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第二 总统内阁的实践与失败 一布吕宁内阁（第4页）

国会选举结果进一步让施莱歇尔对巴本失去信心：在这次选举中，未投票的人数从700万增加到900万，表明民众已经对频繁选举感到厌倦；纳粹党的支持率自193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趋势，从37。3%降到33。1%；社民党继续流失选民，得票率从21。6%下降到20。4%；共产党倒增加了2。6个百分点；其他大党基本维持不变，小党的得票率略微上升。在584个席位中，纳粹党与共产党拥有296个，仍然超过半数。

在此背景下，巴本下台无可挽回。11月17日，由于各党派拒绝与内阁合作，巴本辞职，但被兴登堡留任看守内阁。11月19日—20日，兴登堡两次与希特勒会面，但总统仍然对后者不放心。11月24日，兴登堡公开发表宣言说，他无法把总统全权“交付给一个总是不断强调其排他性的政党之领袖”。总统希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然后让巴本继续执政。但是，后者却害怕因此把国家推向内战边缘。

与此同时，施莱歇尔开始着手寻找解决国家危机的其他途径。11月28日，他与自由工会主席莱帕特（TheodorLeipart，1867—1947）会谈，抛出了令工会感到满意的一系列新社会政策方案，如进一步改善失业救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等。此外，他还同纳粹党内的左翼领袖施特拉塞尔取得联系。12月2日，施莱歇尔又邀请自己的朋友、国防军将领奥特（EugenOtt，1889—1977）在内阁会议上暗示，国防军无力平定因为巴本的“新国家”方案而激发的内乱，更无法同时应对波兰有可能对东普鲁士发起的进攻。这让总统最终下定了决心，“感到心痛地”接受了巴本的辞职。

与之相应，巴本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既不能高估，更不能忽视。一方面，其经济政策是为政变方案服务的，因而目的性颇为可疑，巴本对这些政策的投入也不多，而且它们仅仅停留在创造就业岗位上，在货币政策和国家预算方面都乏善可陈；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终于改变了布吕宁内阁的紧缩政策，是此后德国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方案的源头，无论是施莱歇尔还是希特勒，都从中获益颇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本虽然由施莱歇尔通过高层谋划而出任总理，但他最终又倒在了后者的高层谋划之下。对于巴本而言，这是不可忍受的屈辱。正因如此，他随后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推翻新政府的新一轮高层谋划中，并为此做出了最为糟糕的决定。

三、施莱歇尔内阁与希特勒上台

1932年12月2日，施莱歇尔被总统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的第12位总理、第20届政府首脑。这既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自1890年卡普里维（LeovonCaprivi，1831—1899）被任命为首相后再次出现一位将军出任政府首脑的现象。学术界一度对施莱歇尔充满敌视，因为他在共和国谢幕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但随着大量史料被重新发现和解读，人们又发现他虽然属于保守派，但与巴本并不同路，而且也有意识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在共和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施莱歇尔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也曾绞尽脑汁地想帮助德国走出危机，只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

施莱歇尔是一位普鲁士军官之子，在军中先后结识兴登堡之子奥斯卡（OskarvonHindenburg，1883—1960）及后来的元帅曼因斯坦（Erianstein，1887—1973）等人。一战中，他大多数时间在最高指挥部工作，与兴登堡等高层军官熟识。战后，他先后担任陆军司令泽克特的顾问及国防部陆军处处长等职。1929年他升为少将后，转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

一战的经历让施莱歇尔对工会存在好感，因为他发现“工人代表的立场与态度比企业家理性得多”。此外，经过两届总统内阁的观察，他也看到了民众拥有着不可预知的力量。为此，当他被迫走上前台后，决定要构建一种“横向阵线”（Querfront），或被称为“工会阵线”（Gewerkst），即把所有同劳方相关的力量集中起来。

