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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 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第1页）

第一节联邦德国：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联邦德国建立后，很快实现了经济的恢复，而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并在60年代重新成为经济大国。6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放缓，70年代又出现经济“滞胀”，但其经济总体表现要好于其他发达大国。另一方面，经济力量的集中重新发展，经济结构则经历了调整、转型和升级而趋于高端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病并未消除。

一、“经济奇迹”

1948年西占区货币改革后，西德经济走上稳定和恢复的道路。西方三国放宽对西德经济的限制，同时提供种种帮助，有助于其经济的恢复。从1948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10%，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加了80%以上，实际增加了67%。在短短几年中取得这样的成就，远远超过人们之前的预期。

随后联邦德国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持续到60年代中期，出现所谓“经济奇迹”。在此期间，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是：1951—1955年9。16%，1956—1960年6。76%，1961—1965年4。78%。其中，50年代的增长速度最快，1955年的增长率高达11。8%。这种速度在同期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也超过德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如果仅计算其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则1952—1959年是8。9%，1960—1965年是4。9%。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增长比较稳定，周期性波动较小，通胀率低。第一个周期是朝鲜战争刺激下的出口引导性繁荣，到1951年因煤炭、钢铁、电力的瓶颈而受到制约。第二个周期随着1954年取消多种进口限制和美国经济的高涨而开始，而后由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而放慢。不久由于美国经济新高涨和1958年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而再度繁荣，持续到1961年。此时，联邦德国经济总量已相继超过法、英，跃居西欧各国之首。几年后超过日本，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1968年重新被日本超过，此后长期居西方第三大经济体地位。

同时，联邦德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战后初期，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曾下降到微不足道。联邦德国深知加入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艾哈德相信，不管作为原料的买主或者作为制成品的卖主，德国都有赖于世界市场。所以，联邦德国鼓吹国际“自由贸易”，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贸易协定以及区域性组织。政府大力鼓励对外贸易。其对外贸易额195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五位，1962年就超过法国、加拿大和英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出口十分强劲，从1950年到欧共体成立时的1957年、1958年，其出口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此后有所放慢，但增速仍然可观。按当时价格计算，其出口贸易额1950年为84亿马克，1960年达到479亿马克。从1951年起，其国际有形贸易出现赢余，此后便连年顺差。联邦德国经济具有“出口引导”或“出口依赖”的特点。其产出中出口的份额，1950年为8。5%，1960年为14。6%，1970年高达18。8%。战后初期曾以出口原料和煤炭为主，从1948年起转向制成品为主。此后制成品出口的份额越来越高，如钢铁、化工、机械、车辆、电气产品等，以质量性能和价格优势、交货及时等原因，极具竞争力。强劲的出口，弥补了大量进口原料、能源和无形贸易的逆差，积累了黄金外汇储备。1965年，其黄金外汇储备超过英、法、日，仅次于美国。

战后初期，德国资本输出陷于停顿。在经济恢复的情况下，1952年解除了资本输出的禁令。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重工业界就在政府支持下，筹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建设。1960年私人资本输出总额为14亿马克，1966年超过26亿马克。其中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快。另一类资本输出是“官方发展援助”。60年代初成立了对外经济合作部，实施对外援助与合作计划，带动了资本输出。另一方面，也大量输入国外资本。自1955年以后，联邦德国在大部分年份的长期资本输出净额都是负数。在60年代中期以前，私人资本对外投资积极性不高，当时经济高涨，国内投资机会多，劳动力充足，工资水平较低，又有政府鼓励，投资赢利前景看好。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奇迹”的重要条件之一。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百分比）都比较高。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失业逐渐下降，到60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据统计，1950—1954年每年的失业人数均超过120万，失业率在7%—10%之间；1955—1959年每年的失业人数在50万—100万之间，失业率在2。6%—5%之间；60年代每年失业人数降到50万以下，除1960年、1967年、1968年外，其他年份的失业率皆低于1%。实际上，为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联邦德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招募“外籍劳工”（Gastarbeiter），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国签署招工协议。1955年有“外籍劳工”8万人，1961年达到68万人。到1970年，登记的“外籍劳工”约200万人。

经济学家以各种“模式”来解释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大体而言，以下因素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失败，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对战犯的惩治，使旧的统治集团和旧的社会秩序以及德国人曾经深信的一些信条，都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因素以特殊的方式，实施了一场德国历史上未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新的条件下，在西方帮助下掌握了权力，建立起“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抛弃了极端民族主义、军事工业化和武力扩张的道路，奉行一种“经济政治”原则，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经济的重建和发展。

