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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总统内阁的实践与失败 一布吕宁内阁（第2页）

其三，从教派和性别来看，非天主教徒（特别是基督新教）的男性才是纳粹党的投票者，而天主教徒或女性一般支持传统的保守党。

1930年大选后，布吕宁原本希望同纳粹党合作，但遭到后者拒绝。幸好社民党出于保障普鲁士大联盟政府的考虑，在布吕宁应允中央党继续合作的前提下，推行容忍政策，布吕宁内阁才可以无须继续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同时，总统也拒绝同希特勒对话。但是，作为国会第二大党的纳粹党已获得广阔的宣传舞台，得以合法地对民主体制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最后，以紧缩为特征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没有快速解决赤字问题，反而不断推高赤字总额，让德国更深地陷入危机。

纵观布吕宁的5个紧急条令，其内容不外乎提高税收和降低开支。提高税收既包括提高已有税种的缴税额度，也包括增加五花八门的特殊税，如消费税、饮料税、矿泉水税等。降低开支主要是压缩公共事务部门的经费，停止建设公共建筑，三次降低公务员和职员的薪水，削减各类社会保险金的额度。与这种严格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套，商品价格也受到严格控制。

但是，紧缩政策并未让德国经济快速复兴，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财政赤字从5亿马克增加到10亿马克；工业产量和投资率分别下降到1928年的58%和38%；失业率继续攀高，达到30%；1932年5月国家债务比布吕宁上台时还高了17%。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利益团体代表、甚至内阁成员多次质疑布吕宁的紧缩政策，但总理仍然不为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盘算。

外交上的算计首当其冲。在布吕宁的设想中，只有通过紧缩政策让德国经济出现灾难性场景，才能使《杨格计划》无以为继，最终让战胜国取消赔款；与此同时，他也考虑到外国贷款一旦抽离后出现的紧急状况。正因如此，当劳动部长向他反复推销劳动就业方案时，他总以任何变化都会影响赔款问题的最终解决为由而予以拒绝。

当然，如凯恩斯主义那样的解决方案能否在一个经历过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得以推行，也是令人怀疑的。在布吕宁上台前后，保持预算平衡就是内阁与国会、政府与央行之间反复斗争的核心内容。更何况《杨格计划》也不会允许德国政府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赔款问题。

更糟糕的是，由于1931年春夏之交爆发的银行危机和9月英镑贬值，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即便1931年夏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1964）宣布战债归还延长一年，这种恶性循环仍然没有停止。

然而，不管以何种理由来推行紧缩政策，这种“以强化危机来克服危机”的做法在民众那里显然不受欢迎。纳粹党也由此找到了攻击政府的极好理由。

布吕宁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未能如其所愿，立即实现德国的重新崛起。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从主观而言，布吕宁内阁放弃了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和解外交”，不再遵循多元外交方针，转而采取单方面恢复大国地位的民族主义导向，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压制。

修改《凡尔赛和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主要目标，但方式各有不同。1923年前，政府大多采取对抗方式；此后，施特雷泽曼尝试用谈判和理解的方式，“洛加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洲和平时代的到来，也让德国恢复了一部分地位。但是，在布吕宁内阁建立后，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各国利己主义心理流行，权力政治重回国际舞台，新政府也转向了民族主义外交方针。

该方针的第一个表现是“德奥关税同盟”（Diedeutsch-sterreichision）的筹建。该方案源于施特雷泽曼时代，当时的考虑是在西部边界修改、赔款问题解决等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再来讨论这一目标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但布吕宁上台后，该方案却被视作德国重新崛起的必要之举，因为它将抵制由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的“欧洲联合国”（VereienvonEuropa）计划，以保障德国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1931年3月21日，经过德奥双方反复协商，这一方案终告完成。

可想而知的是，该方案必然激怒其他欧洲国家。法国认为它对德法关系产生威胁，并且阻碍了白里安的欧洲计划；英国人害怕此举将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裁军会议和欧洲合作；其他欧洲国家更害怕德意志统一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正在此时，5月，奥地利出现银行危机，急需外国信贷。英法则以奥地利退出德奥关税同盟为条件。同样，德国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无法继续推行该计划。9月初，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正式宣布该计划无效。

民族主义外交方针的第二个表现是争取军事平等权。布吕宁政府参加国际联盟组织的裁军会议筹备，但态度强硬。1932年夏，德国代表团以无法得到军事平等权为由，退出会议。这种态度愈加引发了英法等国对德国崛起的警惕之心。

