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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总统内阁的实践与失败 一布吕宁内阁（第3页）

第三，布吕宁的农业政策未能得到理解，成为他被迫下台的导火索。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危机始终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农业生产与销售之间的落差较大，农产品滞销严重。大萧条发生后，农业危机进一步加深。1931年，农产品丰收，但因大规模失业的负面影响，其销售量反而大跌，从前一年的94亿马克下降到66亿马克。农业负债问题由此加剧。据统计，到1931年中，全国农业抵押贷款欠债80亿，个人贷款欠债45亿，利息多达10亿；农业工厂的破产数量从1929年的1971家增加到1931年的4766家。

布吕宁的农业政策包含保护与改变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保护而言，他通过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如1931年初降低动物运价11%）、增加农产品消费税（如1931年5月把糖税翻了一番）、支持特殊农产品生产（如支持北德发展畜牧业）、减少大地主的债务负担（如把短期借贷变为长期借贷，利率差额由政府承担）等方法来恢复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从改变而言，他致力于用一种“农业计划经济”（Agrarplanwirtschaft）来取代原来的“市场导向”，即强行收回没有经济价值的田产转而分配给农业移民，以便同时解决农业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两个问题。据其设想，到1932年3月底，在东部援助计划的安排下，应有34万公顷田地可供分配，政府将提供1。98亿马克的资金，并创造2万个新增岗位与1万个附属岗位。

显然，布吕宁的农业政策是同其紧缩政策背道而驰的，但有利于解决农业危机。然而，在大农业主利益团体——特别是国家农业联盟（Reidbund）——眼中，这些措施不啻为一种“农业布尔什维主义”（Agrarbolschewismus），因为它赋予国家干预农业市场的权力，并剥夺了大农业主的财产。这些人反复向出身于易北河东岸的兴登堡告状，说政府正在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让已经心存不满的总统对布吕宁彻底失去信任。

1932年5月29日，兴登堡向布吕宁表示，他将收回对后者的信任。布吕宁试图劝说总统再给他一些时间，但没有成功。同时，布吕宁也拒绝了总统让他担任外长的提议。第二天，布吕宁辞职。

布吕宁政府是三届“总统内阁”中当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总计26个月。换言之，尽管布吕宁反复宣称自己倒在了“离终点只有百米之处”，实际上他比继任者们拥有更多时间来解决危机，规划国家的未来走向。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大萧条仍在深化，而且伴随各国推出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而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让本来就陷入各种国家危机中的共和国缺少可以自如腾挪的空间。因而，布吕宁的选择余地很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吕宁对魏玛民主体制的衰亡毫无责任。作为一个政治立场偏向保守的总理，他对民主制度的行动效率本来就心存疑虑。这一点决定了他虽然希望建立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却最终转向了依靠紧急令来维持统治。更为糟糕的是，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政治转向后的复杂政治生态：一方面，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极端主义政治党派（特别是纳粹党）如脱缰野马般在德国大地上飞驰，吸引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目光；另一方面，保守阵营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容忍他的政策，尤其是总统对他的信任快速流失。再者，布吕宁作为财政专家，一再坚持外交政策优先权，把紧缩政策作为全盘解决赔款问题的先决条件，从事后来看，并不恰当，反而成为延续并加深危机的源头。最后，从布吕宁内阁开始的民族主义外交方针转向，结束了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和解外交，刺激了扩张主义者的野心，同时恶化了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他旨在以走钢丝般的方式来摆脱眼前困境，不料却开启了一个让魏玛民主体制加速崩溃的进程。

二、巴本内阁

在布吕宁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另一位中央党人粉墨登场，宣布组阁成功。这就是巴本。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是，在三届“总统内阁”中，巴本内阁最为主动地在内政外交上突破宪法，以筹建一个独裁政体。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Mommsen，1930—）称之为“威胁国家政变的内阁”（DieRegierusstreig）。

在保守阵营向总统施压并推翻布吕宁内阁的过程中，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扮演着联络人兼说服者的双重角色。但是，他却拒绝成为布吕宁的继承者，反而向兴登堡推荐了巴本。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施莱歇尔并非不想上位，而是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作为军人和幕僚，他缺少国会党团的工作经验，完全没有把握在赢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下，组建一个自己可以掌控、同时又被兴登堡所信任的内阁。

在这种情况下，施莱歇尔有两种选择：一是支持已经成为国会第二大党的纳粹党组阁；二是继续保持“总统内阁”的模式，寻找一位保守阵营的代言人，同时获得纳粹党的“容忍”。由于纳粹党咄咄逼人的姿态，既让其他党派敬而远之，又让施莱歇尔感到棘手，所以第二种选择显得更加可靠。

