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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29年大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 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冲击（第1页）

第一节1929年大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冲击

1928年6月28日，社民党的米勒组阁成功。这届内阁由从左到右的5个政党组成，执政时间长达636天。它是魏玛共和国政治历史上覆盖面最广、寿命最长的一届政府。然而，其落幕之时却宣告了议会民主制的终结。这种跌宕起伏的发展既同魏玛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也源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巨大冲击。内外困境的交织，为反民主势力与激进民族主义者提供了适宜快速生长的土壤。在反《杨格计划》的公投运动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纳粹党找到了扩大影响力的舞台。不过，导致大联盟政府下台的直接因素，却仅仅是有关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失业投保金的问题。千分之五的投保比例浮动不仅浇灭了联盟政党之间极为脆弱的合作愿望，而且还撕裂了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最终让德国走上了通往独裁之路。

有关米勒内阁倒台究竟是源于外来冲击、还是内生混乱所致的争论，并牵涉到此后对于布吕宁内阁反萧条政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魏玛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波尔夏特（KnutBorchardt，1929—）提出的“危机前的危机”理论（KrisevorderKrise）尽管只针对经济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争议，但的确很好概括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米勒内阁所遭遇到的内外困境，点出了魏玛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场景。

场景之一是渐渐消失的“政党国家”。“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指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政党担当核心角色的一种国家形式。它被视作市民社会拥有共决权的表现。魏玛共和国正是这样一种“政党国家”。一般而言，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领衔组阁。但是，为了形成国会多数，以保证政府决策不致受到阻遏，联合其他政党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内阁稳定性受到每次大选结果的影响，而且组阁政党越多，矛盾也会随之增加。不过，在此前的政治史上，内阁部长们与本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明确的，即国会党团支持本党部长在内阁中的行动，部长则尽力反映本党的利益诉求。不少魏玛政治家正是由此而名扬全国，如中央党的布劳恩斯（Heinris，1868—1939，长期担任劳动部长）、人民党的施特雷泽曼等。

但是，米勒内阁这个魏玛政治史上覆盖面最广、生存时间最长的政府，却从一开始便流露出与“政党国家”原则背道而驰的浓烈气息。这首先反映在组阁的进程中。

1928年5月20日举行了共和国的第5次国会大选。社民党仍然是第一大党，而且选票增长了130万张，国会议席从131个增加到153个；中央党丢掉了7个议席，但联合巴伐利亚人民党，仍以78个议员数量居于第二；民族人民党的议席减少到73个；共产党增加了50万张选票，以54个议席超过人民党的45个议席。

由于“魏玛联盟”政党的议席之和只有49。8%，不到半数，所以必定要再寻找一个政党作为盟友。在左右两个极端派别共产党和民族人民党绝不会答应的前提下，人民党便成为唯一选择。这自然给该党“奇货可居”的要价机会。其党团提出，人民党参加普鲁士州政府是其加入中央内阁的前提。

孰料，这一要求迅速激化了社民党和人民党的内部矛盾。对于社民党而言，它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出面组阁是必然之举。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为了中央政府而牺牲地方利益？倘若时任普鲁士州长的布劳恩被社民党议会党团选为总理，上述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此举又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此前帝国首相与普鲁士首相合二为一的传统。正因如此，社民党最终选择了米勒。无法如愿的布劳恩便在党团会议上坚决抵制人民党的谈判条件。

而在人民党内部，主席施特雷泽曼与议会党团主席朔尔茨（ErnstScholz，1874—1932）同样产生了激烈冲突。前者长期参加中央政府，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批评议会党团的方案。后者却在党团中通过决议表示“党和议会党团的正确领导是以所有参加政治决策的人互相之间的以及他们同议会党团领袖经常保持联系作为前提的”。

最终，组阁风波在施特雷泽曼以其威望赢得党内支持、并同米勒联手的情况下得以平定。但在此之后，在社民党内部，总理米勒不得不随时面临布劳恩的强大挑战；在人民党内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进入内阁的部长们越来越受到议会党团的掣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把米勒内阁冠名为“要人内阁”（KabiderPersen）。在魏玛民主政治的舞台上，“要人内阁”既然失去了本党的支持，便注定在将来的各项事务中举步维艰。正如《柏林日报》（Berli）所言，新政府就是“一个带着深入骨髓的持久性危机的内阁”。在这一意义上，大联合政府的出现“并不证明议会民主制日益稳定，反而透露出这种制度持久存在的弱点。”

