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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国的纳粹化 一纳粹党的改造蓝图（第1页）

第一节德国的纳粹化一、纳粹党的改造蓝图

纳粹党是怀着改造德国和世界的雄心登上执政舞台的，就像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创造新国家”，“要把国家放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模子里加以铸造”。

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具有种族含义的“民族共同体”理论。“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纳粹党早期鼓吹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概念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强调要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内部没有阶级对抗的德意志社会或“民族社会”，强调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利益一致性，要求各阶层人士注重民族的整体利益，淡化或者主动调节内部矛盾，同舟共济，以复兴德意志民族。两者都以种族斗争为世界历史主线的史观为基础，强调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如此就导致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严格的必然法则是强者胜弱者灭，这就是一部血与火的世界史。希特勒认为，各个民族（种族）之间有高下、强弱、优劣之分，这是“自然赋予”的，然而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不注意自保，去信奉削弱民族力量的三种人类罪恶——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而不是信奉与之相反的、加强民族力量的三个要素——种族价值、个体价值、自我保护的魄力与动力，该民族就会因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下降，最终丧失强者的地位。因此，各个民族客观上就是各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求胜求强。他认为，雅利-北欧日耳曼人是—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但如果不注意自保，则会丧失优势地位。

在国家观上，纳粹主义强调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虽然是形成人类高等文化的基础，但不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能创造文化的是赋有天才的种族”。1933年7月10日，希特勒在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时表示，“民族”不仅赋予个人的生命以意义和目标，还提供了判断所有其他制度和主张的标准。“政党、国家、军队、经济结构、司法机构都是次要的，它们不过是保护‘民族’的工具。如果它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们就是正确有用的。在它们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时，它们是有害的，要么加以改革，要么弃之一旁，用更好的工具取而代之”。

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重任，希特勒声称纳粹党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它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deraat）、日耳曼国家（dergerma）或“人民国家”。这种国家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对民众实行保护，从本民族中挑选出最有种族价值的精英并将他们保护起来，以确保一个民族的内部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有能力培养本民族的理想情操，提高文化素养，从而将整个民族引向更高的自由王国，在人类中占有统治地位。在德国纳粹党的宣传中，这种新型的国家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国家概念。希特勒曾经对其下属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Rausg，1887—1982）说：“国家概念已变得没有意义。不能用有历史渊源的各族人民所居住的国家疆界这个词语来看待新秩序，而要用超越这一疆界的种族这一词语……。法国本着国家的概念把它的伟大革命推向边界以外；民族社会主义将本着种族的概念把它的革命推向国外，并彻底改造世界。”

这种新型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元”的。纳粹党的宣传口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EinReiVolkEinFühre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一元性追求。这种一元化的国家，在权力结构上以领袖独揽全权取代三权分立，以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取代有限任期制；在决策程序上以个人专断取代集体原则和多数原则；在人事任免上以上级任命制取代民主选举制；在国家行政管理上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取代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原则。在纳粹党的改造蓝图中，全国的党、政、军大权，立法、司法、行政大权，全部应该集中到希特勒一人手中。按纳粹德国法学家汉斯·弗兰克（HansFrank，1900—1946）博士的说法，“元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宪法”。而纳粹德国总理府部务主任温斯泰因（Wienstein）则于1936年12月15日公开声称：“如今的政府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阁，在那里所有决议必须获得多数阁员的同意，如今的政府是元首的顾问团，成员们可以向元首兼总理提建议，但必须支持他作出的决定。”政府官员和军人都向希特勒个人而不是宪法或国家宣誓效忠。1934年9月7日，纳粹党在庆祝一体化（Gleig）胜利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宣布了这样的口号：“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二、1933年3月国会选举