巴本正是一个合适人选。这位贵族一直是中央党内“异类”：他在政治观上倾向于民族人民党，自认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君主主义者”，希望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之上的独裁”，这与施莱歇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德国政坛活动数年，曾担任过德国驻美国、土耳其等国武官，与兴登堡相识，深得后者信赖——总统亲切地称他为“小弗兰茨”（Frnzs）。当然，最重要的是，巴本也愿意出任总理，以便实现自己的改制理想。

在布吕宁辞职前（4月28日与5月7日），保守阵营曾与纳粹党达成密约：纳粹党“容忍”一个保守派内阁；新内阁上台后，将废除冲锋队禁令。尽管据戈培尔日记披露，对希特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6月2日）、“不是作为最尖锐的反对派，就是获得权力；容忍就是死亡。社民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先例”（8月2日），但是，纳粹党当时的虚与委蛇却让施莱歇尔放松了警惕。在施莱歇尔看来，新内阁足以通过各种方式，让纳粹主义运动融入保守阵营中。这就是他的“驯服方案”（Zhmu）。

6月1日，巴本内阁成立。这是一个被戏称为“贵族内阁”（KabiderBarone）的国家领导集团，因为大部分部长都拥有贵族头衔，或是保守阵营的坚定成员，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巴本内阁旨在建立一个所谓“民族集中政府”（DieRegieruioration），即集中所有力量来应对国家危机。为此，巴本做出一系列举动来凸显自己的“超越党派性”。6月3日，他首先做出表率，退出了中央党，以避免受到党内政策的影响。此举足以让巴本内阁与此前的任何内阁（甚至布吕宁内阁）区分开来，它表明新政府有意识地抛弃了“政党国家”的基本特性。次日，他有意回避国会，而选择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发表执政演讲。

更让人关注的是这篇演讲的内容。巴本在其中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集中所有力量，反对阶级斗争；第二，废除不必要的社会福利；第三，优先解决内政问题。

这篇被时人评论为“不可思议”的文件，尽管立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但国会却已经没有机会加以抵制。在这篇演讲的末尾，巴本宣布“解散国会”。这表明，与布吕宁上台伊始还想寻求在宪法框架内解决危机的做法不同，巴本从未想过同现存国会进行合作，而是力图在短期内建立一个适应“总统内阁”统治的政治格局。

不过，巴本内阁最终没有完成这一目标。在仅仅5个月的执政期中，它大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实施执政方案，其余则因为两次国会大选而打乱了节奏。

从6月1日上台到7月31日国会大选结束，巴本政府拥有整整两个月近乎独裁的权力。围绕其执政方案，巴本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工作：首先，履行诺言，取消冲锋队禁令。6月14日，巴本政府宣布撤回由前任内阁颁布的冲锋队禁令；随后，巴本又在第二个相关法令中宣称，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判断军队之外的武装力量是否“威胁公共秩序”——换言之，地方政府也应该撤销禁令。其次，大规模削减福利，改造“福利国家”。6月14日，巴本政府颁布第一个有关社会政策的紧急令。它把失业保险金削减大约23%，危机救济金削减17%，城镇救济金削减15%，而且还继续降低短期工的工资以及退休金。除此之外，巴本还提出一个高达1。35亿马克的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并应允建立所谓“志愿劳动服务处”（FreiwilligeArbeitsdienst），但这些方案当时还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立即予以实施。最后，以改造政治格局为名，颠覆了普鲁士州政府，发动了令人震惊的“打击普鲁士”（Preuenschlag）事件。魏玛时期，普鲁士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既是共和国的最大联邦州，又长期控制在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手中，因而被视作“共和国的民主堡垒”（BollwerkderRepublik）。1932年上半叶，这里的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一方面，4月24日的州议会选举结果（见表3。2。3）表明，执政党联盟失去了多数地位，而右翼政党却有可能上台执政。但是，由于中央党拒绝支持一个纳粹州长，根据大选前州议会通过的选举程序，一位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仍然无法执掌州权。所以，社民党人布劳恩和泽韦林得以继续担任州长和警察局长。然而，这种格局显然是不稳定的。

表3。2。31932年4月24日普鲁士州议会选举结果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废除冲锋队禁令后，普鲁士州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街头暴力行动，其中大多数是冲锋队与左翼工人组织之间的冲突。特别在7月17日，冲锋队试图列队通过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工人区，结果引发双方大规模械斗，造成18人死亡（其中不少是无辜路人）、多人受伤的结果。这次“阿尔托纳流血周日事件”（Altosonntag）让普鲁士州内的对抗性政治激进行动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

“打击普鲁士”是一次十分严重的国家政变行为，因为它改变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的基本原则。类似举动也曾出现在二十年代初，当时的中央政府干涉过图林根、萨克森或巴伐利亚，但其对象并不是像普鲁士这样的最大联邦州，实施者也不是像巴本这样一心图谋改变共和国政治格局的人。

