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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稳定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一经济形势 金色的二十年代（第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科学团体遭到沉重打击；许多科学家战后不得不改行；原来一些热心科学研究并从中盈利的大企业无法继续大力资助科学研究；科学家无钱购买相关文献和仪器设备；德奥学者和科学家被排除在一些国际学术组织之外。

一战后，德国建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科学研究的机构，如德国科学应急协会（derDeutsWissensGW）等，为科学界的筹款起到了某种补偿作用。此外，魏玛时期相对多元化的社会、宽松自由的氛围、国际化和自由的文化政策，中央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科学界与企业界密切联系，创新求变的探索精神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共和国时期的科技发展。

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哥廷根（Gttingen）、柏林、慕尼黑成为世界物理学中心和“新物理学”的发源地，著名物理学大师，如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爱因斯坦等都生活在德国。

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1901—1976）是继普朗克、爱因斯坦之后，在量子力学、原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均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1925年，海森堡与物理学家玻恩（MaxBorn，1882—1970）及约当（PascualJordan，1902—1980）合作，创立了矩阵力学。1927年，他又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原理”（又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1930年，他发表《量子论的物理原则》。海森堡由于对量子理论的贡献，193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斯特恩（OttoStern，1888—1969）和盖拉赫（WalterGerlach，1889—1979）发明利用原子束在不均匀磁场中偏转的方法测量原子的磁矩，为量子论中空间方向量子化原理提供了证据。朗德（AlfredLandé，1888—1976）于1923年用旧量子论研究原子谱线的反常塞曼效应，发现角动量决定谱线分裂的g因子公式。德国物理学家玻蒂（WaltherBothe，1891—1957）发明符合计数法，用以确定宇宙射线的方向和性质，用符合计数法，证实光子电子碰撞过程中能量守恒律、动量守恒律都成立。布希（HansBusch，1884—1973）指出电场和磁场对带电粒子运动路线的透镜聚焦作用，是电子光学研究的开始。普兰特耳（LudwigPrandtl，1875—1953）提出飞行体后湍流的尾流理论。1928年，索末菲（ArnoldSommerfeld，1868—1951）应用量子统计法发展金属的自由电子理论。同年，盖革（Johannes（Hans）WilhelmGeiger，1882—1945）及其学生瓦尔特·米勒（WaltherMüller，1905—1979）发明盖革—米勒计数管，用于探测电离辐射。

在化学领域，1919年，伦斯特（Walther，1864—1941）与丹麦克里斯琴森，提出链反应理论，以解释光化、爆炸以及后来的加成聚合等反应。1923年，休克尔（ErichHückel，1896—1980）与荷兰人德拜（Debye，1884—1966）提出强电解质溶液的离子互吸理论，由此推出离子的活度系数是离子强度的函数。1928年，伦顿（FritzLondon，1900—1954）、海特勒（WalterHeitler，1904—1981）提出氢分子结构的量子力学的近似处理法，并推广到其他分子结构的研究，首次把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1930年，斯陶丁格尔（HermannStaudinger，1881—1965）等首次提出高分子结晶的结构模型。1930—1932年，多麦克（GerhardDomagk，1895—1964）发现百浪多息的抗菌性。1931年，鲁斯卡（ErnstRuska，1906—1988）建立第一台放大400倍的电子显微镜。

在生物学领域，1918年，斯佩曼（HansSpemann，1869—1941）在蝾螈原肠胚的交换移植实验中发现胚胎学上的“组织者”，对胚胎发育起诱导作用，描述了两栖类背唇部位“组织者”的效应。1919年，瓦尔堡（，1883—1970）发明“瓦氏呼吸器”，次年又提出氧分子的激活是生物氧化的见解。1929年，贝格尔（HansBerger，1873—1941）第一次记录人的脑电图，罗曼（KarlLohmann，1898—1978）发现三磷酸腺苷（ATP）。

