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国内政局的稳定化一、1924年政治局面
1923年11月30日,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马克斯组建了新一届政府,是为第一届马克斯内阁。该内阁由中央党、人民党和民主党人组成,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施特雷泽曼受邀担任外交部长,并把该职务一直延续到1929年去世。马克斯接任总理时,很大程度尚不为人所知。不过,观察家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能赢得人心,善于和解”的人。
上任伊始,马克斯与总统经过斡旋,让国会在12月8日通过了《授权法》。据此,马克斯政府得以在1924年2月15日前无需依据宪法规定事先征求国会同意,而采取“鉴于人民和国家的困难它认为必要而急迫的措施”。
实现货币稳定,推行货币改革,是新政府的重大成就。央行行长沙赫特大刀阔斧地推行货币改革,成功挫败了威胁货币改革的投机活动,制止了经济界囤积外汇储备的企图。沙赫特还与英国银行家建立良好关系,使后者愿意向德国国家银行贷款,以克服过渡期的困难。
与此同时,财长路德(HansLuther,1879—1962)推行严厉的紧缩措施,解雇了大约30万公职人员,在职公职人员的工资降至战前水平的41%至57%,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中止大部分国家建设项目。
1923年12月7日、12月19日和1924年2月14日,马克斯内阁陆续颁布了3个税收紧急法令,加快催缴拖欠税债,增加税源,提高营业税,重新确定收入税、公司所得税和财产税,并试图从根本上调整中央与地方税收体制。第三个税收紧急法令还引入房租税(Hauszinssteuer),以用于建造公共房屋。同时,债权的增值率被规定为15%,清偿责任被推延到1932年,以解决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复杂的债务纠纷。
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获得明显成效。1923年底,国家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国家开支的5%,到1924年年初,该比例已提高到85%—90%。国家预算几乎实现了平衡。德国引进新的金马克,实现了货币稳定,经济开始出现生机,到1924年出现了繁荣。
在对被占领区的处理上,马克斯内阁决定:继续支付被占领区失业津贴、发放公务员薪水;承担占领之费用和对占领损失的补偿。地产抵押马克暂时不引入占领区,至少不允许在官方的支付中使用新马克。与此同时,如前所述,马克斯内阁还完成了对于莱茵分离主义和巴伐利亚军方自治倾向的处置。
1924年2月15日,国会对马克斯内阁的授权法期满,各党派要求大幅削减政府紧急条令。对此,马克斯和总统达成一致,于1924年3月13日解散国会,转而筹备选举一个支持内阁的新议会。
4月底,马克斯内阁决定与协约国合作,想通过《道威斯计划》来解决赔款问题。但是,此举除社民党反应积极,其他党派都予以抵制,认为《道威斯计划》只是“第二个凡尔赛和约”。这种争议连同1923年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接下去的5月选举产生了影响。除中央党以外,所有在1923年与政府有联系的政党均遭受重大挫败。它显示了魏玛政局进一步向右转的倾向。
此后,民族人民党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因而要求领导政府。人民党虽然表示支持,但又希望民族人民党必须首先承认《道威斯计划》,以避免赔款问题再起波澜。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则不接受民族人民党提议由前帝国海军元帅提尔皮茨(AlfredvonTirpitz,1849—1930)为总理候选人的方案。在此情况下,艾伯特经过权衡,决定仍然委托马克斯重组政府。6月3日,马克斯以原班人马组织了第二届内阁。
在第二届马克斯内阁执政期间,外交问题、特别是调整德国战争赔偿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6月6日,民族人民党提出的不信任案在国会被否决。这表明内阁在赔偿问题上的立场已得到国会多数派的支持。
8月,马克斯率领德国代表团参加讨论德国赔偿问题的伦敦会议。这次会议在法国撤军问题上达成协定。此外,伦敦会议还提出:只有当德国国会“以赔偿委员会同意的方式通过为使其发挥作用而必要的法律”时,《道威斯计划》才告生效。因此,马克斯内阁在会后立即向国会提出涉及国家银行、国有铁路、500亿余马克工业债券和清理地产抵押银行票据的法律草案。
