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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第2页）

再次，寻求国际社会的正式外交承认。建国以来，民主德国一直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内，这一目标顺利实现，但西方集团（包括联邦德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在1954年统一社会党的“四大”上，乌布利希指出，不需多长时间西方国家就会承认民主德国。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西方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也就是国际法承认。1961年“柏林墙”修建后，乌布利希借机强调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他说，“……8月13日及此后的措施表明了工农国家的决心，即成功达成任何谈判结果的前提是尊重民主德国及其首都的主权”，“8月13日的保护措施是加强民主德国主权的重要象征”。“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的政局趋于稳定，从1961年8月14日到1977年，民主德国外逃人员总数仅177204人。在安定的环境下，民主德国的经济取得了战后以来的最好成就，1965年工业生产总值超出1958年水平的43%，居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实力的增长，民主德国对建立两德正常关系充满信心。

为了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民主德国建议两德协商关系正常化。1961年11月30日，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表示如果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德至少在保卫和平、和平共处与发展正常关系上达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在有关两德协商内容的建议中，他提出双方互相保证主权平等和尊重领土完整。乌布利希宣称，取得外交承认的短期目标和争取统一的长远目标并不矛盾，“……承认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它将有利于合作，一旦西德发生民主变革，它将导致最终的统一”。但是，阿登纳政府强硬地坚持不承认政策，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依旧泥牛入海。1963年1月，统一社会党“六大”召开，民主德国确立了10年外交计划，提出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上建立和平共存关系，这也适用于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西柏林之间的关系。民主德国继续坚持建立两德邦联的计划，主张西柏林作为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方参加邦联，并建议德国三部分在最低程度上建立适当的和平共处关系并达成谅解。此外，还继续提出签订对德和约的要求，并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目标。

联邦德国继续拒绝承认民主德国，但不再排斥与承认民主德国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1961年11月29日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进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外交谈判，次年3月7日两国签署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接触并签署了贸易协定。1962年6月4日，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还提出消除与东欧国家隔阂的“架桥政策”，其方式是建立文化联系、增加人员来往以及开展经济交流。但施罗德并不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民主德国仍被排斥于缓和范围之外。此后的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在东方政策上的步伐逐渐迈开，但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

对于联邦德国的新政策，乌布利希的反应是一面在内政上加紧发展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面在外交上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反对联邦德国绕过自己与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坚持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之交往的前提。为了抑制联邦德国在东欧外交行动的消极作用，民主德国还努力扩大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1965年，乌布利希成功访问了埃及，这是他第一次出访没有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还派代表团前往东欧各国，同时还以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来进行反击。在国内，民主德国极力宣扬自己的经济成就，甚至是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以激起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此外，民主德国还刻意突出自己的国家地位，如通过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制来显示其对交通的控制权，通过反对两德运动员以一个德国代表团的形式参加1968年的奥运会来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精明强干的乌布利希也企图从联邦德国政策的松动中寻找机会，以从两德对话和交往中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好处。1963年7月2日，乌布利希再次向联邦德国提议，两国就建立邦联、发展正常和平关系和准备友好合作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努力与联邦德国的在野党和社会团体进行接触。

民主德国尽管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但也挫败了后者在东欧推行的外交包围政策。由于苏联的外交限制和联邦德国的让步有限，东欧国家没有背叛民主德国的利益。1964年与苏联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提高了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60年代的“经济奇迹”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民主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愿意与其发展关系。然而，在勃兰特上台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步伐。

在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以及东西方缓和关系后，民主德国着力于通过内部政策调整来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安全。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ArbertNorden，1904—1982）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使民族联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用来反对民主德国的政府主权和合法性要求。但在1968年的新宪法第一条中，民主德国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第八条中保留了民族统一目标。这表明，民主德国官方的立场仍然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并没有放弃一个民族理论。然而，1969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也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说法，不过他是从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来定义民族，目的是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最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和两德特殊关系来寻求德国的统一，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为了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民主德国开始在民族问题上与其划分界限，如在机构名称上实行“去德意志化”，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理以限制两德人员来往，等等。乌布利希还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为由，他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并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971年1月19日，乌布利希又以百万富翁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点为由，来反对一个民族理论。可见，在保持民主德国政权稳定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乌布利希选择了前者。

