如约在1921年8月31日前支付了10亿金马克。第三，审判部分战犯。第四，说服巴伐利亚州卡尔（GustavRittervonKahr，1862—1934）政府，解除志愿军团的武装，特别是所谓“奥尔格施”（esch，全称是“anisationEscherich”）的团体。第五，颁布安全紧急条令，禁止极右翼的活动。1921年8月26日，原埃尔哈特海军旅的两名军官刺杀了埃茨贝格尔。总统随后于8月29日发布名为《保护共和国法令》（Republikschutz-Ver）的紧急状态令，禁止煽动以暴力修改宪法或犯有类似违法行为的报纸出版，或在同样的前提下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

然而，维尔特内阁的“履约政策”也很快遭遇瓶颈。首先，“履约政策”让德国经济难以为继。货币的贬值速度远远快于税收的增长速度，协约国也不愿意向德国提供长期贷款。其次，“履约政策”在政治上把中央政府推向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同“修约”的口号相比，“履约”自然在情感上无法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尤其在关于上西里西亚的归属问题上，维尔特内阁遭遇到重大危机。国联不顾公决结果，把上西里西亚的绝大部分工业区（包括德国人居多数的城市）都割给波兰。这将维尔特内阁推到了火山口上。国内舆论长篇累牍地批判政府的“卖国行为”。内阁部长与维尔特之间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最终，10月22日，维尔特宣布辞职。

第一届维尔特内阁的下台，标志着“履约政策”出现拐点。德国政治家们被迫思索外交路线的突破口。

在艾伯特总统的周旋下，维尔特愿意留任总理，并于10月25日组成新内阁，是为第二届维尔特内阁。魏玛联盟的三个政党仍然是该内阁的主要支柱。

新内阁面临的首要问题依旧是如何按期支付赔偿金。维尔特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延期两年支付1922年1月15日和2月15日到期的赔款，并继续要求拥有整个上西里西亚。这一次似乎得到了战胜国的理解。1921年11月，赔款委员会成员访问柏林，亲自确认此前的赔偿方案无以为继的现实。英法两国领导人在1921年12月的伦敦会议上表示理解德国人的困境，并决定于1922年1月6日在戛纳（es）召开协约国最高理事会会议，同时邀请德国参加。

德国在戛纳会议达到了预想目标。在英国的影响下，法国做出让步，同意起草一个保证条约草案。据此，英国同意保证法国的东部边界，以此换取法国在对德赔偿问题上的灵活立场。会议还决定召开欧洲经济会议，邀请德俄两国参加。1月13日，赔款委员会批准德国政府延期支付即将到期的两笔赔款。维尔特内阁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

然而，就在德国准备庆祝戛纳会议的成果前，法国政局的变动再次打破了维尔特内阁的幻想。新任总理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是公认的对德强硬派，还担任过赔偿委员会主席。1月29日，他要求英国修改保证条约，并提出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没有被英国接受。自此，法国对德国的外交立场重新恢复到强硬态势。

在普恩加莱的影响下，赔偿委员会改变了对德同情的立场。3月21日，它向德国政府提出，在延期支付赔款的同时必须每隔10天付清3100万金马克，并且立即制定一项包括改革预算、控制纸币流通以及1922年偿付赔款的计划。维尔特内阁按照要求递交新税纲领后，赔款委员会仍然表示不满，要求德国必须再筹措10亿金马克（此时相当于600亿纸马克）来表明诚意，且在1922年5月31日前制订能够提供这些收入的新税法。它还宣称将对德国财政进行有效监督。

这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引起德国人的巨大反感，连一直推行“履约政策”的维尔特总理和拉特瑙外长（1922年1月21日上任）都无法忍受。4月10日，德国政府拒绝赔款委员会所要求的税收及其对德国财政管理的任何监督。年版，第—页。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治家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那里有一个同德国拥有类似命运的国家：苏俄。

德国与苏俄的接近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虑。从历史上看，两国有着较长时期的合作，如德意志帝国与沙皇俄国曾结成三皇同盟。从现实而言，两国都自视为《凡尔赛和约》的牺牲品，都被排斥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之外。在一些德国政治家和军事家看来，恢复德俄关系还将在以下几方面有利于德国：第一，摧毁波兰，打败法国。国防军高层就设想，德俄联合共同摧毁新复国的波兰，而后在俄国的掩护下，德国可以从容不迫地发起反对法国的“解放战争”。第二，提高德国的外交地位。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马尔赞（AgovonMaltzan，1875—1927）是恢复德俄关系的积极支持者。他在1920年1月曾写道：“德国对协约国的地位只有通过逐渐地利用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才能得以增强。”第三，改善德国经济，拓展海外市场。在大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原料处处长的拉特瑙便已认识到东方政策在经济上的意义。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与俄国结盟……俄国是我们未来的市场，与奥匈帝国的友谊应该一笔勾销。”1919年2月，他在提交政府的备忘录中说：“同苏俄关系正常化，能够决定德国政治和经济的未来命运，俄国和德国之间的利益存在着自然的共同性，德国在对俄政策上，再没有时间作消极的等待了。”

