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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29年大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 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冲击（第2页）

经济萧条带来了生产滞销，进而直接推升了失业率。1928年，德国失业率只有7%。但此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从1929年9月的130万增加到1932年9月的510万。到1933年初，德国失业率已飙升到30。8%，各地劳动局登记的失业者总数多达600万——这意味着13的德国人失业了，该比例高于同时期的美国（14）、英国（15）和法国（16）。而且，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因为不少长期失业者实际上游离在统计局的工作范围之外。可以肯定的是，因失业问题而被卷入到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德国家庭接近一半。

不过，即便受影响者覆盖了各种社会阶层，但不同群体的境遇却是各异的。

工人的失业率最高。据估计，到1933年6月，约13的工人（32%）失业，比同时期的职员失业率高10个百分点。即便在职的工人，也由于高失业率的存在，在工资诉求上降低了要求，小时工资从1928年10月到1931年10月下降了23。3%。此外，工人真实收入的下降幅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从1929年到193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三成多，而职员工资仅仅下跌13%，公务员工资下降不到2个百分点。虽然同时期生活指数也有所下降，但其幅度仅有17%左右。总之，工人群体是这次失业浪潮的最大受害者。这也是魏玛末期大量工人流向左右两翼极端政党的主要原因。

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失业率虽然相对较低，但他们的心理落差比工人更为强烈。在大萧条时期的各大报刊上，刊登着大量有关失业职员自杀的消息，如在1930年6月，一位工程师在失业1年半后，全家自杀；12月，在短短数日之内，柏林的5位小商贩由于破产而自杀。手工业者们进而质疑共和国以世界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呼唤“民族经济”的复兴。正是这种“老中产阶层”对于地位下降的焦虑感，才使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赢得大批支持者。

对于大危机，米勒内阁的基本想法是节流，推行紧缩政策。此举一方面是为执行并修改《道威斯计划》而做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出现赤字财政。

由于财政部没有及时正确地估计大萧条带来的负面影响，修改原定的收支方案，结果使国家财政的平衡问题非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到12月底变得更为严重：赤字接近4亿马克。

但是，希法亭仍然按照原定的节流方案，削减各种开支，并计划增加一些税种，同时向国外银行短期贷款。与此同时，这种紧缩政策似乎也有益于正在谈判中的《杨格计划》，进而彻底解决困扰德国近10年的赔款问题，因此1930年财政计划获得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

不过，这种反危机措施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它并未准确开出解决经济大萧条的药方，紧缩政策无法应对危机；第二，它对失业者不啻为晴空霹雳，未能扭转社会日益明显的离心化趋势；第三，它与央行行长沙赫特的经济思想背道而驰，进而促使后者投向保守阵营。

总之，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不仅让德国经济遭受到重大打击，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社会裂痕。政府的反危机政策没有减轻经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而是把内阁与民众、内阁部长与各自政党、内阁与经济界之间的矛盾放得更大。这些矛盾在随后到来的反《杨格计划》运动中表露无遗。

二、《杨格计划》与反《杨格计划》运动

《洛迦诺公约》签署不久，施特雷泽曼将目标转向了其总体外交战略的下一步骤：争取莱茵尽早撤军和赔偿问题的总解决。

1926年9月，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在图瓦里会晤，白里安主动提出：法国愿意结束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等，以换取德国的财政帮助。12月12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于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但是，到1927年，白里安对撤军问题的态度日趋保守，甚至接受了法国战争最高委员会的观点：完全撤出莱茵须等到沿法国东界的要塞体系构建完成。6月，在英、法、德、比外长日内瓦会谈中，法国仍以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还有些扫尾工作为由，提出反对意见。经过协调，8月，英法在莱茵减少驻军1万人达成协议。

1927年底1928年初，德法两国围绕撤军问题，打起了嘴仗，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28年，8月27日，施特雷泽曼在巴黎与白里安会谈中，重提撤军的要求，并表示：在签署《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后，协约国军事占领行为不再合法，要求协约国提前从莱茵第二、第三占领区撤军。法方同意提前撤军的原则，但要求有一个新的赔偿计划作为基础，因为普恩加莱把占领莱茵视作“收到赔款支付的唯一保证”。