在昂纳克上台后，两德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这不仅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存在和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联邦德国影响的再次进入还使民主德国面临着保持独特和清晰的民族国家身份的问题。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了大的调整，他指出，“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所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这样，为了防范和反对勃兰特政府“以接近求转变”的企图，昂纳克政府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三、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苏联东欧国家对与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举行缓和谈判十分积极后，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民主德国不得不开启两德谈判之门，不再坚持以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作为谈判前提。由于立场相差甚远，两德谈判毫无结果，但勃兰特政府与苏联、波兰两国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勃兰特政府向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斯科条约》捆绑在一起。为了促成两德谈判，苏联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协商的多种渠道向民主德国施加压力，在内外逼迫之下，乌布利希被迫辞职，开始了昂纳克统治的新时代。事实上，在争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和保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权益等问题上，昂纳克与前任毫无二致。与乌布利希不同的是，昂纳克更为务实和灵活，在无法抗拒苏联的压力后，他积极参与缓和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

在一系列条约网络的基础上，两德合作关系逐步建立。从1949—1969年的20年间，两德仅签订了16项条约，而从1969—1979年的10年时间内，两德签订的条约数达到57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2年12月签订的两德《基础条约》，在条约中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联邦德国则使民主德国同意发展和促进两德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等等方面的合作，但两德在民族、统一、国籍、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两德以及欧洲的现存边界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两德条约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有关政治方面的比较少，双方主要是进行功能主义合作，但条约的签订为两德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两德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员来往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方面：（1）两国人员来往不断扩大。关系解冻后，两德人员来往明显增多，1979年联邦德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游的人数（不包括由第三国入境者）从1967年的1423738人攀升到1975年3123941人，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游的人数（地域不包括西柏林，人员不包括退休者）在20世纪70年代也稳定地保持在4万人左右，退休人员则保持在10万—14万人左右。除了直接的人员来往外，两德人民通过电话和邮件进行的交往也大大增多。（2）两德贸易额大幅度提高。联邦德国官方公布的两德贸易数据显示，1955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购买额仅5。88亿联邦马克，销售额是5。63亿联邦马克，成交额是11。51亿联邦马克；1971年分别攀升到23。19亿联邦马克、24。99亿联邦马克和48。17亿联邦马克；1976年又快速上升为38。77亿联邦马克、42。69亿联邦马克和81。46亿联邦马克。此外，按照《基础条约》特别是《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SentfürSicherheituinEuropa）的规定，两德还在公共卫生、交通、环境、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关系再次恶化，但两德之间的关系继续维系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两德致力于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受东西方关系的影响，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实行了一些强硬政策，但直到198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昂纳克还强调在两德关系中维护和平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科尔上台后突出统一意图，两德关系一度恶化，但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一致同意避免两德战争。（2）两德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对话继续开展。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政治交往逐渐增多，甚至在美苏关系逐步恶化之时，两德的政治关系仍然继续发展，如1980年、1981年两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和施密特两次会晤；利用1982年、1984年和1985年参加苏联首脑葬礼的三次机会，昂纳克和科尔进行了会谈。（3）两德的人员交往和各领域合作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如两德的贸易继续保持增长，1984年上半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的产品高达45亿马克的，比上年同期增长12%。联邦德国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贷款，后者则继续放宽对两德人员来往的限制。1987年9月，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成功访问促进了两德关系的发展，两国人员来往继续增长，许多城镇还结为姐妹市。

然而，两德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众多的问题和障碍。就外部障碍而言，两德分别隶属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敌对的两大阵营，两国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尽管政治、经济实力不凡，但两个德国不可能脱离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来发展两德关系，更不可能分别离开各自的冷战阵营或者是改变美苏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就内部障碍而言，两德敌对竞争关系的遗存也限制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尽管两德走向了关系正常化，但双方在国家地位、民族统一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联邦德国还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因而，昂纳克政府对两德交往一直保持警惕并施加种种限制。在合作和交流中，两德的摩擦和冲突也是不断出现。在敌对与竞争关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两德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也限制了双边合作的发展，如在贸易方面，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量占民主德国外贸总量的7。1%，而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量在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量中只占微不足道的1。5%。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的经济依赖，昂纳克政府大幅度降低无息透支贷款的利用率，1983年为71%，1988年降为31%，1986年更是低至22%。