“政党国家”继续解体的第二个例证反映在有关A型装甲舰的建设计划之争中。此事启动于上一届内阁，但在国会受阻。社民党曾在竞选中提出过“要儿童食品、不要装甲巡洋舰”的口号，布劳恩也多次在参议院中代表普鲁士州反对该计划。米勒内阁成立后不久，国防部长格勒纳在内阁会议上提出重启建设计划，并得到一些部长的附和。为避免引发新一轮内阁冲突，米勒和其他社民党部长做了妥协，在8月10日的内阁投票中批准了该计划。

此举在社民党议会党团中引发巨大争议。各路人马指责部长们的态度，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辞职了事。最终，米勒等人在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被迫在11月17日国会投票中，反对自己所主持通过的这项决议。尽管该计划仍然有惊无险地得以通过，但米勒内阁的威信却严重受损。

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进一步构成“政党国家”消失的第三种动力。尽管从1928年的选举结果看，左右两翼极端党派的总体席位从148席下降到137席，但它们对魏玛体制的攻击反而增强。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后，共产党结束了联合阵线政策，主动与社民党拉开距离。A型装甲舰的建设计划为共产党提供了批判社民党的极好机会。8月27日，在共产党的主持下，反对建造装甲舰公民表决全国委员会成立。该运动随后演变为“一次反军国主义的重要行动”。

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都加强了右转的速度。在民族人民党内，温和右翼韦斯塔普伯爵（GrafKuarp，1864—1945）让位于极端右翼领袖胡根贝格（AlfredHugenberg，1865—1951）。高级教士卡斯（LudwigKaas，1881—1952）当选为中央党主席。典型的“普鲁士式的民族主义保皇派”布吕宁（Heinrig，1885—1970）被选为议会党团主席。他们都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诸多不满。

由此，在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在内阁部长同其议会党团之间、在反对党与现存体制之间，甚至在执政党与共和国之间，都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张力。这些张力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对“政党国家”的巨大挑战。

场景之二是经济结构虚弱不堪。同政治局势相比，经济问题在1929年之前并不那么明显，但赔款总额悬而不决与经济结构上的虚弱性，仍是米勒内阁必须认真对待的难题。

《道威斯计划》从未确定赔款总额，这让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攻击目标，认为此举是让德国人民“永远担负奴役劳动”。进而观之，它确实也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根据计划，德国通过向国外借贷来筹款的机制以完成每年逐步增加的赔款额度。而事实上，德国每年新增的国外借贷远远超过当年应还的到期债务和利息。在1924—1929年所谓“黄金年代”中，德国新增纯债款为135亿马克，而同时期德国支付的总赔款额却只有85亿马克！

战胜国也看出了该计划的问题。1928年底，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经理杨格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已经制定出比该计划更有利于德国的《杨格计划》。不过，在讨论《杨格计划》的过程中，米勒内阁的盘算更为复杂一些。外长施特雷泽曼认为政治优先于经济，德国可以接受合理的赔款方案，但必须收回莱茵区和鲁尔区。关于这一点，本书后文还将涉及。

但是，接受赔款又是在承认德国战争罪责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恰是民族主义者极其痛恨的。如此一来，米勒内阁在赔款问题上的处理引发出更大的一场反政府运动——“反杨格计划公民表决”，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绝佳舞台。

与赔款问题相关，经济发展还存在着结构性失调的问题。一方面，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到1928年底，25的东部农庄都是负债的，且不少负债额达到本身资产的2—3倍。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支付逆差。从1924—1929年，德国支付逆差高达34亿马克。

由于德国银行业受到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缺少稳定的储蓄资金，因而只能依靠高利率的外国贷款加以弥补。而此举接下去便引发结构性失调的第三个特点，即短期贷款过多。到1930年底，德国私人外债有260亿—270亿马克，其中半数都是短期贷款。与此同时，国家银行的监管力度却很低，没有强制执法的权力，而且商业银行在国家银行中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3。8%，远低于战前7。3%的标准，更低于英美通行的9%—10%。这一点直接导致德国后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损失程度较高。