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初，现实情况离开纳粹党的目标距离甚远。当时，魏玛议会民主制虽然处于解体阶段，但其权力机构依然存在。在形式上，德国仍然是一个议会制共和国，《魏玛宪法》不仅没有失效，而且是希特勒执政的依据。希特勒必须承认《魏玛宪法》的有效性，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纳粹党并没有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该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只占据其中33。1%的席位，没有达到过半数的优势，希特勒只能在纳粹党—民族人民党联盟的党派基础上，领导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对于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权势集团是不放心的。为了防止希特勒胡作非为，权势集团在他周围设置了不少栅栏。根据希特勒执政前各方的约定，兴登堡总统不单独接见希特勒，后者只有在副总理（巴本）陪同和在场的情况下，方可向总统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在12人组成的内阁中，除总理希特勒外，只有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Frick，1877—1946）和航空委员兼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人。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希特勒没有从总统那里获得随时颁布“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权力，相反，兴登堡要求希特勒政府必须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否则即下台。

权势集团对上述安排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传统势力与纳粹党之间，在建立专制的民族主义国家、排除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左派、加强扩军、重新推行对外扩张的强权政治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通过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既排斥了民主派和进步势力，又能利用纳粹党所拥有的群众基础为自己服务，稳定政局，度过危机。同时，还能在内阁中分享权力，使纳粹党遵循他们的轨道，防止其越轨行动。巴本曾经得意地对周围人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当年1月底至2月初，《法兰克福报》也曾评论说：“从内阁的组成情况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很明显，政府是围着胡根贝格转，不是围着总理转。”

希特勒在无法通过选举获得国会多数、又不能实行暴力夺权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夺权策略，以暂时性的让步换取及早合法上台，其目的就是以总理的职位为据点，展开新一轮的夺权行动，在全国建立起纳粹极权统治。他曾经对一名纳粹同党说：“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称号。”然而，在魏玛体制还未彻底粉碎之前，这个自称的“野蛮人”还是绕不过国会这个舞台。希特勒必须获得国会绝对多数的支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兴登堡总统提出的条件，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国会中顺利地通过实施极权的法律，以“合法”的程序建立起纳粹独裁统治。他选择了重新举行大选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指望借助国家机器获取更多的选票。

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趁新内阁的全体成员在总统办公处等待委任之机，向部分阁员透露：他将尽快解散国会，举行新的大选。胡根贝格本来就对希特勒担任总理很不服气，这时又担心希特勒别有所图，因而断然拒绝这一设想，并当即同希特勒顶撞起来。希特勒再三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并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政府的组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胡根贝格继续争吵不休。只是由于兴登堡催促按时举行政府就职宣誓仪式，争论才暂时中断。

当天下午5时，希特勒主持其第一次内阁会议。戈林在会上接过上午的话题，再次提议解散国会。胡根贝格担心纳粹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摆脱内阁保守派伙伴的牵制，因而再次强烈反对。巴本也主张暂时维持现状。胡根贝格还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剥夺共产党人的议席，使右翼政党自然而然地取得国会多数。希特勒尽管对共产党充满仇恨，但他不愿意因为采纳这一方案而放弃重新选举。他表示，根据自己的经验，“禁止政党是没有意义的。禁止那站在德共背后的600万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还可能引起社会民主党发起总罢工。他再次重申，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联合政府的组成将不会改变。会议结束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即对外宣布，称内阁已否决了一项取缔共产党的命令，并且不会侵犯言论和出版自由。

其实，当天中午时分，希特勒就派戈林去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交涉，了解该党的意向。中央党要求派员入阁。但是，希特勒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一旦该党入阁，联合政府就能拥有国会绝对多数，因而就没有必要举行新的国会选举，而中央党也会就此以功臣自居，成为制约自己行动的障碍。但是，他在内阁会议上隐瞒真相，仅表示自己愿意亲自同中央党领袖举行谈判，如果谈判无果，就安排举行国会大选。

翌日，希特勒与天主教中央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主教举行会谈。希特勒要卡斯提出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卡斯照办，并要求希特勒遵循《魏玛宪法》实施统治。紧接着，希特勒召开第二次内阁会议，欺骗内阁成员，称中央党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没有可能与它达成协议，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解散国会。随后，他紧逼内阁成员表态。巴本的态度模棱两可，胡根贝格陷于孤立，只得让步。其他非纳粹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只有通过国会重新选举，才能保证联合内阁获得多数支持，因而表示赞成。希特勒以“庄严的保证”安抚他们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的组成绝对不变。接着，他建议内阁向总统提议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