其次，近代以来德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西部的工业基础尤其雄厚。战后初期人们对德国工业状况估计曾十分悲观，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纳粹统治和战争造成浩劫，但其推行的军事工业化却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经过战争（包括盟国的轰炸）的破坏，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工业设备资产的总值仍然比1936年高出20%。纳粹时期为战争的目的，进行了大规模的科技及其应用（如现代武器、通讯技术、合成材料等）的研究。战后初期生产停顿，但扩大了的工业能力和科研成果仍然存在，可资利用。

再次，从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角度看，德国人总体上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基础，有较多高素质的人才和熟练的劳动力，以及重秩序，讲效率，敬业勤勉的精神。战后初期近千万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以及此后不断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员中，有相当多熟练工和技术人员，也是一种优质的人力资本补充。仅1952—1963年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员中，就有工程技术人员2万多人，医生4500人，高校教师上万人。据估计，12年间这类人才资本转移总共约值300亿马克。大量的“外籍工人”也功不可没。1964年9月，联邦劳动部长称“外籍工人”是“德国经济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德国还将继续依赖“外籍工人”。

在联邦德国形成了一种共识，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执政者相信“社会市场经济”，认为首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并解决其他问题。所以，实行“供应优先的增长政策”，发挥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同时适当发挥政府功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为了经济增长，这一时期联邦德国保持着很高的积累率（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和投资率（国民经济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50年到1966年间，积累率最低的年份为13。5%，最高的年份达到22。3%。投资率最低的年份超过20%，最高的年份高达27%。50年代上半期，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9%，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1955—1965年有所放缓，但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6。9%。另一面是控制工资和消费的增长，从而将国民收入的较大份额变成积累和投资。同时，建立起一套制度（如企业“共决制”等），促进劳资合作，以利于经济发展。工会吸取了历史教训，提出了较为温和的目标，追求“劳资共决”等“经济民主”，而不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工资为首要诉求。劳资关系较为平稳，罢工较少，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扩大生产。50年代期间，联邦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几乎没有上升（按马克计算每年上升约2。2%，而实际单位劳动成本每年下降0。9%）。同一时期，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却上升了约50%。

从国际条件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仅帮助建立了联邦德国，而且很快取消对其经济的限制，并提供援助（如“马歇尔计划”）。到1954年10月，联邦德国获得西方援助约为44亿美元。在经济发展资金不足之际，这些援助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和北约组织提供的安全保障，有利于联邦德国节约防务开支，增加外汇收入（盟国驻德军事力量的开支用美元和英镑支付）。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约20年的发展“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及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和相对有序的世界经济体系。联邦德国利用了国际环境中有利的一面，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搭上了西方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快车，造就了自身的“经济奇迹”。

二、温和通胀下的中低速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趋于恶化，联邦德国经济中的问题也积累起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胀和失业加剧。多种因素使得“经济奇迹”时期的高速增长已不可持续。1966—1967年发生衰退。此后直到统一之前，在这20多年中，经济环境和发展形势复杂多变，联邦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期间加强宏观调控的阶段，二是80年代联盟党科尔政府强化市场和减少政府干预的阶段。从经济运行状态的角度来看，“经济奇迹”阶段结束了，总体上出现一种温和通胀下的中低速增长的状态，可以称为一种“新的常态”。从1966年到1990年，经济年增长率超过5%的只有五年，最高为1969年的7。5%，还有三年出现负增长。不过，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经济的总体表现，仍算得上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为世人称道。

1966年上台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府”为克服衰退，在1967年制定《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体现了兼顾稳定和增长的思路，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要求有关各方“协调行动”。以该法为标志，强化了反周期性的经济宏观调控，收到了一定效果。1968—1969年出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1970—1973年间仍然实现了中速增长，年增长率在3%—5%之间。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经济总量被日本超过，由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了第三大经济体，但其工业品的出口和黄金外汇储备额则跃居西方各国的首位。不过，政府干预的扩大和其他的改革措施（如扩大福利和教育经费等），都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致使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逐渐加剧。

1974年和1975年，联邦德国经济再次衰退，原因之一是石油价格暴涨的冲击。西方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病，联邦德国也未能幸免。1974年上台的施密特政府一方面试图遏制财政开支增长过快的势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增长，而控制通胀则效果不明显。在70年代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联邦德国经济在80年代初又陷入一轮衰退。1974—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其中1974年为0。2%，1981年仅为0。1%，1975和198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而财政赤字、国家债务、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剧，均创其建国以来的新纪录。据官方统计，1975年国债（联邦、州、地方政府债务）是2560亿马克，1980年达到4690亿马克。其中联邦政府的债务由1976的1333亿马克上升到1980年的2323亿马克。而失业自70年代中期起就连破百万大关，80年代更趋严重，1982年达到183万，也创造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纪录。增长乏力，投资不振，通货膨胀，失业剧增，几大问题彼此纠缠，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的难解之结。