1928年9月1日，英、法、意、比、日、德6国代表在日内瓦磋商。德国代表米勒在会上强烈要求协约国在莱茵的驻军撤退，而白里安则指责德国没有履行裁军条约。六国会议最终达成三点协定：（1）近期内举行正式谈判，研究莱茵撤军问题；（2）由6国财政专家组成委员会，审议赔偿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办法；（3）研究并确定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的组织原则。

12月12日，国联理事会就召开专家委员会一事达成一致。英法同意：当专家委员会讨论赔偿时，开始撤军谈判；撤军不以赔偿谈判取得成功为条件。12月22日，6国政府就建立赔偿问题专家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决定吸收美国代表参加委员会。

1929年2月9日，该委员会在巴黎正式开展工作，比、英、法、德、意、日、美7国各派两名代表共14名专家组成，均为财界或银行业头面人物。美国专家杨格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钢铁业巨头弗格雷等参加。

这是德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加涉及自身重大问题的讨论，但它拒绝参与由法国倡议组成的债务国联盟的建议，因为在德国看来，此举旨在反对美国，而美国又掌握着解决赔偿、战债问题的钥匙。德国最后赔偿解决的三项原则是：结束赔偿总管的监督和控制；尽快结束协约国对莱因军事占领；按照德国赔偿能力大幅减少赔偿额。为达到目的，德国一直希望利用美国在德国的私人投资，以争取美国大幅度削减赔偿。

3月15日，各方虽然就成立国际清算银行达成协议，但对于赔偿总额分歧较大。直到6月初，专家委员会才在杨格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6月7日，专家报告被一致通过，这就是《杨格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重新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1139亿马克（合268亿美元），在59年内付清。在前37年，每年平均缴付赔款19。88亿马克，比《道威斯计划》的每年25亿马克减少20%；后22年，德国每年的赔偿额是15。67亿马克。

第二：德国每年应缴付的赔偿分为无条件赔偿与有条件赔偿两类。无条件赔偿是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时缴付的数额，约6。6亿德国马克；其余的部分则是有条件赔偿数额，在德国财政经济发生困难时，可以延期缴付，但时间不能超过2年。

第三：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撤销赔偿委员会、赔偿事务总管和移交委员会，由德国负责将交付赔偿的马克兑换为外国货币。规定今后的赔款来源只从铁路利润和国家预算中支付。

第四：由美、英、法、意、比5国合设一个国际清算银行，负责将德国赔偿给英、法、意、比等国的赔款，及时划转给美国，以偿付所欠的战债。

1929年8月6日，海牙国际会议讨论《杨格计划》。德国要求在计划实施之前，驻兵莱茵区的有关国家明确表示撤兵日期。协约国为了使德国能按照新的赔款方案继续履行赔偿义务，同意将莱茵驻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会上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研究赔款问题的财政委员会，一个是研究提前从莱茵区撤军的政治委员会。

在财政委员会，英国代表斯诺登（PhilipSnowden，1864—1937）对《杨格计划》提出许多异议，因为该计划把大部分“不得延期”的赔款付给法国，这显然违反1920年斯巴会议各国赔款的百分比划分。另一方面，斯诺登也反对关于10年内以实物支付的规定。计划根据英国的意见，对赔款分配作了调整。

政治委员会在讨论莱茵撤兵问题时，德、法之间的争论最为突出。德方提出，它已经履行了《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外国驻兵莱茵区对德国实行监督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如果有关国家不明确表示提前撤兵的日期，德国将不接受计划。法国则提出，应先实行《杨格计划》，然后再研究撤兵问题。当双方争执不休时，英国表示：它将于1929年年底以前从莱茵区撤兵。于是，法国陷入被动。1929年8月29日—30日，英、法、比、德4国外长终于达成从莱茵区撤兵的协定。法国答应在1930年6月30日以前撤出军队。