2月1日，兴登堡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宣布解散国会。内阁把大选日定在3月5日。中央党向总统提出申诉，表示自己是愿意入阁的，但谈判进程被希特勒人为中止。兴登堡表示为时已晚，因为命令已经正式发布。约瑟夫·戈培尔对新的选举充满信心，他在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这一次不会有什么失误了，“现在斗争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将创造出一部宣传鼓动的杰作。这一次甚至也不缺经费。”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到两天，便摆脱政治对手的阻挠，达到了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目的。这就表明，保守派想限制希特勒和纳粹党、倚恃国会多数破坏其行动的计划根本行不通。胡根贝格比其他阁员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政府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就表示：“我昨天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我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蛊惑人心者结了盟。”

希特勒则牢牢抓住国会重新选举的机会，为德国的全面“一体化”铺垫道路。他就任总理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发布题为《向德国民众呼吁》的第一个政府文告。他在演说中，把德国所面临的失业、贫穷和困苦都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场大战是德国不希望爆发、对之也没有罪责的。他强调纳粹主义者是一支团结向上、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新生力量，并承诺新政府将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团结合作精神，承认基督教为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他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称社会民主党在14年中，把德国农民置于毁灭的境地，并使数百万工人失业。他把“制止共产主义对德国的渗透，说成是经济重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并承诺新政府只需要4年时间来同时实施两个“四年计划”，即“拯救德国农民以维持国民营养及生活资源计划”和“大力消灭失业以拯救德国工人计划”，即可彻底消灭失业，将农民救出苦海。此后几周，他乘坐飞机穿越德国各地，要传达的意图，就是他曾经对内阁成员们说过的，“向马克思主义进攻”。

除此之外，希特勒把工作重点放在两支力量上，即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家。他要全面出击，争取获得它们的支持，为未来的行动扫清道路。

1933年2月3日晚上，希特勒接受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Wernerv，1878—1946）的邀请，前往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Kurtvoein-Equord，1878—1943）家中，参加各个军区、集团军和舰队司令的聚会。晚餐之后，希特勒站起来发表为时两小时的演说。他陈述了新政府的内外政策，许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大国防军，对内全面改变政策，废弃和平主义，彻底根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毒瘤，建立强硬的极权主义秩序，对外废除《凡尔赛和约》，获得完全平等的军备权，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他还吹捧“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保证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不与冲锋队合并，同时要求军队保持非政治、超党派的态度，“内部斗争不是军队的事，而是纳粹组织的事”。他实际上是以承诺维护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为诱饵，争取军方在纳粹党打击政敌时采取中立态度。军官们一开始态度呆板冷淡，不久则被希特勒展示的扩军前景所吸引，最后全力转向纳粹党。