这一方案首先体现在施莱歇尔的内阁名单中。巴本内阁的部长大多数被留任，但内政部长盖尔（WilhelmFreiherrvonGayl，1879—1945）由布拉赫特（FranzBracht）接任，劳动部长谢弗尔（HansSchffer，1886—1967）由苏鲁普（FriedrichSyrup，1881—1945）接任。此外，施莱歇尔特别在劳动部下设立新部门“劳动岗位创造国家特派员办公室”（AmtdesReiissarsfürArbeitsbesg），由格里克（GüntherGereke，1893—1970）执掌。这种人事变化反映了新总理试图同巴本划清界限的努力。盖尔曾积极支持巴本的“新国家”方案，谢弗尔也一再努力贯彻巴本清除“福利国家”的计划，而现在施莱歇尔则希望通过更换部长的方式，向外界宣告，本届政府不再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并将有意识地关注劳方诉求。格里克曾在布吕宁内阁时期担任“公共劳动特派员”（Staatskommissarfürffe），与劳方共同筹划过一份劳动岗位创造计划。现在，施莱歇尔内阁提供的新职务既有助于他继续推行上述计划，以减少失业者人数，稳定社会，同时也可以通过他建立内阁与工会之间的桥梁。

其次，施莱歇尔在上台前后多次与各派劳方利益组织沟通，以夯实执政基础。早在1932年11月，施莱歇尔与自由工会高层便已达成默契，以国家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的方案来换取劳工们的支持。对于自由工会而言，施莱歇尔的方案是诱人的，除了它确实能够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外，还因它同自由工会此前业已制定的“WTB方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1932年4月，由自由工会统计办公室主任沃廷斯基（WladimirWoytinsky，1885—1960）、木工工会主席塔瑙（FritzTarnow，1880—1951）和社民党农业政策学家巴德（FritzBaade，1893—1974）联合筹划的经济复兴方案，其内容同样是以公共工程的方式来解决大约100万失业者再就业的问题。该方案因采取一定程度的通涨方式，曾被社民党拒绝，所以自由工会坚定了独立于政党政治的想法，迅速接过施莱歇尔抛来的绣球。

施莱歇尔的努力获得国会多数派的积极回应。国会主席团（ltestenrat）推迟了新国会的开会时间，也没有组织不信任投票。但是，国会也做了防守准备。12月9日，国会通过一项纳粹党提案，修改宪法第51条，把总统的代理权由总理转给国家法院院长，以防在兴登堡遭遇不测时，施莱歇尔将身兼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三职。

12月15日，施莱歇尔发表执政宣言。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两点：一是坚决否认独裁意图，表明自己反对改变宪法的立场。二是提出创造就业岗位是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政策。他说，“‘创造工作’就是所有方案的核心所在。”

然而，这份充满信心的“横向阵线”方案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并直接影响到施莱歇尔内阁的续存。原因何在？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施莱歇尔的真实目标仍然是用强人政体来代替民主体制，这让左翼政党始终对他抱有怀疑态度。例如，在发布执政宣言的方式上，施莱歇尔沿袭了巴本的作风，采取广播而非国会演讲。这一点表明这位争取劳方“谅解”的军人总理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放弃强人政治的理念，而是希望构建一种拥有大众基础的波拿巴式的统治。社民党甚至把施莱歇尔视作比希特勒更为糟糕的“恶”——他们认为，希特勒一旦上台，便很快会因为无法完成执政使命而下台，于是民主复兴便有可能——因而始终不愿意继续推行“容忍”政策。

对于施莱歇尔而言，把目光紧盯自由工会，而放弃与社民党之间的积极沟通，同样是一种失策。事实上，自由工会虽然做出了远离社民党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社民党的影响。正好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民党对施莱歇尔的负面评价仍然被工会高层所接受。另一方面，工会对施莱歇尔的就业方案只能解决40万—50万岗位的结果也不满意。由此，“横向阵线”失去了一个重心。

如此一来，“横向阵线”自然无法继续推进。同时，大工业家与大农业主也向施莱歇尔发起进攻，并且同希特勒结成联盟。

有关资本家与纳粹党崛起之间的关联，曾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垄断资本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纳粹党的发展。例如研究者发现，基尔道夫（EmilKirdorf，1847—1938）这位矿场监事会主席早在1927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并担任了希特勒与重工业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大工业家蒂森是纳粹党得以购买慕尼黑党部的主要资助人。甚至连美国汽车大亨福特（HenryFord，1863—1947）也曾与纳粹党保持着积极联系。

