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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29年大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 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冲击（第3页）

幸好，公众还没有完全受到蛊惑。在10天之后的公决中，只有582万人参加了是否需要启动“自由法”进行公决的表决，低于法定的2100万赞成票。“自由法”就此流产。

反对《杨格计划》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国会审读该计划文本期间。但是，即便遭遇到胡根贝格巧舌如簧式的指责，海牙协定和德波清偿协定仍然获得通过。极右翼希望用人民公决的方式来拖延该法，并力图让总统参加到反对派的阵营中。但是，兴登堡早在国会表决的第二日就“怀着沉重而坚定的心情”签署了海牙法令，并且在随后发布的紧急说明中告诫国人：“克服我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最终为我们的未来团结协作，未来将重新出现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强盛的德意志民族”。几天后，总统也批准了德波清偿协定。

然而，这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国性右翼联盟运动并非无果而终。真正的胜利者既不是米勒内阁，也不是站在所谓“民族统一战线”（sfront）的民族人民党或钢盔团，而是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纳粹党。

自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一直有限。尽管如此，1924—1929年间希特勒对纳粹党的重建却是其最终得以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

运用民主的方式来反对民主，这是尚在监狱中的希特勒下定的重要决策。他决定“不再以武装政变的方法来获得政权，而是全力以赴地进入国会以反对天主教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1925年起，希特勒便着手从事重建工作。简言之，纳粹党的重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扩大基础，增加影响力。《二十五点纲领》从未被希特勒视作一种教条。相反，他以极为灵活的方式来推销其中两点重要思想：一是反犹主义（“种族一致”），二是扩张主义（“生存空间”）。通过成立大量附属组织，希特勒的观念吸引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选民。如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tenbund）在埃尔朗根（Erlangen）等地大学，至1929年时已赢得多数大学生的支持；“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BundNationalsozialistischerJuristen）在1928年就喊出了“法律革新”的口号。1927—1928年间，纳粹党还在柏林等地成立了第一批“纳粹企业支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Betriebszellenanisation，NSBO），开始同左翼政党争夺工人选民。

第二，构建一种科层制式的党组织结构，着意塑造领袖崇拜文化。重新架构的纳粹党建立在命令垂直下传体系的基础之上，顶部是希特勒和全国指导处（Reig），下面是大区党部和地方党组织。希特勒高于党内任何派别之上，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这一点最终在1926年2月14日的班贝格高层会议上得以确立。此外，地方组织的数量持续增加，从1923年71个上升到1930年的1378个。

第三，确定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希特勒与冲锋队领袖罗姆在冲锋队的性质及与纳粹党的关系上产生了矛盾，罗姆被迫辞职。希特勒随后挑选了忠心耿耿的所罗门（FranzPfeffervonSalomon，1888—1968）为队长，从此确立他对武装组织的领导权。此外，1925年4月，希特勒为了制衡冲锋队头目的离心倾向，培植个人势力，将私人卫队改组成纳粹党的卫队——本部卫队（Saal-Schutz）。几周后，该部队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党卫队”（DieSchutzstaffelderNationalsozialistisDeutsArbeitpartei），简称“党卫队”（Schutzstafel，德文缩写SS）。党卫队成立时规模较小，到1928年也仅有280人。它是冲锋队的下属组织，但成员的制服有别于冲锋队员，为褐色衬衫配黑色领带，臂套镶黑边的卐袖章，头戴饰有银骷髅别针的黑色滑雪帽。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维持纳粹集会的秩序。

不过，1928年的国会选举证明，纳粹党尚未在全国产生影响力。它一共获得大约80万张选票（2。6%）。在总计35个选区中，它仅仅在4个选区中的选票超过5%，而在22个选区中低于2。6%。在新国会中，纳粹党的议员只有12名。