同年2月20日，希特勒经国家银行前行长沙赫特牵线，在戈林的国会办公室会见25名经济界巨头，共同讨论国内政治问题。希特勒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声称私人企业在民主时代里是不可能维持的，许诺要取消议会制，恢复国防军原有的地位，结束“党派争吵”，解散工会，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建立一个不搞“社会主义”实践、优先扩充军备的专制国家。最后他表示：“我们现在面临最后一次选举。根据情况，选举可以中止，倒退则是不再可能的。不管怎样，如果选举程序不能作出决定，那么就得用别的手段来做出决定。”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原先对纳粹党的态度有所差异。鲁尔区的重工业巨头，如鲁尔地区工业家埃米尔·基尔道夫（EmilKirdorf，1847—1938）、联合钢铁公司总裁弗里茨·蒂森等，早在二十年代前期就同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纳粹党，经济大危机期间逐渐形成了“纳粹工业集团”。但是，以加工工业和出口工业为主的垄断集团，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OttoWolff，1881—1940）、西门子电气公司所有人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克虏伯、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席及法本工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Duisberg，1861—1935）等，却拥护魏玛政府，对纳粹党心存疑虑。经济大危机期间，该集团进一步分化，围绕应付危机的决策问题，形成两个集团。其中的“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由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KruppvonBohlen，1870—1950）、沃尔夫等人组成，支持全德工会联合会提出的发展公共事业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在1932年的政坛危机中支持库特·冯·施莱歇尔，而“右翼凯恩斯主义集团”由杜伊斯贝格、西门子等人组成，反对发展公共事业，主张鼓励私人企业扩大生产，使其自发地繁荣市场，度过危机，在政坛危机中支持巴本。随着希特勒就任总理，不少资本家开始转变态度，而希特勒的讲话，则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古斯塔夫·克虏伯公开在会上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感谢，并预先为“政治上强大、独立的国家”感到高兴，认为经济和原材料加工业终究会在这个国家里再度繁荣起来。当希特勒和戈林准备离开房间时，沙赫特大声说道：“先生们，那么现在就解囊吧！”古斯塔夫·克虏伯代表整个鲁尔地区的企业家捐助100万马克，法本工业公司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这笔钱将由联合内阁中各党派分享，但纳粹党享用最大的份额。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竞选舞台，戈林利用自己担任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有利条件，于2月17日颁布一项命令，指示各警察局不得对纳粹党及其联盟政党（即“民族联盟”）的下属组织采取敌视态度，更不得造成对它们实施侦察的错觉，同时敦促警察要无情地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枪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恐怖活动”。他在命令中说：“谁恪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对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相反，谁在争执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自己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清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里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等于我射出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该命令俗称为“开枪命令”。5天后，他又借口正规警察的来源已经枯竭，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中征召了5万名成员进入“辅助警察部队”，这些人在原来的制服上佩戴白色的袖章，上面写着“辅助警察”字样，他们经过宣誓，走上岗位。如此，纳粹分子就能以国家机器成员的身份来对付政敌。

纳粹党利用募集到的竞选资金和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有利条件，开展了空前规模的竞选攻势。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纳粹宣传员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各地实施宣传鼓动。他们所到之处，广播车队进入大小街道，飞机把数百万张传单撒向穷乡僻壤，集会、游行经常出现，各种招贴画铺天盖地，使用旗帜、花环和大标语的“象征性宣传”随处可见。中央政府责令广播电台必须转播所有内阁成员的重大竞选演说，希特勒和戈培尔（JosephGoebbels，1897—1945）利用这一现代化工具，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把煽动性的竞选演讲直接推向全国民众。冲锋队员、党卫队员同已经成为“辅助警察”的同伴一起，集中力量破坏其他政党的竞选集会，他们撕毁对手的标语，冲砸其他党派的报社，殴打演讲者。仅据官方人士承认，在竞选运动中遇害的人士就达51名，另有几百人受伤。

当时，经济危机仍在延续，民众继续处在无奈和彷徨之中。于是在很多人的心里，在难以计数的人们的心里升起了一种愿望，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看来非凡的人物身上，必要时甚至容忍违背传统的道义。希特勒审时度势，把前政府的一切失误和德国遇到的困难一股脑儿推向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在14年中，现在已被推翻的制度累积了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一个幻想又一个幻想……我向德国人民要求，在你们已经给了别人14年之后，你们也应该给我们4年时间。”“我所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只要4年，然后别人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我不会逃到外国去。我不会设法逃避判决。”

纳粹党为获取选举胜利使出了全身解数，戈培尔甚至将大选日称为“民族觉醒日”。在大选的前一天，3月4日，希特勒在柯尼斯堡（Knigsberg）发表一个被称作“民族觉醒日演说”的高调竞选演讲，把竞选活动推向高峰。当希特勒最后激励德国人民“再一次高傲地昂起你们的头”时，当地教堂的钟声齐鸣，全国各地的山顶上都燃起被戈培尔称作“自由之火”的篝火，冲锋队员穿着军靴，在每个城镇的街道上发出震耳的行进脚步声。经过纳粹党的多方努力，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达到空前的88。8%的高度，（在此前的国会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是1932年7月的选举，为84。1%）。然而，选举的结果却并未使纳粹党如愿以偿。在这次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为43。9%，尽管比1932年11月高出10。8个百分点，但还是没有取得国会的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占总票数的18。3%和12。3%。其他政党，大多同以前持平。