8月27日,在关系到上述草案的《国有铁路法》的二读中,国会未能达到所需的23多数,反对票来自民族人民党。当日,政府发表公告,声明如果《道威斯计划》不能获得通过,总统将解散国会。两天后,为争取民族人民党的合作,施特雷泽曼和马克斯又联合发表关于战争责任的声明,要求协约国废除和约罪责条款,否则就不能出现“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谅解与和解”。
在此情况下,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出现分裂。在8月29日的三读中,该党有48名议员投了赞成票,使国有铁路法以23的多数通过,《道威斯计划》得以执行。
1924年秋,马克斯第二届内阁又现危机。人民党要求吸纳部分民族人民党参加政府。10月1日,马克斯提出组成一个包括社民党和民族人民党参加的民族共同体内阁(即国民联合内阁)。孰料该方案遭到左右两翼的共同反对。10月10日,马克斯将政府向左右两个方向扩展的尝试无果而终。
10月20日,马克斯在内阁同意下向艾伯特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获准。新选举在12月7日举行。同日,也举行普鲁士州议会的选举。新选举是在经济恢复的背景下展开的。其结果表明,德国经济的好转、社会的稳定和外交关系的改善已为广大阶层所认同,政治上明显出现非极端化的趋势。极右翼政党遭到挫败;左翼政党的选票有所上升;两个自由主义政党略有恢复。
社民党虽然在这次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但却不想把选举胜利转化为政治优势。人民党与左右任何一翼的联合均可形成多数,但它偏向右翼立场。在此情况下,内阁无法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只得于12月15日辞职。艾伯特总统再度授权马克斯组织政府,但各政党缺乏诚意,特别是人民党不愿意在组阁问题上妥协,马克斯的组阁努力终告失败。
在此情况下,艾伯特总统委托财长路德组阁。路德是无党派政治家,但观点接近人民党。路德内阁由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组成。这是典型的右翼政府。民族人民党第一次参加政府,获得内政部、经济部和粮食部三个部长职位。财政部长施利本(HansAugustOttovonS,1875—1932)虽然作为公务员不介入党派政治,但也可被视为民族人民党人。民族人民党参加政府时,路德向他们提出了重要条件:必须保证承认共和国及黑红金三色国旗,并奉行迄今的施特雷泽曼对外路线。
二、艾伯特去世与兴登堡当选
1924年底1925年初,共和国正陷入巴尔马特案的纷争之中。巴尔马特(JuliusBarmat,1889—1938)是俄裔犹太人,同社民党领导人关系密切。通货膨胀时期,巴尔马特利用关系,向普鲁士国家银行和德国邮政系统贷款融资。到1924年底,巴尔马特公司负债高达3900万马克。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不少政府官员因涉嫌受贿等肮脏交易而身败名裂。1925年4月25日,中央党人、邮政部长赫夫勒(AntonHfle,1882—1925)在待审时自杀;曾担任总理的鲍尔因“把政治和生意纠缠在一起”被社民党解除国会议员的职务。巴尔马特案件的审判一直拖到1928年3月30日才作出判决。
但比事件本身影响更深远的是,反对派利用该事件掀起了一股针对社民党和艾伯特总统、攻击共和国“体制”的浊流。事件调查委员会中的民族人民党成员不仅将攻击目标对准向巴尔马特商业事务提供过咨询的社民党州议会党团主席海尔曼(ErnstHeilmann,1881—1934),还借艾伯特1919年建议给巴尔马特德国永久签证一事大做文章。
反对艾伯特的煽动在1924年底达到**。一位报社记者公然指责艾伯特参加1918年1月柏林罢工而犯有叛国罪。仅在5个月内,总统不得不因污辱诽谤而提出173次诉讼。无休无止的诉讼对艾伯特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在慕尼黑地方法院,法庭要求总统亲自出庭接受审讯和律师诘问,总统不得不撤回起诉。12月23日,法庭判决该记者3个月徒刑,但又表示艾伯特由于参加罢工而犯有叛国罪。
法庭的判决使艾伯特深受打击。他表示:“精神上的痛苦变本加厉地折磨人……他们在政治上杀死了我,现在又蓄意从道义上来谋杀我。这我受不了。”1925年2月28日,艾伯特因盲肠炎和腹膜炎去世,年仅54岁,距其任期结束(1925年6月30日)还有4个月。