《杨格计划》是对《道威斯计划》的一次重大修订，德国获得一系列较大的让步：确定了赔偿总额，减少了《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每年赔偿额度；政治上解除了大部分对德国经济的国际控制，德国对自己的财政完全负责；德国并没有要求放弃对整个赔偿数目的转移支付保护；设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从事对外管理的全部工作，以及接受和分配付款，并使那部分能商品化的按年付款项实行商品化”；英、法、比、德4国外长达成从莱因区撤军的协议，德国领土和主权得到恢复。正如林克（WernerLink，1934—）所言：“如果在巴黎会议和海牙会议上所取得的条约修正额度与先前的情况相比，无疑直接、间接和潜在的好处在德国一方”。

不过，即便从经济而言，《杨格计划》也并非毫无争议。它未能全面考虑德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坚持让德国赔款成为战胜国之间偿还战债的主要源头，以致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赔款链就面临断裂之虞。它还设想用杨格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贷款，却未曾想过德国在经济危机中会陷入信用丧失的尴尬境地。

更为严重的是政治问题。在海牙会议结束前后，施特雷泽曼已经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国内压力。这位业已病入膏肓的外交家十分清楚，《杨格计划》绝不会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在海牙会议结束后，泛德意志协会就举行会议，公开指责施特雷泽曼“是寓于人民之中一切危险力量的完美化身，他灵魂上的蜕变显然来源于政治上的蜕变。”

1929年9月5日，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第10届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一项欧洲联合计划。施特雷泽曼抓住白里安的思想，并竭力将其引向经济方面。1929年9月9日，施特雷泽曼在其最后一次国际联盟演讲中大声疾呼经济联合的必要性。只可惜，施特雷泽曼并没有看到莱茵区撤兵和赔偿被废除的结果，也没有看到欧洲经济联合的那一天。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柏林因病去世。不过，在反《杨格计划》的运动席卷全国之前（10月3日）便撒手人寰，对于他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早在1929年初夏，《杨格计划》尚在讨论之时，西北工业集团便把它视作一部新的《凡尔赛和约》。保守派的军事组织“钢盔团”（Stahlhelm）到处张贴海报，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违背历史的、不自然的”，“以致不可能推行一种强大的、拥有责任意识的国家领导权”。7月9日，民族人民党联合钢盔团及纳粹党成立“德国人民请愿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fürdasdeutscheVolksbegehren，以下简称“全国委员会”），共同反对《杨格计划》。

9月28日，全国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草案，题为《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GesetzgegendieVersklavusVolks，简称“自由法”），要求对《杨格计划》进行全民公决。该草案只有4条：第1条要求政府指出《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第2条要求政府努力让战胜国立即无条件地撤离被占地区；第3条禁止政府承认任何基于战争罪责条款上的新债务；第4条威胁任何试图同外国签约者将被视作叛国分子，处以不低于2年的监禁。

根据宪法，该草案若要提交国会表决，必须得到110公民的签名支持。不过，在当时，反对《杨格计划》的人并不必然支持这一方案。例如，共产党同样不欢迎《杨格计划》，但它在发表的声明中，表明自己既反对《杨格计划》又反对法西斯化阴谋的决心。当然，极右翼的宣传攻势仍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共有413。5万人在草案上联署，比例接近14%。其中，34的签名者来自于易北河以东地区。

尽管如此，在11月30日国会表决中，这部所谓“自由法”仍然遭到否决。随后，右翼提请进行全民公决。

恰在此时，央行行长沙赫特送上了一份大礼。12月6日，他向内阁递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自己既反对“自由法”、又反对《杨格计划》的立场。不仅如此，他还在内阁做出回应之前，便把这份备忘录公之于众。这份声明足以误导公众对米勒内阁在《杨格计划》中的努力做出错误判断。12月12日，米勒在国会中同沙赫特展开辩论，维护了内阁立场。国会多数派最终接受了总理的说法，以222∶156的结果继续信任政府。但是，这场风波的确鼓励了右翼政治家坚定公决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