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第一 联邦德国 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第2页）

经济力量的集中，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德国在20世纪初就是一个经济力量高度集中、垄断组织发达的国家。二战以后，新的科技革命，增长条件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革，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等，使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有增无减。联邦德国也不例外。

联邦德国建立后，制定《反对限制竞争法》，对卡特尔的成立与活动、企业的合并进行限制。但是，这未能阻止经济界重新走向集中，其理由是“合理化”。一些大企业被拆散后的后继公司纷纷重新集结。1957年有媒体指出：鲁尔区所有的大康采恩，除联合钢铁公司之外，“几乎都达到了使战胜国所实施的非卡特尔化完全化作乌有”的程度。到60年代初，无论是主要的工业部门还是银行领域，都恢复了康采恩的传统结构。到70年代，增长率降低，竞争激化。1973年修订《反对限制竞争法》，加强了对企业合并的限制，但合并势头不减反增。据联邦卡特尔局的资料，注册的企业合并，1958—1967年间平均每年有34起，1968—1972年间每年205起，1973—1978年间每年多达429起。另据统计，在1973年后的五年中，收买和合并公司的件数达到2015起，比1967—1970年间（646起）多出两倍以上。又有报道说，从1974年到1985年，提出的合并申请共6430件，被否决的仅有65件。大企业是合并的主力。例如1973到1982年，蒂森公司进行了69次合并，莱茵—威斯特法伦电力股份公司进行了122次合并，“费巴”公司进行了215次合并，鲁尔煤矿公司进行了69次合并，等等。从1949年到1988年，耕地在10公顷以下的农业企业由126万余家减少到31。7万余家，耕地50公顷—100公顷的大型农业企业由1。26万家增加到3。68万家，耕地面积100公顷以上的农业企业则由近3000家增加到6000余家。这也是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合理化经营发展的结果。

以下事例也可反映经济力量集中之一斑。杜伊斯堡的克吕克内公司，是战前鲁尔大钢铁公司中最先被开刀分割的。到1954年，它刊登广告，号召《重新一起回来》。它的女儿公司，即其分散后的继承单位，以不同方式重新加入了母公司。战后初期曾被强行分散的克虏伯等巨型公司，50年代也重振旗鼓，并进行了新的联合或合并。蒂森钢铁公司是战前联合钢铁公司拆散后的一家后继公司，但不久以后就实行了一系列的合并。按销售额，1978年蒂森、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分别在世界冶金工业公司中居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在化学工业中，原法本康采恩在战后被拆散成五家公司。50年代初，其中的三家成为赫希斯特公司、拜耳公司和巴斯夫公司（巴登苯胺苏打公司），1978年分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销售额居前三位的巨型化工企业。1957年，在资本主义世界销售额最大的5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到1962年就有三家联邦德国公司跻身其中；198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七家，它们是化学工业的拜耳、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公司，汽车制造业的大众和奔驰，电器—电子生产的西门子公司和钢铁—机器制造巨头蒂森。在欧洲范围内，1976年列前15位的最大公司中，有7家是联邦德国的，它们是赫希斯特、巴斯夫、戴姆勒—奔驰、大众、拜耳、西门子和蒂森。按年销售额，最少的蒂森为79亿美元，最高的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分别为93亿美元和92亿美元。每家公司员工在10余万至20万以上不等。如果要算欧洲前25家最大的公司，则还要增加三家德国公司，即通用电气—德律风根、鲁尔煤炭和曼内斯曼公司。

在有些情况下，官方为经济调整和“合理化”等目标，充当了合并的推动者。例如，1966年官方曾进行积极活动，促成两家造船厂的合并，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造船业巨头——霍华德集团德意志造船厂。1969年政府又在两家飞机制造厂合并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提出这些企业合并，作为得到新的大笔军事订货的条件。1969年政府推动25个煤炭企业合并成鲁尔煤炭股份公司，其采煤量占整个鲁尔区的94%。后又签订一系列协议，所产生的合并企业的采煤量约占全国的80%。80年代初，政府又以鲁尔钢铁企业的联合，作为提供补贴的条件。尽管未能成立单一公司，但经过调整，鲁尔钢铁业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80年代后期，戴姆勒-奔驰集团收购几家公司组建“戴姆勒奔驰航空股份公司”，曾被卡特尔局否决，但由“部长特批”得以实施，目的是支持本国的“空客”开发与企业做强。