1982年后，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政府执政，着力缩减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降低通胀，并重新强调“市场”，鼓励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经过努力，财政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国家债务增速放慢，物价重新趋于平稳，经济出现较低通胀之下的低速增长。1987年的生活费用物价指数比五年前（即1982年）高出约8。1%（而1975—1980年的五年中物价却上升了29。1%），1986年的物价甚至比上一年有所降低。1983年到1990年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5%—5。5%之间。其中1990年增长率为5。5%，已达到中等增速。但是，财政赤字并未消除，国家债务仍在增长，1983—1987年五年间联邦债务增加了29%，只是净债务有所下降。尤其是失业问题没有减轻，反而再创历史新高。

在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不振、世界贸易下降期间，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逆势增长，不仅保持而且加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1973年它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266。5亿马克，1980年上升到7080。4亿马克，1988年达到10285。6亿马克，稳居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地位。其出口则在1986和1987年上升到世界首位。其1973年的出口额是1796。75亿马克，1980年为3574。5亿马克，1988年进一步达到5789。7亿马克。其对外贸易继续连年顺差。1987年联邦德国在西方各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占17。4%，在工业制造品出口总额中占19。3%，两项指标均超过美国和日本；同年联邦德国有14种产品，美、日只有6种产品的出口占世界贸易首位。联邦德国与欧共体的贸易占有特殊地位。1970年其进口的44%、出口的40%是在欧共体中进行的，到197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提升到48%和45%。1988年，联邦德国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更占到总出口的50。8%。联邦德国经济依旧具有“出口依赖”的特点，程度有增无减。其出口占整个产出中的份额由1970年的18。8%上升到1980年的23%和1985年的27。6%。在对外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进一步提高。1973年到1988年，其进口中制成品的比例（按贸易总价值计算）从占52%上升到68%，而出口中制成品的比例，则从85%上升到87。5%。其黄金外汇储备（包括外汇、特别提款权、黄金和欧洲货币单位）继续增加，1972年的总额约730亿马克，1978年达到1028亿马克。1979年底超过美、日、英、法等国。80年代上半期其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仍居前列。马克一路走强，其对美元的汇率1950年为4。2∶1，1973年升至2。7∶1，1989年再升至1。9∶1。仅1972—1979年几年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85。8%，对法郎的汇率提高了47。7%，对英镑提高了98。2%，对里拉提高了159。3%，对日元提高了44。8%。马克成了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

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强劲增长。一系列因素（国际竞争激化、大量的贸易结余、马克升值、国内工资成本增加等）促使资本投向国外。80年代联邦银行总裁珀尔（KarlOttoPhl，1929—2014）坦言：“我们必须用资本出口平衡商品和劳务过剩，包括直接在国外投资。”60年代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仅为656亿马克，70年代超过1445亿马克，而仅仅1980—1981年就超过了580亿马克。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输出激增，资本雄厚的大康采恩充当了主力。资本输出的增长比商品输出的增长更快，1971—1979年联邦德国商品输出年增长率为11%，资本输出每年增长14%。1952年到1981年的30年中，私人在国外长期投资总额达2311亿马克。在国外办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1979年联邦德国在国外的企业有10937家，资产4460亿马克，年营业额2721亿马克，就业人员160余万。长期以来，联邦德国资本输出大部分投向西欧和美国，投向亚非拉的份额较小，但数额还是增加不少，如1970年为62亿马克，1980年达到了191亿马克。联邦德国作为长期资本净输出国的年份，在1955—1969年的15年中有四年，净输出最多的1963年也仅为3。9亿马克；而1970—1989年的20年中则有九年，净输出较多的是：1972年45。6亿马克，1973年52。4亿马克，1979年66。3亿马克，1986年高达146。6亿马克。到80年代，联邦德国成为排在美、英之后的重要资本输出国。

在数十年中，联邦德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周期波动甚至衰退，年增长率总体呈递减趋势。但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其经济指标总体上是相当好的。它在60年代重新成为经济大国，其GDP按现价（市场价）计算，1950年为978亿马克，1989年达到22490亿马克，相当于1950年的23倍。据1982年联合国资料，按当年美元计算人均可支配国民收入，1960年联邦德国是1186美元，1970年2701美元，1979年10837美元。在美、英、德、法、意五国中，1960年联邦德国已高于法、意，1970年超过英国，1979年超过美国。其货币和物价相对稳定，居民的收入和财富较少因严重的通胀而缩水，从而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七八十年代，苦于“滞胀”的西方各国看好联邦德国经济，美国并一再要求其充当拉动西方经济走出衰退的引擎。

三、经济力量的集中与垄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