在医学领域，1922年，迈尔霍夫（OttoMeyerhof，1884—1951）与英国生理学家希尔（ArchibaldVivianHill，1886—1977）因发表关于肌肉中的新陈代谢与热量的论文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23年，生化学家温道斯（AdolfOttoReinholdWindaus，1876—1959）发现了胆固醇的构造，并于1928年获诺贝尔奖；1929年，福斯曼（WernerForssmann，1904—1979）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完成人心导管插入术实验，开创了研究心脏病的新方法，1956年获诺贝尔奖。1929年，汉斯·菲舍尔（HansFischer，1881—1945）成功合成出血红素和胆红素，1930年获诺贝尔奖。1931年，瓦尔堡因发现转化氧气的呼吸酵母，获诺贝尔医学奖。

在地学和天文学领域，1924年，彭克（enck，1888—1923）提出“山麓阶地”理论；斯蒂勒（HansStille，1876—1966）发表造山论；寇本（VladimirPeterKppen，1846—1940）与魏根纳（AlfredLener，1880—1930）合作，提出地质时代气候变迁的原因是地轴发生周期性偏倚的见解。1929年，德范特（AlbertDefant，1884—1974）从乱流扩散说明大气运动的理论。1930年，哈尔曼（Erin，1882—1945）反对地壳变动的收缩说，提出波动说。天文学家巴德（WilhelmBaade，1893—1960）20年代发现了“伊达尔戈”——在最大公转轨道上运行的小行星，并在耶拿（Jena）建造了蔡斯天文馆。1931年，施密特（BernhardWoldemarSchmidt，1879—1935）发明了由折射和反射元件组成的天文望远镜。

在1918—1933年期间，德国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与医学家共获得14项诺贝尔奖。魏玛时期的德国成为当时世界科学研究的“第三大中心”。

魏玛共和国在科学理论的技术应用方面同样成就卓越。

在航空与机械技术领域中，1924年，新型的齐柏林飞艇“LZ126”完成了从德国弗里德里希港到纽约附近的莱克赫斯特的不间断飞行，耗时81个小时。1929年，“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飞行4。9万公里。1918年，飞机设计师容克斯（HugoJunkers，1859—1935）申请了下单翼飞机和伞翼飞机专利；1920年，他设计完成金属单翼飞机F。13型；1924年，他又完成设计金属单翼飞机C24载重量约2000公斤，时速170公里。1924年，工程师弗莱特纳（Aner，1885—1961）设计“布考号”转子涡轮机船，该船于1929年横渡大西洋。

在机械技术方面，1924年克虏伯公司生产出“维迪阿”硬质合金钢，可制成高效率的金属加工机械，加工铝制品的切削速度为1000米分钟。

在无线电实用技术方面，1918年，德国瑙恩广播公司开始向世界播音。1923年，德国娱乐电台首播。1925年，德国开始制造电视机，并于1928年首次公开展出；1929年3月8日，柏林—维茨勒本广播电台播放电视节目。1922年，柏林电话自动局开始营业；到1926年，高达120米的柏林无线电铁塔投入使用，汉堡—柏林路段开设列车无线电话；1927年，柏林—维也纳第一台公用传真电报机投入使用。

在化学应用技术方面，1918年化学家哈伯（FritzHaber，1868—1934）因在高压合成氨技术方面的巨大贡献获诺贝尔化学奖。1921年化学家贝吉乌斯（FriedrichBergius，1884—1949）通过液化用煤合成汽油；同年，德国已可生产人造纤维取代动物皮毛；1927年，迪尔斯（OttoP。H。Diels，1876—1954）和阿尔德（KurtAlder，1902—1958）成功地合成乙烯，用以生产重要的有机物质；1930年贝吉乌斯发明木材糖化加工饲料的化学工艺；雷珀（WalterJuliusReppe，1892—1969）开始发展现代乙炔化学，促进了多种塑料的发展。