在联邦德国，一直都大量存在着中小企业。例如1981年，工业中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下、营业额不超过1亿马克的企业和商业、服务业中职工人数50人以下、营业额不超过200万马克的企业，共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全部营业额的51%。80年代上半期，每年净增加中小企业数万家。另据统计，1950年全国共有小企业88万余家，1982年减少到49万余家，同期这类企业雇佣的人数由331万余人增加到397万余人，总营业额由270亿马克上升到3682亿马克。中小企业是整体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利于增加生产和扩大就业，在经济衰退时期更有意义。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政策，包括减轻税收，提供财政援助、培训等。《反对限制竞争法》对中小企业建立卡特尔网开一面。70年代一些州制定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法》。80年代科尔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中小企业大量存在，也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在工业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在第三产业中企业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

不过，朝生暮死仍然是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命运。1972年《明镜》曾报道说，在过去20年内，约有20万名企业家破产，或是被垄断资本并吞或控制。从上节所引数据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82年，小企业的总数减少了近40万家，即减少了近45%。单就工业而言，企业总数在1970—1980年间由9。53万家下降为4。87万家，其中雇用1—99人的小企业在1970年占全部企业数的84。5%，1980年下降到占72。5%。在经济危机下，1974—1977年企业破产数比1970—1973年增加近一倍。1981年破产企业超过万家（11653起），主要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存在，没有改变经济力量集中的基本格局。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其营业额却较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占营业额的比例很大。如1973年在工业中，头三家大企业的营业总额一般占本部门的13以上，有些占一半以上，个别行业竟超过80%。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控制化学工业营业总额近70%。蒂森等六家钢铁公司控制着钢铁工业股份公司资本总额的82。4%。大众等四家汽车公司占全国汽车工业营业额的88。9%。西门子等七家公司控制了电气工业总营业额的71%。80年代中期各行业市场中，本行业六家最大企业占据的份额分别为：烟草业94%，航空航天机械90%，采矿80%，矿物油80%，办公设备、电子数据处理机78%，公路运输工具69%，造船56%，钢铁54%，橡胶制品48%，电子工业41%，化工40%，玻璃工业39%，精密机械和光学设施26%。许多中小企业成了大公司的协作和供货企业，受制于巨头们。60年代中期，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分别拥有3万家供货工厂，化工企业拜耳和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有大约1。7万家供货或协作工厂。许多大公司通过合并和吞并，成为跨部门的巨型混合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除了实力强大的企业巨头，还有各种卡特尔。德国曾被称为“正统的卡特尔之国”。虽然经过了战后初期的“非卡特尔化”，又有《反对限制竞争法》，各种卡特尔仍以不同理由建立起来。如1959年煤炭业和石油进口商达成卡特尔协定，以帮助德国煤炭业应对进口石油和煤炭的压力。石油公司承诺不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销售石油，不扩大市场份额，直到煤炭囤积减少一半。此事遭到艾哈德反对，但得到阿登纳支持。70年代初期，北部地区约350家建筑公司加入了建筑价格卡特尔。据当时联邦卡特尔局确认，化纤工业的所有企业都参加了本国、西欧或其他的国际卡特尔。1958年到1978年提出申请的620个卡特尔协议中，有389个被卡特尔局裁决为合法。1978年仍然有效的卡特尔协议为266个，包括中小企业卡特尔63个，贸易卡特尔51个，专业化卡特尔63个，合理化卡特尔21个。此外，还有各种改头换面的“非正式和不公布协议”的卡特尔。70年代修订《反对限制竞争法》，把“君子协定”或所谓“早餐卡特尔”之类列入禁止范围。但由于它们是“非正式的”，要加以监督或禁止，实施起来很难，因为取证很难。

为数不多的巨型企业控制着经济，站在它们背后的是银行。战后初期，盟国认为德国大银行过分集中，要加以解散。战前德国最大的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被分成10家，德累斯顿银行被分散成11家，商业银行被分成9家，且不许其后继银行彼此建立法律和金融上的联系。但经济建设需要银行发挥作用，银行界极力在幕后酝酿重新集结。为冷战的需要，西方盟国也对联邦德国银行重新集中开绿灯。1952年3月，盟国高级专员批准了联邦德国的一项法律，德意志银行的10家后继银行改组为3家，即汉堡的北德银行、杜塞尔多夫的西德银行和法兰克福的南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后继银行也各改组成3家银行。这成为恢复三大银行的序幕。1957年，北德银行、西德银行和南德银行正式重新合并为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3家后继机构也正式再次联合。商业银行也宣布了类似的重组。不仅三大银行起死回生，一些主要为地区性的大银行如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等，也迅速加强了实力。大银行还积极进行国际性拓展，在70年代迅速发展。到1980年，德意志银行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80个分支机构，其中40个在外国银行中参与了资本；德累斯顿银行在外国有51个分支行、子银行等，商业银行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则为67个。