事实上，自革命以来，德国与苏俄之间一直保持着极为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国曾相互敌视，共和国在1918年11月以苏维埃外交人员从事革命宣传为由，断绝了同苏俄的一切外交关系，并要求所有苏俄机构撤离德国；另一方面，拉特瑙与苏俄驻柏林工兵代表会委员拉狄克（KarlRadek，1885—1939）来往密切，1921年起两国又展开了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谈判。法国的强硬态度让拉特瑙对德苏关系充满期待。

4月10日，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的热那亚（Genova）召开。会议伊始，德苏两国代表都发现西方国家对己不利：德国要求修改赔款总额的提案被排斥在正式议程之外；协约国试图让苏俄承认沙俄时期的债务、并分享俄国的石油。在此背景下，德苏两国终于走到一起。4月16日，拉特瑙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巴洛（Rapallo）同苏俄代表契切林（GeiTschits，1872—1936）会面，签订协议，是为《拉巴洛条约》（VertragvonRapalo）。该条约正式确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放弃赔偿要求，并在商业事宜和国民待遇方面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待遇。

对于苏俄来说，《拉巴洛条约》成功阻止了西方建立反苏阵线的企图。相比之下，《拉巴洛条约》在德国的反响更为复杂。持亲西方立场的艾伯特总统十分恼火，认为该条约将颠覆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想法同样被一批右翼政治家所接受，他们更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一些职业外交家更担忧该条约的长期影响。前外长布洛克多夫兰曹伯爵后来在其备忘录中这样评述：“在目前看来，一种特别通往东方的德国政策不仅是过早的、危险的，而且是毫无目的的，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此，军方高层泽克特却不以为然。他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回应说：“我看到的不是条约的内容，而是它道义上的影响。这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第一次但却是极大的加强。这是因为人们猜测条约背后的内容要超过有根据的实际情况。”签署条约的维尔特与拉特瑙在回国时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德国新闻界首次对这两位“履行义务的政治家”提出了赞美之词。

当然，《拉巴洛条约》对法国的刺激最大。它煽起了强硬派的沙文主义情绪，“占领鲁尔”的呼声高涨。在法国的强烈要求下，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于4月18日交给德国一份照会，指责它违反戛纳协议。4月23日，协约国发表声明，保留关于宣布《拉巴洛条约》无效的权利。普恩加莱不仅重申了凡尔赛和约不容更改的原则，而且还暗示法国将单独对德国采取惩罚行动。

总之，《拉巴洛条约》标志着德国“履约政策”的悄然转向。德国不再被动地期待协约国施舍怜悯，改变索赔政策，而是主动地利用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追求自己的外交目标。就这点而言，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自主化。但另一方面，在赔款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无论“履约政策”如何变化，德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始终有限。

1922年6月初，在法国的压力下，赔偿委员会在拒绝减少赔偿总额的同时，又反对美国银行家为德国提供国际贷款，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德国的信用。正如以往那样，这场外交失利迅速演化为一次内政危机。右翼政党把“德国货币的可怕贬值”和“中产阶级的毁灭”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履约政策”。外长拉特瑙的犹太身份又成为种族狂热分子蓄意攻击的目标。6月24日，拉特瑙被两位反犹主义的年轻人刺杀身亡。

拉特瑙之死引发的轰动性远超过埃茨贝格尔之死。街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工人们则以24小时罢工表示抗议。在国会中，右翼政治家受到严厉指责，维尔特总理发表了共和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演说：“敌人就在那儿——毫无疑问：这个敌人在右翼！”

6月26日，艾伯特总统签发《保卫共和国令》（VerzumSchutzederRepublik）。该法令允许政府对公开赞颂或赞同对共和政体或共和政府成员采取暴力行动、煽动采取这类行动、侮辱国旗等人进行惩处。它还限制集会自由，授权各州政府禁止那些有可能发生**的机会。它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立一个特别的“保卫共和国国家法院”，专门审判反共和国的罪行。该法令得到国会的批准。

与政治危机逐渐平息不同，拉特瑙之死导致的经济后果却变得日益严重。6月24日，在拉特瑙被刺当天，美元与马克的汇价还在350马克以下。到7月底，已上升到670。10月底居然上升到4500。显然，国际社会对德国经济复兴越来越失去信心。

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在7月12日向协约国宣布丧失支付能力，请求把1922年尚未缴纳的现金赔偿推迟到1924年底，并相应减少实物赔偿。但是，8月7日—14日召开的协约国伦敦会议却拒绝接受德国的申请。战债与赔款之间的复杂纠葛继续成为其中的主要原因。11月初，赔偿委员会再次拒绝德国延期支付的请求。

外交受困的维尔特希望通过改组内阁，来建立内政上的联合阵线，以便重启谈判，但没有成功。民主危机促使两个社民党于9月24日合并。一部分反对合并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转向共产党。新的社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向左，拒绝同人民党合作。11月22日，组阁失败的维尔特辞职，第二届维尔特内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