总之，在与联邦德国的发展竞争中，民主德国明显处于下风，这使其在外交方面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深受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等问题的困扰，两德和平共处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也没有使之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战时盟国对德国和约悬而未决使民主德国没有获得完全的主权，欧洲的冷战也使其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来获得真正的安全。缺乏完全主权和对苏东集团军事保护的依赖，使民主德国在决策上不能完全地独立自主，深受苏联、东西方关系以及联邦德国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冷战时期，国际交往中普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处于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政府在处理两德关系时更是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突出地位。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先是放弃了积极的统一政策，继而放弃统一目标，最后还走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民主德国领导人埃贡·克伦茨认为“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

四、与苏联的分歧和关系恶化

长期以来，建立、发展和巩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盟关系是民主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对联邦德国政策的不一致，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安全问题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于安全考虑，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主张两个德国的存在。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苏联一直企图通过拉拢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大国来离间欧美关系，从而削弱北大西洋联盟。在1984年阻止联邦议院通过安置潘兴II导弹（Pershie）失败后，苏联的德国政策是惩罚支持美国安全政策的联邦德国。但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民主德国不愿破坏两德关系。迫于苏联的压力，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日程多次被迫延期，依赖苏联的保护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置于维持两德关系之上。

因改革问题方面的矛盾与分歧，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走向恶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MichailGorbatschow，1931—）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局面，长期以来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结构失调以及牺牲经济发展扩充军备等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这也使苏联在全球争霸斗争中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决定进行加快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新设想和新措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存在、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重点发展重工业。然而，苏联的经济改革极不顺利，成效不彰并阻力重重，戈尔巴乔夫转而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并日益以政治改革为主。在苏联国内推行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敦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允许这些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昂纳克来说，在改革问题上处理与苏联关系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民主德国十分依赖苏联，需要与戈尔巴乔夫政府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不理解也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新道路。埃贡·克伦茨后来指出，“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同时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兼顾两者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成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昂纳克最后选择的是一种表面逢迎暗中抵制的政策，他没有公开反对苏联改革，一度还派亲信埃贡·克伦茨研究苏联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但最终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采取抗拒立场，但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间接方式，通过强调民主德国成就来抵制苏联改革，他说：“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在1988年中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昂纳克首先肯定苏联改革的作用，宣扬“苏联的改革进程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保卫和平具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表示要警惕资产阶级化的影响，不能依据“庸俗市侩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写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他还强调没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独立思考，民主德国要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昂纳克日益保守和僵化，他抵制戈尔巴乔夫式改革，也拒绝根据民主德国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将克伦茨的改革提议锁进保险柜，导致后者认为：“昂纳克并不拒绝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却对那里的发展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他感到自己更加倾向于苏联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为了限制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改革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昂纳克政府还禁止发行苏联的《伴侣》（Partner）杂志。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与昂纳克的多次会晤中均敦促他实行改革，但昂纳克不为所动，戈尔巴乔夫事后承认：“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昂纳克抵制改革使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冷淡，克伦茨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会议上还觉察到，因抵制改革，民主德国遭受到社会主义盟国的孤立。

在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走向疏远的同时，联邦德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缓解，为了在改革中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戈尔巴乔夫大力改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对于苏联与联邦德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昂纳克十分不安，担心会损害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略地位和国内统治合法性。因而，他决定在1987年完成因苏联阻止而延期的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目的是想以促进两德关系来平衡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毫无疑问，昂纳克更加重视的是维持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与苏联争相向联邦德国示好的同时，民主德国也不断向苏联强调保持两国政府和政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然而，民主德国的“德国牌”未能改变苏联的重视联邦德国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不顾民主德国的利益主动向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德国统一问题，甚至还发出了不排斥德国最终统一的信号。苏联的德国政策的松动会导致两德人民民族感情的增长，这自然会危及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昂纳克对苏联的做法十分恼火。他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是100年后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含蓄地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会回答100年以后事情的说法。

随着苏东国家改革陷入困境和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出现松动，欧洲形势对民主德国十分不利。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80年代末处于困难和动**的局面，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苏东国家先是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继而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但过急过快的改革带来的是更大的困局和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位于前沿阵地的成员国，民主德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实行外交新思维，提倡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原则和实行核裁军，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并应当控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提出建立“欧洲大厦”的设想。西方人士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倡建立欧洲大厦的“新思维”有利于两德的人员来往，从而使联邦德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存在相当大的希望；对联邦德国来说，苏联压力下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自主性加强后，在动乱局势下为了自身利益不再延续传统的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民主德国陷入空前的孤立无援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