大银行与大公司通过资本交织、金融联系和人事结合，形成巨大的财团。到1960年，德意志银行等三大银行已控制了联邦德国工业股份的大约56%。它们各自都持有数十家公司的股份。1964年政府对425家大公司的调查表明，它们的总资本相当于全国股票市场上所有证券的票面价值的34，而其中有70%是受银行控制的。在人事方面，1960年三大银行控制了代表400家大企业资本70%的股东大会。1964年一份官方报告开列了318家公司，它们的董事会里共有537名银行家。1978年，全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90家大股份公司的监事会中有195名代表，包括任名誉主席、主席和副主席的76个席位。仅德意志银行就在西门子等36家大公司监事会派有代表，占据主要席位51个；德累斯顿银行在通用电气等23家大公司监事会中占据主要席位24个；商业银行在拜耳公司等14家大企业监事会派有代表，占据主要席位14个。在最重要的国营企业的监事会中，也几乎无例外地坐着大银行的代表。反过来，许多大企业也是银行的大股东，在银行监事会中有固定代表，有的兼任重要职务。

银行与企业结合，形成巨大的财团。它们有以银行为中心形成的，如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商业银行财团；有以工业垄断组织为中心的，如蒂森财团、法本财团、弗利克财团、克万特财团；还有地方性的，如巴伐利亚联合银行财团等。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和商业银行财团实力最为雄厚。1978年属于这三大财团的康采恩和大企业的营业额约为4500亿马克，雇用的员工总数超过300万。这三大财团同几个工业资本财团一起，几乎控制了化学、钢铁、商业、电子、电气和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它们是联邦德国经济权力的真正中心和主宰者。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曾指出，德国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甚至高于美国。在法西斯统治和二战期间，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度。联邦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私有企业和市场竞争。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比较顺利，国家干预程度较低，但是必要的干预一直存在。联邦德国国有经济成份较小，却一直存在。战前纳粹政府的一些企业战后被改组，成为国有企业。联邦和地方政府又投资新建或参与一些企业。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基础部门或传统部门，通常是国家参与和控制最多的部门。国家参与和控制的主要方式是持股。如60年代，联邦政府在约3000家企业中拥有股份。联邦拥有全部或部分股份的主要有六大企业：费巴公司（联邦股份占43。8%），大众汽车（联邦股份占20%），萨尔茨吉特公司（联邦股份占100%），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联邦股份占87。2%），工业管理有限公司（联邦股份占100%），萨尔煤矿公司（联邦股份占74%）。这些大企业还不断合并或兼并其他企业，扩大地盘。

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和信贷政策、经济结构政策、地区政策等，对经济实行调控。1966—1967年后，“社会市场经济”进入了兼采凯恩斯主义，实行“宏观调控”的阶段。后来科尔政府的“转向”，也只是局部调整。这类政策措施前文已多有述及，体现了联邦德国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二战的结果曾使德国工业水平大为下降。1939年德国西部工业核心地区（战后的英占区）的经济中，工业成分占45。5%，农业部分占9。6%。到1947年，这一组数字分别变成了40。7%和23。6%。但随后不久，联邦德国踏上和平的工业化—现代化征途，并很快重新进入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地位，其经济结构则经历了调整、转型升级和高端化。

按通常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农、林、渔业）在几十年中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却持续下降：1950年是10。7%，1980年下降到占2。2%，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1。7%。第二产业即工业（包括采掘、动力、加工和建筑业）发展迅速，其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重，则先升后降：1950年为49。7%，60年代初上升到53。2%，70代年后开始下降，失去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三次产业中领先的地位。1980年已下降到占44。8%，1985年又下降到占42。8%。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商业、交通和服务行业）呈现持续增加的势头：1950年占国民经济产值的39。6%，1970年占45%，1980年达到53%，1985年更达到55。5%。巨大的变化发生在70年代，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联邦德国开始进入一个与传统或古典的工业化不同的新阶段。联邦德国学者说，70年代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也有人称为“后工业社会”。不过，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强大，仍是联邦德国的一大特点。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过度工业化”，并造成高度依赖出口和加剧环境问题等负面效应。