（二）哲学社会科学流派纷呈

魏玛共和国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十分活跃。伴随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巨变和资本主义危机，马赫（ErnstMach，1838—1916）和阿芬那留斯（Riarius，1843—1896）的实证主义更加失势，让位于以科恩（Hermann，1842—1918）、哈特曼（Niann，1882—1950）、纳托普（PaulNatorp，1854—1924）以及卡西尔（ErnstCassirer，1874—1945）等为代表的马尔堡学派（MarburgSchool）。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马尔堡学派（又称逻辑学派）抛弃了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从数学和逻辑的角度进行发挥和改造。它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为自然科学和人类一切文化寻求统一化的逻辑根据，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现象学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意义世界，为存在主义铺平了道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与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人的存在之意义。只有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形式，或称真正的自我，生存是人的一切存在的轴心，唯一能达到生存的途径是显示生存，这只能通过内心的体验去把握。海德格尔受现象学的启示，从对“在者”现象的解释走向对“在”本身的探讨，开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之先河。海德格尔的独创性见解为现代哲学思潮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20年代，天主教哲学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舍勒尔（MaxScheler，1874—1928）。舍勒尔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伦理学和宗教领域，形成价值伦理学和宗教现象学。晚年，他放弃了现象学，创立哲学人类学，强调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

新教思想家的代表是巴尔特（KarlBarth，1886—1968）。他倡导辩证神学和新正统神学，认为上帝旨意应在教会与世界之上，上帝旨意的听众和读者都须持卑微的、无先决条件的服从态度，主张人类和历史纠纷最终都由上帝裁决。

魏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犹太思想家是布贝尔（MartinBuber，1878—1965）。他是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毕身致力于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相互理解。他认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建立新型的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

在左派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了不少知名左派哲学家，如卢卡奇（GyrgyLukács，1885—1971）、科尔施（KarlKorsch，1886—1961）、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等。卢卡奇的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强调阶级意识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作用甚大。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特征的总体性革命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论。布洛赫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希望哲学，期待藉此帮助人们到达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即在那里人性和人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展开与实现。

魏玛时期，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齐美尔（GeSimmel，1858—1918）和韦伯的学术思想对社会学影响最大。狄尔泰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认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齐美尔是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反对社会只有协调没有冲突的观点。韦伯则是20世纪前期德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把与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及法的研究中，并开创了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相对立的“理解的”社会学传统。此外，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全部认识论的基本要素。桑巴特（Wer，1863—1941）则为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一战后，心理学成为时髦学科。克勒（WolfgangKhler，1887—1967）、韦特海默（MaxWertheimer，1880—1943）、科夫卡（KurtKoffka，1886—1941）发展了形态心理学，其影响之广、势力之盛，一度与维也纳学派不相上下。

魏玛时期，柏林取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中心。1910年，亚伯拉罕（KarlAbraham，1877—1925）创办柏林心理分析机构，艾廷贡（MaxEitingon，1881—1943）随后被吸纳为核心成员，系统培养心理分析学家。1920年，后者建立心理分析诊所，1924年成为柏林研究所。许多日后获得世界声誉的第二、三代心理分析学家都曾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学说。

魏玛共和国的多数历史学家依然热衷于政治史和文化史。对大部分权威历史学家而言，经济史和社会史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研究社会因素属于社会学范畴。权威历史学家马尔克斯（ErichMarcks，1861—1938）、贝洛（GevonBelow，1858—1927）、舍费尔（DietrichSchfer，1845—1929）及其学生们专注于为帝国和俾斯麦的对外政策辩护，对民主和共和国完全持否定态度。他们颂扬国家和实力，将战争和占领视为民族发展过程中值得欢迎的现象。另外一批历史学家，如迈内克（Friedriecke，又译“梅尼克”1862—1954）、奥肯（HermannOn，1869—1945）、辛策（OttoHintze，1861—1940）则转而与民主派历史学家如格茨（WalterGoetz，1867—1958）、特勒尔奇（Ersch，1865—1923）和迈尔（GustavMayer，1871—1948）持相同态度，反对盲目崇拜俾斯麦，拥护共和国。新一代开明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描绘19世纪德国历史。齐固尔希（JohannesZiekursch，1876—1945）对俾斯麦内政外交持批评态度；富有才华的克尔（EckartKehr，1902—1933）揭露了1894—1901年德国海军政策与国内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20年代，德国艺术史研究方面重要的学者有韦尔夫林（Heinri，1864—1945）。艺术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是汉堡的瓦尔堡文化历史图书馆，其重点工作是研究中世纪艺术中的古典成分，主要代表有瓦尔堡（AbyWarburg，1866—1929）、萨克斯尔（Friedrich“Fritz”Saxl，1890—1948）、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1892—1968）等。1922年，卡西尔撰写的《神秘思维里的观点形式》由该机构出版，其三大卷谈论象征主义形式的哲学巨著《象征形式哲学》（1923—1929）大部分也是在瓦尔堡研究院完成的。