艾伯特的骤然离世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路德内阁发表声明,称赞艾伯特“在最困难时间……以极其认真和政治家的智慧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社民党虽对艾伯特不无批评,但《前进报》仍称赞艾伯特是“德国工人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艾伯特逝世后,由最高法院院长、前外交部长西蒙斯(WalterSimons,1861—1937)代理总统职务。
1925年3月29日,德国举行了《魏玛宪法》实施以来第一次总统选举。各政党纷纷推出各自总统候选人:社民党提名普鲁士州长布劳恩(OttoBraun,1872—1955);中央党提名前总理马克斯;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分别推施特雷泽曼和前内政部长雅雷斯(KarlJarres,1874—1951);巴伐利亚人民党推举该州州长黑尔德(HeinrichHeld,1868—1938);民主党提名巴登州长黑尔伯特(WillyHellpach,1877—1955);纳粹党抬出鲁登道夫;共产党的候选人是台尔曼。在第一轮投票结果中,7个候选人均未获得多数票(见表2。1。1)。
4月26日举行第二轮投票。为赢得选举,魏玛联盟三党组成“人民阵营”(Volksblocks),社民党支持马克斯竞选总统,中央党则支持布劳恩担任普鲁士州长。右翼政党组成“帝国阵营”(Reichsblocks),提名对政治毫无兴趣、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他们企图“借用坦能堡战役胜利者的巨大威望来战胜共和派政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兴登堡颇受右翼政党、军官及易北河以东大地主的支持,他甚至在中间派政党和左派政党中也颇有威信。
表2。1。11925年第一轮总统选举结果
第二轮选举形成两大阵营对阵的局面:帝国阵营的竞选纲领是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人民阵营则告诫选民,对手目的是颠覆共和国。人民阵营的竞选纲领为维护魏玛宪法和国际和平;帝国阵营则嘲笑对手治国无方。“拥护兴登堡者誉之为强有力之爱国英雄,敌人则毁之为军阀及帝制之余孽;拥护马克斯者誉之为贤能之政治家,敌人则毁之为小政客”。
此外,共产党在第二轮选举中再次推出台尔曼为总统候选人,并号召选民:“你们必须选举!不要选马克斯!不要选兴登堡!……每个劳动者都要为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第二轮投票结果是:兴登堡获得1466万张选票,占48。3%,马克斯获得1375万张选票,占45。3%,台尔曼获得193万张选票,占6。4%。兴登堡胜出。
从短期看,兴登堡任共和国总统有积极的一面: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广大民众,兴登堡为共和国赢得其所缺乏的声望。许多忠于旧政权的德国人开始团结在共和国的周围。在兴登堡任职的前5年,其政治角色总体上是积极的。社民党人、内政部长泽韦林甚至认为:兴登堡“真正努力不带偏见和社会等级观念行使职权,他给我自己和我们普鲁士同行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反之,这些行动倒是让那些寄希望于实现君主复辟和某种形式的独裁的人大感失望。
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一结果为共和国埋下了危险。兴登堡是典型的君主政体主义者、守旧的保守分子。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认同共和国及其价值观。兴登堡的随从也多由保守的反共和派分子组成。兴登堡虽然暂时“拒绝出卖共和国,但他没有将广大人民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上任伊始,兴登堡就抱有“政府必须右转”的观点,这从1925和1926年底总统在政府危机中的行为可以明确表露出来。兴登堡坚称宪法第48条在实际上赋予他无限的独裁权力。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对魏玛民主的严重后果到1929年才完全显露出来。在此意义上,将兴登堡的胜利视为“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胜利,共和国和议会制的最大失败”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学者甚至将兴登堡竞选成功视为共和国的失败,其严重性至少可以与魏玛联盟在1920年选举中的失利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