从客观而言，布吕宁内阁虽然以取消赔款为目的，不惜一再坚持事后看来完全错误的紧缩政策，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取决于战胜国的立场，德国缺少直接控制赔款问题的能力。

1931年3月6日，布吕宁首次在内阁中表达了自己希望结束赔款的想法。当时，财政部国务秘书、外交部长和央行行长都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战胜国会放弃索赔权利。但布吕宁却坚信自己的想法。他在第二次紧急条令颁布时，号召民众“拿出最后的力量”，向世界展示德国履行赔偿义务的决心和无法继续赔偿的现实。

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胡佛做出延期支付赔款的决定。这被视作布吕宁赔款政策的巨大胜利。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取消赔款道路上的第一步。半年后，国际清算银行特别委员会才在巴塞尔达成共识，承认德国无法完成赔款方案。再过半年，到1932年6月16日—7月9日的洛桑会议，战胜国终于决定取消德国赔款，但此时，布吕宁已经下台！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宣布辞职。此时，离上述洛桑会议召开只有两周时间。对于布吕宁而言，取消德国赔款意味着所有内政外交危机都将迎刃而解。因此，这一步无异于让他倒在了“离终点只有百米之处”。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真的快要接近终点了吗？

事实上，布吕宁的内外政策并没有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无论是紧缩政策还是民族主义外交方针，都让国内外舆论对其内阁失去耐心。而德国又很难去影响战胜国在赔款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布吕宁所谓接近终点的说法，只能是一种幻觉，甚至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或许还是他事后自我辩解的一种策略。

进一步而言，在1932年上半年，布吕宁在三件事上的错误算计，让他更为远离想象中的终点：

第一，在1932年3月总统选举中，布吕宁虽然极力支持兴登堡，但结果反而让总统心生怨恨。

布吕宁打算趁这次选举，修改宪法，把公民直选总统制改为国会选举总统制，但未成功。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留一个支持自己的总统。在他的反复劝说下，本来不愿意留任的兴登堡宣布参选。

3月13日的第一次选举未能产生得票率超过一半的当选者。在3370万张选票中，兴登堡获得1870万张（49。6%），纳粹党的候选人希特勒获得1130万张（30。1%），共产党的候选人台尔曼获得500万（13。2%），民族人民党的候选人杜伊斯特贝格（Theod，1875—1950）获得260万张（6。8%）。

在4月10日的第二次选举中，杜伊斯特贝格退出选举，兴登堡获得53%的选票，希特勒和台尔曼的得票率分别为36。8%和10。2%。兴登堡再次当选为总统。

在此过程中，布吕宁为兴登堡当选做了不少努力。他在各党派中斡旋，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央党、社民党、人民党等在内的、政治光谱十分广泛的支持者队伍，来支持兴登堡。

问题在于，兴登堡更在意保守派的支持。在选举前，他突然发现，自己担任名誉主席的钢盔团居然联合民族人民党，拒绝提名自己。在第二次选举时，他又发现，杜伊斯特贝格的200万选民变成了希特勒的支持者，而只有60万选民转投他的阵营。兴登堡感到自己被政治盟友抛弃了。更让他觉得难堪的是，中央党和社民党是自己的主要支持者，而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与兴登堡作为基督新教保守派政治家的身份不同。

由此，兴登堡的再次当选，并不如布吕宁所算计的那样，继续支持其领衔的总统内阁；恰恰相反，兴登堡的不满情绪在总统与总理之间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第二，1932年3—5月围绕冲锋队禁令上的争议，让右翼对布吕宁的政治立场愈加怀疑。

从1930年以来，纳粹党的两个组织冲锋队与党卫队不断招兵买马，并通过街头暴力，快速增强影响力，1930年底罗姆恢复了冲锋队队长职务。1932年3月中旬，普鲁士政府以冲锋队制定暴动计划为名，完全禁止纳粹党的社团组织在州内活动。4月13日，普鲁士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颁布全国性的冲锋队禁令，以维持秩序与安宁。对此，布吕宁与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格勒纳表示支持。总理的想法是，乘此机会，压制纳粹党的发展，以便在未来国会选举中赢得一个理想的多数派格局。禁令随机出台。

但总统和右翼政治家们都对冲锋队禁令表示不满。总统认为，社民党的国旗队（Reier）仍在活动，不能仅仅禁止冲锋队。施莱歇尔则希望利用冲锋队来打击左翼力量。因此，施莱歇尔多次批评政府，并迫使格勒纳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虽然布吕宁内阁最终并未取消冲锋队禁令，但此事却让右翼决定抛弃布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