倘若没有反《杨格计划》运动，纳粹党恐怕不会如此轻易地进入到德国政治舞台的正中央。

希特勒与胡根贝格这个媒体巨头的结盟让他获得了长达5个月之久的出头露面的机会。此时，希特勒的演讲才能得以充分显现。历史学家布罗萨特（MartinBroszat，1926—1989）如此评价道：“希特勒深知如何以其呈现的那幅果断坚毅式的场景，来描述、同时去称颂听众几乎下意识的想法。他所表达的内容是听众们偷偷的所思所想，证实了他们并未确定的渴望和偏见，并设法藉此让他们获得一种让人感到极为满足的自我确认，分享一种新的真相和真理的感觉。这样一种领袖演讲方式绝不是一种在精雕细琢式的精神上加以区分的结果，或者体现了一种平静的、成熟的个性，而是相反……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心理方面的组织[技巧]，即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当时代的危机与恐慌思潮，本能地凸显危机意识的倾向。”

希特勒显然十分满意这次从天而降的机会，即便在公投投票中失败，他仍然在《民族观察家报》上表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事实上，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从这场运动中还得到了更多收获。

这首先体现在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上。这次党代会获得了大量资助，因而召集了20万人参加，其中2万名冲锋队队员穿着整体制服，如军队般行进在城中，向外展示了纳粹党的实力。其次，纳粹党在1929年秋冬两季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首度胜利：在10月27日的巴登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的支持率；在11月10日的吕贝克选举中，其选票达到8。1%；在12月8日的图林根选举中，它甚至获得11。3%的支持率。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纳粹党借助这次反《杨格计划》运动的契机，有效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基础。同其他政党相比，它显示出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在1930年，70%左右的党员在40岁以下。在社会阶层的统计中，它体现出所谓“融入党”（Iionspartei）或“全民党”（Volkspartei）的特征，涵盖了工人、职员、公务员、农民、自主经营者等各种类型。

反《杨格计划》运动是魏玛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极右翼势力之间的联合。但是，其影响并不因为它的失败而结束。正好相反，它出现在大萧条兴起之际，因而成为魏玛末期一系列危机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特别是纳粹党藉此机会，从一个边缘性的小党走到了魏玛政治舞台的正中央，打开了彻底颠覆魏玛民主的潘多拉之盒。

三、失业保险制度危机与大联盟的破裂

在1928—1929年之交，此前一年大联盟政府成立之际的祥和气氛已经**然无存。《杨格计划》虽然为赔款争议画上了句号，但为期5个多月的反《杨格计划》运动让德国社会一度浸**在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疯狂鼓动之中，民主意识深受打击。更为严重的是，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业已在德国产生联动效应，失业率急剧攀升。在此情况下，有关失业投保金的争议再次成为打破内阁平衡的源头，连续出现的各种方案都无法获得所有联盟政党的同意，从而敲响了米勒内阁的丧钟。

有关失业投保金的争议主要发生在代表劳方的社民党与代表资方的人民党之间。伴随“阶级合作主义”的消失，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很低。然而这种互不相让的对峙立场，却让“要人内阁”中的部长们深受其害。社民党的希法亭和人民党的莫尔登豪尔（PaulMoldenhauer，1876—1947）正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

按照《失业保险法》的设想，80万失业者可以得到救济。但在1929年2月，全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300万。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失业者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造成失业保险金入不敷出，到1929年3月31日为止，劳动部的赤字已经达到3。49亿马克。如何改造失业保险体制成为内阁必须立即着手讨论的问题。

在内阁中，社民党与劳方代表要求提高保险发放金，帮助失业者度过难关；人民党代表则希望降低投保金，以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尽快走出萧条。双方互不退让，形成对峙局面。

财政部长希法亭虽然来自社民党，但却倾向于人民党方案，同时又想藉此计划推行财政改革。在他的支持下，一个由雇主、雇员、议员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提出通过一次性暂时提高投保金比例0。5%，即投保金在工资中的比例从3%增加到3。5%，来弥补失业保险金发放中的亏空。这就是希法亭方案的核心内容。

内阁最终通过了希法亭方案，并在普鲁士政府的帮助下，于9月16日通过了参议院审议。然而，该方案引发了劳资双方的抗议，只得再次修改。施特雷泽曼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让一部分人民党议员在三读中弃权，确保10月3日该方案在国会得以通过。