然而，社民党与自由工会都没有组织积极的抵抗行动。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使得1920年卡普暴动时出现的大罢工无法再现，而且社民党还期待新一轮国会选举能够改变自己的困境。只有州长布劳恩向总理和总统分别寄去抗议信，并向国家法院提出上诉。10月25日，国家法院才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判决：总统向联邦州派出特派员的做法是合乎宪法规定的，但该特派员不能在参议院和其他国家机构中代表各州利益。如此一来，社民党州长看上去重新获得了权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

总体而言，巴本内阁的上述三招完全是其施政纲领的具体化。但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并没有完成“民族集中”的使命，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纳粹党犹如被放出牢笼的野兽，到处出击；被削减福利的普通人对政府怨声载道；普鲁士从稳定之所迅速沦为动乱之源。而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大选则是巴本被迫吞下的最大恶果。

7月31日国会选举是共和国有史以来参选率最高的一次，为84%。这表明德国人在当时非常渴望通过此举来改变命运。但让民主派吃惊的是，魏玛体制显然不再成为人们寄予希望的对象。两个反共和国的左右极端政党都获得更多选票：纳粹党的胜利翻了一番，得到37。3%的选票，赢得国会230席，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则得到14。3%的选票。除此之外，中央党与巴伐利亚人民党由于反巴本政府的立场，得票略微回升，最终在国会中拥有97个议席。其他政党则都出现选票大幅流失的现象，社民党由此失去10个议席，人民党失去23席，民族人民党失去4席，脱胎于民主党的国家党只剩下4个议席。

反对魏玛民主体制的选票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反对者并没有投向保守阵营，而是支持左右两翼的极端政党。从这一点而言，选民们至少对巴本政府的那些政策也并不是满意的。

当施莱歇尔与巴本讨论组建一个以希特勒为总理、同时包含中央党成员的政府时，总统却出人意料地投了反对票。8月10日，兴登堡表示，把这么一位“波希米亚二等兵”任命为总理简直是一出笑话。同日，内政部长也对希特勒组阁计划表示反对。8月13日上午，巴本与希特勒会谈，后者拒绝接受副总理职位。下午，兴登堡在同希特勒的私人谈话中再次明确拒绝把总理职位授予一个使用恐怖手段的政党。随后公开发布的总统府声明，把希特勒形容为一个“对祖国既无良知又无责任感的人”。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方案就此作罢。尽管如此，为了安抚纳粹党，巴本仍然出面作为普鲁士特派员，把“坡藤帕谋杀案”中凶手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此，对于巴本政府而言，峰回路转的契机出现了：一方面，看上去总统仍然对巴本充满信任；另一方面，纳粹党由于未能马上实现希特勒就任总理的方案，在随后数周内陷入到内部危机中，希特勒的权威受到党内左翼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Strasser，1892—1934）等人的挑战——后者希望首先让纳粹党参加组阁，而不是坚持希特勒就任总理。

巴本内阁获得了两个月的喘气时间。它随即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两项重要调整。

其一，在政治诉求上更为明确，推出所谓“新国家”（）的政变方案。施莱歇尔等人料定，新国会仍将对巴本内阁投不信任票，然后由总统继续解散国会。问题在于，这次国会解散后，德国有可能选择其他道路吗？根据宪法，总统必须在60天内组织新选举，但若总统认为出现“国家紧急状况”，则可以推迟这一期限。巴本希望藉此推动宪法改革。9月12日，他在广播谈话中指出“形式民主的体制已经掉价了”。他希望恢复帝国时期的宪政体制，其区别只是把皇帝变成总统。同时，德国还必须建立一个根据职业阶层来构成的上院（Oberhaus），其成员由总统任命。这种“新国家”实际上是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为模板的。

其二，利用外交胜利，转变经济上的紧缩政策。7月9日《洛桑协议》签订，规定德国只需要再支付30亿马克与5%的汇款费后便终结赔款问题。这无疑有利于德国经济复苏。巴本决定把6月14日紧急条令中创造就业的计划转变为实践方案，9月4日—5日的两项条令就是其成果。政府在交通、水利和农业领域中为青年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并将为增加工作岗位的企业提供总计7亿马克的补贴。这项举措当时被一位美国记者赞誉为“在欧洲所有国家克服危机的计划中最天才的一种”。

由于兴登堡拒绝推迟，国会选举被安排在11月6日，而第二届巴本内阁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做准备。与此同时，德国政局出现了让政府感到更棘手的现象，所谓“褐—红统一阵线”（Brausfront），即纳粹党和共产党开始携手反对巴本内阁。这一点特别反映在11月初柏林交通业大罢工中。当时为提高小时工资，共产党的革命工会（ReveO）与纳粹党的企业支部（NSBO）携手发动了长达一周的罢工。这让施莱歇尔颇感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