三、国会纵火案

希特勒要把魏玛民主体制改造成纳粹独裁体制，有两个步骤至关重要，一是废除议会民主政体的基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二是镇压共产党。

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原本就是纳粹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也是纳粹党成立以来持之以恒的行为。但是，这时希特勒的动机中，又增添了新的因素。其一，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的历次国会选举中，共产党是得票数不断上升的唯一政党，其得票率从1928年5月的10。6%上升到1932年11月的16。9%，只是在希特勒上台后的1933年3月5日选举中，由于纳粹党的残酷镇压，才微降至12。3%。共产党成为希特勒心目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二，在希特勒受命组阁的当天，只有共产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其三，在纳粹当局还未掌握国会23多数的情况下，取消共产党拥有的席位，也能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

普鲁士政治警察早在希特勒就任国家总理之前，就编制过一份“预防性拘留”的人员名单，里面有共产党人，也有纳粹党的官员和活动家。但希特勒上台后，即把纳粹党人和右翼政客的名字从名单中抹掉，加进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其他左翼分子、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活动家。政治警察头目鲁道夫·狄尔斯（RudolfDiels，1900—1957）原打算在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就任总理那天）就逮捕名单上的人，但受当天内阁会议的影响，未能成功。如前所述，胡根贝格在那次会议上建议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希特勒和戈林担心由此会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口实，同意参加联合总罢工，所以坚决反对。他要用更为巧妙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

1933年2月2日，普鲁士政治警察在柏林搜查了德共中央委员会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遭到类似袭击的还有共产党在全国的地区领导办事处。此外，普鲁士、安哈尔特、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奥尔登堡和图林根等州还禁止共产党人举行示威活动。

当天，希特勒主持内阁会议，讨论前几届政府已经初步拟就的“紧急法令”，并把定稿提交兴登堡总统。2月4日，兴登堡颁布了这项名为《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该法令涉及集会、示威游行和散发印刷品等各种活动，它授予国家机构较大的权力，禁止在所谓“至关重要的”企业里举行罢工和各种政治集会与游行，并在“可能导致对公众安全有直接危险”的情况下，没收并在限定时间内禁止“其内容涉及危害公众安全和秩序”的印刷品。这项法令的颁布，使希特勒政府能够广泛地限制其他党派的宣传活动，也破坏了民主体制的言论自由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把主要打击矛头指向工人政党。共产党的集会遭禁止，其报刊被查封。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到冲锋队的破坏，其主要报刊一次又一次被勒令停刊，甚至其机关报《前进报》也由于发表竞选号召被停刊3天。

2月23日，政府当局占领并关闭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没收了共产党存放在那里的全部竞选材料，共产党被迫将办事处迁往国会大厦内的共产党国会党团办公室。与此同时，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也遭到查抄。

2月27日晚上，近万名工人在柏林体育宫大会堂集会，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以回应希特勒关于要同“马克思主义者决一死战”的声明。集会以大合唱为起点，但当主旨纪念发言刚刚开始时，到场监督的政府官员就在抗议的怒吼声中勒令大会终止，并驱散与会者。

同日晚上9时过后，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引爆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大火燃起后，希特勒等人先后赶到现场。戈林对希特勒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大厦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被纳粹当局扣押的是一名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vanderLubbe，1909—1934）。希特勒巡视一圈后走向议长办公室，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戈林向闻讯前来的官员和要人大叫：“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人个个都得枪毙。当议员的共产党人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们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的蛀虫！”他对外国记者表示：“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谁也无法阻挠我们用铁拳消灭共产党人了！”

当天晚上，官方报社忙着写报道。报道初稿只有20行字，其中提到一名纵火者在现场被逮捕。戈林草草瞄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枝红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东西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