魏玛时代，德国在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著名学者。最富有独创精神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他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

在政治学方面，较有影响的有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1888—1985）。他提出了公法学理论中的决断论（Dezisionismus），即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状态是由其人民（Nation）全体所做出的政治性决断。这种决断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即绝对的宪法（Verfassung）。他的思想对后来“总统内阁”及纳粹夺权都产生过影响。豪斯霍弗尔（KarlHaushofer，1869—1946）是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家。他综合了英国学者麦金德等人的理论，提出了诸如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论等想法。其理论可能透过学生赫斯（RudolfWalterRichardHe，1894—1987）影响了希特勒的扩张战略。

一战前产生的青年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一个自称为“革命的保守主义”的派别。格奥尔格·米勒（GeeMüller，1877—1917）的出版社、汉撒出版社以及勒曼（JuliusFriedri，1864—1935）的《德国革新》、施塔佩尔（WilhelmStapel，1882—1954）的《德意志的民族性》等刊物，成为传播保守主义学术文化的中心。在“保守革命”的旗帜下，右翼保守分子大肆攻击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范登布鲁克（ArthurMoellervandenBruck，1876—1925）坦言要反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极力在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之间打入楔子。在施宾格勒看来，“古老的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一回事”。许多右翼学者呼吁用革命的手段来粉碎所有制度、改变所有价值观，产生一个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道德上完整的新帝国。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1923）可怕地预兆了一个新帝国的来临。容格尔（ErnstJunger，1895—1998）相信具有自我牺牲理想、严格纪律和军国主义精神的普鲁士精神是未来的模范德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德加-尤里乌斯·容格（EdgarJuliusJung，1894—1934）对“保守革命”的目标作了归纳：“我们把重新建立所有那些基本法律和价值称之为保守革命……用内在的价值代替平等，用公正进入等级社会代替社会观点，用有机地增加领导人代替机械的选举，用真正自治的内在责任代替官僚主义的强制，用人民共同体的权利代替群众幸福。”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决定反民主的民族主义者思想的核心内容：领袖、人民共同体和等级社会即总体制度。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新保守主义者还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力。

魏玛时期，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流派竞相登台，交互并存，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Dada）和新现实主义以及建筑领域的包豪斯（Bauhaus）风格等，它们构成了魏玛文化实践性和多元性的重要特征。

德国表现主义早在20世纪初已露端倪，其全盛时期则在1910—1924年间。表现主义首先表现在绘画，后来扩展到美术其他门类，戏剧、文学、音乐、建筑、电影等领域。表现主义中心主题是描绘时代的灭亡和再生，描写代际斗争，表现旧人类的苦难以及对新人的渴望，呼唤人类的博爱。瓦尔登（HerwarthWalden，1879—1941）的《风暴》和普菲姆费拉（Fra，1879—1954）的《行动》等期刊是表现主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点。表现主义文学始于诗歌，成于戏剧。1920年平图斯（KurtPinthus，1886—1975）编选的《人类的曙光——最年轻的诗歌交响曲》影响最大。它收集了23位有代表性的表现主义诗人的代表作276首。平图斯在前言中表示，这部书“要展示我们时代的浮躁、混乱和爆炸性的全景”。表现主义小说往往追求新奇，其中的人物常为各种冲动、焦虑所困。表现危机四伏的社会和大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困境、揭示代际斗争是其主要题材。影响较大的小说家有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德布林（AlfredDbin，1878—1957）和韦尔弗尔（FranzViktorWerfel，1890—1945）。

到相对稳定时期，表现主义运动逐渐衰落，原有成员分道扬镳：有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有的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少数作家投入右翼怀抱。文学评论家密顿茨威埃（Werenzwei，1927—2014）论述了表现主义的矛盾性：“一方面对一个正在沉沦的社会发出痛苦的呐喊，另一方面又感伤地宣告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不过，表现主义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