但是，把两者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批评。一方面，并非所有垄断资本家都支持纳粹党，如西门子或克虏伯在1932年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这里牵涉到重工业界与轻工业界对希特勒的外交观存在不同评判等问题；另一方面，并非资本家的资助使得纳粹党的选票增加，而是相反，由于纳粹党令人震惊的选举成绩，才让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关注纳粹党。至少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界对纳粹党的支持力度加大。11月19日，银行家、工业家与大农业主联名致信总统兴登堡，要求让希特勒取代巴本担任总理，以便让工人阶级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资本家与纳粹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延续到施莱歇尔执政时期。在部分资本家看来，施莱歇尔的“横向阵线”明显偏向劳方，是一种布尔什维主义化的做法。重工业集团明确支持希特勒取代施莱歇尔。这一点也被大农业主所接受。1933年1月11日，国家农业联盟在报刊上公布了措辞强硬的宣言，坚决反对政府的移民计划。但直到1月中旬，轻工业界仍然没有改变支持政府的立场，因为施莱歇尔的创造就业方案将把5亿马克资金投入到住房改建、改良土壤等方面，有利于这些领域的企业复兴。

尽管如此，部分资本家的支持仍然引起保守派政治家的关注，特别是巴本。自视甚高的巴本下台后，对施莱歇尔耿耿于怀，正等候时机加以反扑。1月4日，在科隆银行家、纳粹党经济顾问施罗德（KurtvonSchrder，1889—1966）的家中，巴本应邀与希特勒会面，商讨联合组阁等事宜。当时，巴本仍然拒绝希特勒担任政府首脑的要求。这次谈话无果而终。两周后，1月14日，希特勒与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及钢盔团主席塞尔特（Frae，1882—1947）会面。双方更为深入地探讨纳粹党与右翼保守派之间进行联合的方式。1月22日，在纳粹党人里宾特洛甫（JoaRibbentrop，1893—1946）家中，兴登堡的秘书迈斯纳和儿子奥斯卡也会见了希特勒。

世人难以推测希特勒当时如何评判保守阵营抛出的绣球，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月份的三次谈判之后，希特勒通往总理府的道路已经明朗，而施莱歇尔谢幕的时刻则越来越近。

从1932年12月中旬开始，施莱歇尔的“横向阵线”已经陷入困顿。他对巴本等人联系希特勒的种种做法也心知肚明。但是，他在当时还没有山穷水尽。至少他还有一条路，即效仿巴本，通过兴登堡的支持，以“国家紧急状况”为由来解散国会，然后借两个月的独裁时间来创造新的政治局面。

为此，施莱歇尔与普鲁士原州长、社民党人布劳恩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令他感到满意。布劳恩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清楚认识到纳粹党的危险，因而同意在国会解散后，劝服社民党高层去支持政府的工作。

但是，施莱歇尔仍然希望等施特拉塞尔回国后，同样取得纳粹党的“容忍”，恢复“横向阵线”。然而，等施特拉塞尔回国表示愿意继续合作时，施莱歇尔发现自己错过了两个重要时机：一是布劳恩在社民党内的影响力业已衰落，无法实现他对总理的承诺；二是由于希特勒与保守阵营的几次谈判及纳粹党在利珀—德特莫尔特州获得高达39。5%的选票，施特拉塞尔在纳粹党内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旁落。

如此一来，施莱歇尔只能依靠总统的信任来面对解散国会之后的未知情况。但在1月28日，兴登堡却拒绝给予这种信任。总统的解释是，任命施莱歇尔的初衷就是要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再次回到“紧急状况”——巴本正是因此而下台的，施莱歇尔也不例外。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前与希特勒达成密约的奥斯卡、迈斯纳以及巴本等人已经向兴登堡施加过影响。不过，直到1月28日前，兴登堡仍然期待一个巴本内阁，而不是希特勒内阁。只不过由于纳粹党公开声明将抵制巴本内阁，才让巴本知难而退，最终还劝说总统接受了那位“二等兵”。

同日，施莱歇尔宣布辞职。两天后，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三届“总统内阁”的历史就此结束，魏玛共和国的大幕也从此拉上。

作为“总统内阁”的始作俑者和最后终结者，施莱歇尔在共和国灭亡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对议会民主制极为不满，积极充当着所谓“保守革命”的策划者。倘若没有他的鼓动和谋划，“总统内阁”这种执政模式也许不会出现在魏玛舞台上，即便该体制并不违宪。另一方面，他并不是一个极端落后的保守派，他的执政方案明显反映出一种试图解决魏玛危机的努力。他看到了大众政治时代有别于此前精英政治时代的特征，敏锐地抓住了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如建立“横向阵线”来夯实执政基础，以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等。因此，从总体而言，施莱歇尔的确想推翻魏玛体制，但他希望在解决魏玛危机的基础上推动政治转型。