与此同时，社民党内部的工会政治家也不满意希法亭方案中增加工人负担的做法。希法亭后来忿忿不平地回忆说，“自己被一个群龙无首的、毫无方向的党团追逼”，“那些决策者为了是否给失业者多花或少花30芬尼的这一问题……准备把整个民主制和共和国断送掉”。

在此情况下，尽管希法亭方案获得内阁支持，甚至还通过了国会的信任投票，但来自沙赫特与党团内部的质疑声却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浪潮，让希法亭连同内阁都不得不做出让步。12月19日，内阁撤回财政计划。第二天，希法亭辞职。

人民党人、原经济部长莫尔登豪尔接任财政部长。他是德国第一个保险学教授，熟悉失业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1930年1月27日，他在国会抛出正式方案：（1）提高国家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但以失业保险金领取者最高不超过120万人为基础；（2）税捐从工资的3。5%提高到4%；（3）再向瑞典的火柴托拉斯借贷5亿马克，条件是让其在德国占有火柴专卖权。

从国家财政角度看，莫尔登豪尔方案并没有彻底解决失业保险体制的困境。在该方案出台的同时，德国失业者已达250万，保险基金显得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即便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全国失业保险机构的赤字也将达到2100万马克。不过，相较而言，它主要解决了现金支付方面的困境，而这在当时被视作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要素。

莫尔登豪尔方案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导致希法亭下台的源头是不肯让步的沙赫特与正处于舆论焦点之中的《杨格计划》谈判。而当莫尔登豪尔方案于1930年3月正式启动讨论时，沙赫特已经辞职，第二轮海牙谈判业已结束。

然而事与愿违，莫尔登豪尔方案仍然未能顺利通过。有关提高税捐的想法，同时遭到社民党人和经济界人士的反对。前者害怕工人收入下降，进一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后者又声明无法承担更多负担。引人关注的是，与希法亭一样，莫尔登豪尔同样遭到来自党内同仁的压力。在3月11日的党团会议上，大部分人民党议员投票反对该方案。

布吕宁—迈尔建议实质上与莫尔登豪尔方案并无二致，只不过降低了税捐比例，并对国家补贴的情况加以规范，从而满足了人民党的需求。但是，它显然与社民党内工会代表的期待相差甚远。3月17日，劳动部长威塞尔致信总理米勒，警告税捐提高会引发“巨大不安”。3月27日，社民党议会党团会议作出决议，拒绝接受该建议。

于是，作为社民党人，总理米勒不得不希望莫尔登豪尔能够考虑把税捐比例调整回3。5%。对此，财长以国家财政将会遭遇巨大困境为由，拒绝做出调整。实际上，莫尔登豪尔同样担心本党的二度反击。

由此，大联盟政府再也无法达成一致立场。3月28日，米勒辞职。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民主内阁落幕。

大联盟政府为什么会在失业保险金问题上分崩离析？有人指责社民党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的总理，有人批评社民党内的工会政治家们不顾“阶级合作主义”对于魏玛民主体制的重要性，有人则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同样抱有自私心态。事实上，在具体政策上的争议，存在着各种偶然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看，这些你来我往的谈判交易也算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常态。问题在于，由经济困境导致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内阁部长与党内同仁的离心现象越加明显，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这才是米勒内阁让人觉得揪心的地方。

更为糟糕的是，总统兴登堡并未对米勒内阁施予援手。尽管兴登堡承认，米勒并不是一个让他讨厌的人——他甚至对亲信表示，米勒是他迄今为止所有总理中最好的一位——但米勒作为社民党人的政治身份却让兴登堡拒绝出手相救。若同此后历史进程相比，倘若米勒能够凭借兴登堡的信任，以少量紧急令的方式来解决失业保险金问题，或许魏玛历史不会终结。

大联盟政府的倒台后来被证实是一场噩梦的开端。早在米勒下台时，不少同时代人已经觉察出这场政治危机的可怕之处。《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现在，一切暗淡无光，捉摸不定。通过第48条还是通过不稳定多数的文官内阁来建立财政秩序？我们面临着后果严重的发展。”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更为清晰地指出：“内阁垮台的原因与所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在以后的数年内没有再能在议会的基础上组织政府。由于1930年3月27日大联合的破裂，德国国会自行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