达达主义是出现于一战期间欧美的文艺流派和国际先锋派活动，在德国，其代表人物包括作家巴尔（HugoBall，1886—1927）、亨宁斯（EmmyHennings，1885—1948）、许尔森贝格（RichardHeulsenbeck，1892—1974）诗人和美术家阿尔普（HansArp，1887—1966）等。他们反对传统的艺术创作，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1917年，许尔森贝克回到德国，成立了柏林达达社。1920年，柏林举行首届国际达达主义展览会。达达主义仅仅是魏玛斑斓文化中的小插曲，20年代初期逐步失去活力。

在相对稳定时期，新客观主义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取代表现主义，而且还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新客观主义作家抛弃非理性的幻想，摆脱**和英雄主义的羁绊，主张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客观冷静描写生活，清醒理智把握现实；追求作品的客观性、真实性、文献性和纪实性；致力于“小人物”的塑造，并以戏仿和讽刺的方式来揭露时代弊端。当时的知名记者基希（EgonErwinKisch，1885—1948）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发展了报告文学的艺术形式。凯斯特纳（Erier，1899—1974）以其短小精悍的讽刺散文独树一帜。法拉达（HansFallada，1893—1947）的长篇小说则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给社会底层人物带来的灾难。战争题材的小说也打上了新客观主义的烙印。容格尔、格林（HansGrimm，1875—1959）的小说公开鼓吹争夺海外殖民地。反战小说家的代表是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1898—1970）、雷恩（LudwigRenn，1889—1979）和茨威格（ArnoldZweig，1887—1968）。

还有一些重要作家，既不属于表现主义流派，也不属于新客观主义阵营。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1862—1946）和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是两大文豪，分别获得1912年和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豪普特曼曾是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后来又创作过表现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现实主义杰作《织工》。托马斯·曼以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而成名。一战后，他曾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反对民主政治。但他不久思想发生变化，转而支持共和国。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是瑞士籍德语作家，早期作品主要是浪漫主义诗歌和田园诗风格的抒情小说，后来则充满苦恼和迷茫、彷徨的气息，如《荒原狼》（1927），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格奥尔格（StefanGee，1868—1933）是诗人，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崇尚法国象征主义。以他为中心的文学圈子被称为“格奥尔格圈”。他的艺术主张曾受到纳粹推崇，但他本人却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最后客死他乡。此外，体现魏玛时代精神的典型作家还包括亨利希·曼（LudwigHeinri，1871—1950）、瓦塞尔曼（JakobWassermann，1873—1934）、德布林、茨威格、弗兰克（LeonhardFrank，1882—1961）和福伊希塔万格（Liowanger，1884—1958）等人。

德国左翼作家多集中在《世界舞台》周围。20年代，《世界舞台》支持男女平等，主张取消对人权的限制（包括同性恋和堕胎），要求对司法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倡导和平主义。它倾向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无产阶级专政，轻视多数派社民党。其明星作者是图霍尔斯基（KurtTucholsky，1890—1935）。

魏玛时期，戏剧最直接、最迅速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得到长足发展。表现主义戏剧作品大多表现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反对权威，尤其是父辈权威，反对既有的价值观点和标准，批判机械文明和物质主义，赞扬情欲享受，以及呼唤一代新人的诞生。剧情荒诞离奇；结构松散零乱；语言简洁，具有电报式和梦呓的特点，但独白往往很长。享有盛名的表现主义剧作家有凯泽（GeKaiser，1878—1945）、托勒尔、斯台恩海姆（CarlSterheim，1878—1942）、科柯施卡（OskarKokoschka，1886—1980）和巴拉赫（ErnstBalah，1870—1938）等。到20年代中期，表现主义戏剧逐渐退潮，新客观主义在戏剧上体现为大众剧的兴起，卡巴莱说唱艺术、轻歌剧和时事讽刺剧的盛行，戏剧形式也由悲剧向喜剧转化。

1925—1930年间，时代剧颇受欢迎，著名的时代剧作家有沃尔夫（FriedrichWolf，1888—1953）和兰佩尔（PeterMartinLampel，1894—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