经济转型和升级还体现在科技水平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部门增长迅速，劳动力密集和资源消耗型部门的比例下降，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转变。首先，各经济部门经历了技术改造和升级。农业实现了现代化。1950年到1975年，农业中使用的氮磷钾肥从243。2万吨增加到410。7万吨，拖拉机由13。9万台增加到144。4万台。6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机械化、科学种田和生产的社会化，农业产量和产品自给率大为提高。例如小麦、大麦、燕麦、黑麦、马铃薯、甜菜六种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1950年为1942万吨，1989年达到5279万吨，同期它们的总种植面积则减少了数十万公顷。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第一产业对GDP的货币贡献，从1950年约100亿马克增加到1985年的380亿马克，但同期就业人数则由481。9万下降到136万，劳动生产率由20提高到230（以1970年为100）。在工业中，采矿、冶金、纺织等传统工业积极实现技术升级。如钢铁企业在60年代采用先进的吹氧金属冶炼法，70年代开始采取钢铁连铸法等新技术。蒂森、克虏伯、曼内斯曼、鲁尔煤炭等老牌企业加强研发和应用新技术。80年代在全球新的技术革命背景下，加强了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加速了微电子、数据处理、自动控制等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大量购买和自主研发，在冶金、机床与汽车制造、化学、核电等部门以及电器工业的一些次级部门中，80年代已赶上美国的科技水平，在研制、生产和运用微电子产品方面，接近美国和日本。例如联邦德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1983年达到4880个，名列西欧国家第一。其于1989年通过试验的磁悬浮高速列车，集成了大量的高新技术。

其次，工业的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采矿、钢铁、建筑、纺织、食品等传统工业的比重下降，与现代科技密切联系的机器制造、石油化工、汽车、航空航天、电气、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等，发展迅速。化学工业一直举足轻重。石油化工的发展，高分子合成技术的突破，各种特殊材料、复合材料的生产等，促进了化学工业的迅速增长。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核能技术引进和研发，70年代成为世界主要核电设备和技术出口国之一。从数据看，从1950年到1979年，联邦德国工业整体（不包括建筑业）净产值年均增长5。8%，但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部门年均增长率远高于此，如石油加工业10。4%，化纤工业10。6%，车辆制造业9。4%，电气电子工业8。8%，塑料品生产16。8%。1960—1980年20年间，化工、石油提炼和塑料部门对工业总增加值中的贡献率由9。2%提高到16。4%，电力机械部门的这个数据从7。4%上升到11。5%，精密仪器和光学产品则由1。7%上升到2。3%，商用机器和计算计机制造由0。3%上升到1。4%，车辆制造业由7%上升到10。6%，而钢铁、建筑、玻璃、木材、造纸、印刷、纺织和服装、食品等部门的贡献率都下降了。