“总统内阁”作为《魏玛宪法》所允许的一种执政模式，在共和国末期却扮演着推翻民主体制的终结者角色。如此巨大的反差当然与1930—1933年间的严重国家危机相关，但也源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一系列潜在问题。

首先，就宪法本身而言，第48条赋予总统的独裁权并非不合理，但高估了总统“超党派”的自觉性。正如前文所言，在韦伯等法学家看来，总统独裁权是消解国会独裁权的唯一方式，以便解决政党政治中极易出现的拖沓不决的问题。在艾伯特当政期间，依仗总统信任来颁布紧急条令的情况也曾出现过（如1919年、1920年、1923年），而且十分顺利地解决了国家危机。然而，兴登堡并不是艾伯特，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其政治观依然属于德意志帝国。当然，兴登堡也希望维持内阁与国会保持一致的最佳状态，这也是他为何三次以内阁无法取得国会多数派支持为由来更迭总理。但是，当这种情形无法出现时，他便十分自然地倒向保守主义阵营，认可后者已经谋划许久的“保守革命”，寻找各种突破《魏玛宪法》的可能性。布吕宁在回忆录中对兴登堡的评价或许恰到好处：“总统那些令我多次感到震惊的行为是符合其性格的。当局势显得十分困难甚或灾难性时，他会变得胆小起来，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倘若一切顺利，他便会变得挑剔——于是人们必须担心他随时会发生突然的变卦。”此外，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也容易受到亲戚（儿子奥斯卡）或亲信（总统办公厅主任迈斯纳）的影响，在总理人选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无论是最后三任总理还是希特勒的选择，无一例外。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挑选上，兴登堡从厌恶到接受的态度转变，正是所谓“巴本密谋”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即便“总统内阁”本身并不违宪，但《魏玛宪法》对总统人选及其权力缺乏防御性的限制条款，当是1930年后共和国局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就共和阵营而言，他们既缺少有效的危机处理手段，也没有组织行之有效的抵抗行动，仅仅抱着幻想而失去了保卫共和的机会。自最后一届大联合政府倒台后，共和阵营的分化极为严重。民主党最终转变为新党，彻底失去影响力；中央党由右翼领导，不断偏向保守阵营；社民党一方面受制于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满足于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它最初“容忍”了布吕宁的萧条政策，后来却“反对”巴本和施莱歇尔的就业岗位创造方案，甚至认为后者比希特勒更糟糕！在1930年后的几次大选中，社民党节节败退，却在没有转变方针的情况下，仍然对下一次大选抱有幻想。如在1932年11月大选后，社民党与自由主义者们都确信“纳粹主义的思想失去了吸引力”。进一步而言，社民党还日益陷入到与共产党之间“兄弟阋墙”的争斗中，此举既分化了工人选民，又为纳粹党制造了可趁之机。

最后，就纳粹党而言，“总统内阁”虽然不是注定的“纳粹夺权之前奏”，但正因为希特勒善于抓住机会，才使得纳粹上台得以可能。在1930年前，纳粹党已通过内部革新的方式，做好了成为一个“全民党”的准备。在纷乱无常的5次大选中，这种旨在吸纳所有阶层选票的战略看起来的确起到了作用，因为几乎所有其他政党的选民都有投奔纳粹党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不可忽视。他那经过哲学博士戈培尔精心雕琢的演讲词、反复演练而**高涨的演说才能、一周内飞向全国各地的巡回宣传毅力以及毫无根据指鹿为马的批判伎俩，不仅使他赢得了大量支持者，而且也让所有党派乱了阵脚。共产党看到了纳粹党的危险，却把社民党视作更危险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社民党一心与纳粹党保持距离，却在施莱歇尔当政期间，反而期待希特勒上台以便让民众重回民主怀抱；保守阵营则严重低估希特勒的实力，以为可以控制住纳粹党，并将之融入保守革命中。事实证明，它们都错了。

当然，若我们把观察视角放在国际上，还能发现议会制在欧洲一些国家中都出现了危机，如捷克、奥地利。它们与魏玛德国都是帝国的后续者，都未曾对议会民主制做过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都对政党国家充满疑虑乃至敌意。从这一点而言，魏玛衰亡的悲剧也不是个案，它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议会民主制在欧洲政治运行中的危机。

总之，在民族、民主、民生三个互有联系又相互制约的问题上，三届内阁各有侧重，无法找到一条从整体上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反而由于顾此失彼，最终把国家权力送给了纳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