结构性失调的第四个特点体现在已经无以为继的失业保险体制中。当1927年《失业保险法》通过时，政府曾乐观地以为自己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事实上，从第二年开始，失业保险金的收支已经出现问题。1927年体制是以80万人失业为资金存储基础的，而到1929年2月，各地劳动局登记的失业人数已接近300万。据财政部长希法亭估算，当年中央政府必须填补4亿马克，才能平衡失业基金。为此，希法亭提出增加酒税、啤酒税、遗产税及财产税，但遭到其他部长的抵制。各党财政专家要求通过削减各种开支和提高现有税收等方式来增加收入。1929年4月，希法亭接受了这种权宜之计。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埋下更大的祸根。

接受《杨格计划》与否同已经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调特征结合在一起，不断挑战着米勒内阁的行动能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HaroldJames，1956—）所言，“魏玛经济深受内在的不稳定之苦，并且像任何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一样，一个小小的冲击，就能摧毁整个结构。”

场景之三是劳资矛盾愈演愈烈。在社会层面上，“危机前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劳资矛盾既无法通过自行调解的方式，也无法借助国家的强制调解来获得纾解。

事实上，从1924年开始，劳资自行调解矛盾的可能性已经大幅下降，由国家的强制调解令取而代之，如在1930年前针对劳动时间的国家强制性调解令共有14个之多，而70。8%的五金工人与96。2%的矿工的工资合同是由强制性调解达成的。

然而问题在于：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在劳资双方那里，国家调解的强制性和中间路线（即在劳资诉求的拉锯之间简单寻找中间点）不再受到欢迎。早在1928年1月，代表劳方立场的《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Volkszeitung）便把强制调解制度指责为“工会崛起中的障碍”。重工业家们的反应更为强烈，要求劳动法规应“充分关注到经济与劳动道德之间的界限”。

1928年，莱茵—威斯特法伦钢铁工业再次爆发大规模劳资斗争。这次事件是经济大萧条前德国出现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不仅震动了经济界，也让民众感受到风雨欲来的震**感。年初，鲁尔区五金工会要求所有工人的计时工资增长15芬尼，资方则以经济形势处于衰退为由，只愿意给收入最低的工人增加少量工资。国家调解员折中要求资方全面提高工资6芬尼。工会接受了这一判决，而资方拒不接受，并联合向内阁抗议。内政部长泽韦林连续发布两个仲裁令，均遭西北工业集团抵制。直到泽韦林做出强制判决，资方才不得不作罢。但是，西北工业集团随后设立一个斗争基金，按照工人数量，以每月每人5马克的额度进行捐赠，来共同反抗国家的强制调解制度。

如此一来，国家失去了控制和调解劳资矛盾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种失控的社会危机反过来也对大联盟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产生了压力。代表劳方的社民党与代表资方的人民党从此便不可能在劳资纠纷问题上找到妥协之路。

综上所述，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共和国至少已经在各领域中面临多重危机。米勒内阁的行动空间早已被压缩，而其从左至右的政治光谱又进一步阻碍着迅速达成共识的能力。当1929年秋天到来时，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魏玛民主这头形似高大实则虚弱不堪的骆驼身上。

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时，德国是美国之外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国家。从总体来看，在1929—1932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水平下降36。2%，其中德国仅次于美国（46。2%），下降了40。6%。这次危机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倒退了25年，德国则倒退到1896年的水平。

在工业领域中，德国的生产资料指数下跌53%。具体而言，煤产量下降32。7%，生铁产量下降70。3%，钢产量下降64。9%，发电量下降23。4%，造船吨位下降83。6%，汽车产量下降64。2%，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消费品生产下降25。3%。

在农业领域中，农业生产下降30%，农产品的销售收入从1929年的102亿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65亿马克。具体而言，与1925—1929年相比，1930—1932年间生产牛奶和蛋类的农户收入减少30%，生产肉类者的收入减少25%，生产燕麦和植物者的收入减少20%。同时期，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总量高达36万顷，出卖土地的农户数量增加到6961户。

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出现在1931年3月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之后。由此产生的货币信用危机迫使所有银行和交易所短暂关闭，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