其四，经济的地区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以往德国工业集中于北部和西部，特别是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鲁尔长期是德国工业的象征，也是西欧最大的工业中心。但随着传统工业的重要性削弱，老工业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形见绌，而新工业中心则在发展中形成。例如，巴伐利亚以前主要生产消费品、食品和嗜好品，到80年代成了重要的新兴工业区域，聚集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水平较高的企业，首府慕尼黑成为最有前途的高科技工业中心之一。基于工业的强劲发展，巴州执政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甚至底气十足地声称“进步是讲巴伐利亚语的”（“DerFortschrittsprichtbayrisch”）。到80年代，全国大体形成几大工业区域：以鲁尔为中心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西部工业区），以汉堡不莱梅为中心的工业区（北部），以巴伐利亚（慕尼黑）为中心的工业区（东南），以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为中心的工业区（西南）和萨尔区。这些区域各有特点，整体格局比战后初期已颇为不同，甚至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联邦德国的“南北问题”。南部巴伐利亚、黑森和巴符州的增长速度快于北部的石荷州、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汉堡等州。在全国GDP中的比例，1960年北部约占52%，南部占48%；到1982年北部下降为46。6%，南部却上升到53。4%。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巴伐利亚、巴符州成为新的产业和研发中心的集中地，基本能达到充分就业。传统老工业区如鲁尔和萨尔等地，则受到结构性危机的困扰。煤炭业从50年代起就相继受到进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竞争，后来又受到核能的竞争。钢铁业因需求下降，以及日本等国钢铁企业的竞争，也陷入困境。这类传统工业区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调整、转型和改造，失业问题也相对严重。直到80年代，问题依然严峻。例如，由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萨尔受煤钢工业危机的打击特别严重，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在1978年到1985年间提供了26亿马克的补贴，萨尔钢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约40%。1985年，一家萨尔钢铁厂面临破产，州政府收购这家钢厂76%的资产，设立专项基金等，加以救助。不断上升的救助费用，加剧了北部各州的财政困难。这种“南北”差异，导致80年代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汉堡等州发起“穷州联盟”，要求联邦发挥作用，提供资助。老工业区的调整，有时激化矛盾。1987年鲁尔地区一家大型钢铁厂关闭的计划透露后，工会强烈抗议。联邦政府不得不提出一项五年计划，追加5亿马克资金，帮助鲁尔建设基础设施和大型研究中心。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联邦德国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中的每周货币工资呈现稳步增长：50—60年代，以1955年为100，则1970年达到300；70—80年代以1975年为100，则1990年达到207。换言之，1970年比15年前（1955年）增加了两倍，1990年比15年前（1975年）增加一倍。农业中的每周货币工资的增长情况，与工业中基本相同。从绝对数来看，1960年工业工人每周总收入不到150马克，1988年每周超过700马克。横向比较，1960年联邦德国制造业中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及美国的一半，到1980年已接近美国，高于英法意。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联邦德国工资的增长甚至快于经济增长。70年代工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到70%以上，1981年接近75%。广泛的福利，相对稳定的货币，较低的通胀，有利于收入的实际增长。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人均私人开支也增长了。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联邦德国人均私人开支，在1973年是3000美元，1980年达到7340美元。70年代有社会学家指出，随着经济增长，联邦德国开始进入“富裕社会”。在1969—1972年间的民意调查中，有60%—70%的人认为其经济状况是“好的”，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贫困状态。除了少数的边缘人群之外，贫困不再是某一社会阶级的整体命运。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之一，私人电话、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私人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广泛进入寻常人家。联邦德国电话装机总数是：1950年239。3万，1989年达4309。5万。电视接收许可证的数量，1953年仅微不足道的0。2万，1989年为2414。2万。全国的私人汽车拥有量，1950年是51。6万辆，1988年是2887万辆。每千人拥有量在1988年达到470辆。

其二，收入提高，工作时间缩短，带薪假期增加，普通人有了金钱和时间去度假和休闲，追求更丰富的生活。建国早期，雇员平均毎周工作48小时，1956—1957年间缩短到45小时，1965年开始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70年代末，大部分雇员已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据联邦统计局数据，1990年联邦德国的实际每周工作时间38小时。工薪阶层每年享受6周或更长带薪假期者达70%，享受5—6周的占25%，享受3—5周的占5%。1965年到1982年，中等收入雇员的四口之家，每月消费开支平均由881马克上升到2691马克，即增加了两倍。同期用于休闲的开支则增加了两倍半。休闲开支中最大的份额是度假和休闲旅行。1965年每个家庭用于度假的开支占24。6%。1982年则占28。8%；1965年用于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开支占12。4%，1982年达14。7%。由于联邦德国人到国外旅游度假大增，1978年联邦新闻署特地制作一套图文宣传资料，发行数百万份，要求德国旅游者在国外注意行为举止，据认为是要避免激起人们对德国人的成见，并“把德国旅游者变成亲善大使”。

1982年科尔的联盟党—自民党政府执政后，情况如何呢？科尔宣称要多一些市场，反对太多的人长期依赖他人生活，要鼓励个人的积极性等，其政策带有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如侧重鼓励私人资本积极性，控制社会福利开支等，对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是不利的。官方统计，科尔上台后的几年中，雇员实际收入下降的速度放慢了，个别年份还有所提高，但不同群体收入的差距却扩大了。例如，80年代全国雇员的人数增加了，雇员的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雇员实际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企业家收入的增长，形成逐渐扩大的剪刀差。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强一些重点领域，总体上开支的增长则大为放慢。这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据统计，1988年全国有贫困家庭210万户，人均收入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较贫困的107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50%—90%（低于平均水平）；中等家庭有45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90%—100%（接近和相当于平均收入）；富裕家庭71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110%—200%（高于平均水平）；极富家庭180万户，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两倍以上。中高收入者占了不小比例，大体呈“两头小中间大”，但进一步细究，贫困和较贫困的人口有3280万，比富裕和极富裕的人口多出了1000多万。换言之，“下头”比“上头”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