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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松动的沙土2（第3页）

洛太·曼海姆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儿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利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儿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事不懂，是为的表示骄傲。——克利斯朵夫很不客气而并无恶意的，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第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克利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估量生客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他也的确不辱使命。

克利斯朵夫走了以后，洛太问于第斯：

“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

他笑了笑，想了一会，做了个总结：“他有点儿糊涂，可并不傻。”

“对，”洛太接着说，“我也觉得这样。那么他是会成功的了？”

“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

“好，”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洛太用着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

克利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第斯·曼海姆，但并不动心。对这一点于第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一个是由于本能（那为他是代替机智的），两人彼此都误会了。他脸上那个谜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利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他。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心可是并不。——为什么呢？——倒不容易说。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暧昧不明的或令人不安的性格吗？但在别的情形之下，这反而多了一个刺激爱情的因素：一个人不怕自讨苦吃的时候，才是爱情最强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的不爱于第斯，跟他们本人都不相干的。真正的理由，使他们俩都觉得有点屈辱的理由，是他和最近一次的恋爱还隔得太近。他并不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他在热爱阿达的时候消耗了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幻象，现在剩下来的已不够培植一股新的热情。要希望冒起另外一朵火焰，必需在心中另外烧起一堆火来：在旧火已熄，新火未燃的期间，只能有些转眼即灭的火星，有些上次大火中留下来的残灰余烬，发出一道明亮而短促的光，因为缺乏燃料而马上熄灭的。再过六个月，他或许会盲目的爱上于第斯。现在他只把他当朋友看待，——当然是一个乱人心意的朋友；——但他努力驱除这种骚乱：因为这会引起他对于阿达的不愉快的回忆。于第斯对他的吸引力，是在于他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地方，而非在于跟别的女人相同的地方。他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女子。聪明，是的，他浑身上下都是聪明。便是他的美，——他的举止，动作，面貌，嘴唇的曲线，眼睛，手，清瘦典雅的身段，——也反映出他的聪明；他的身体就是靠聪明塑成的；没有了聪明，他就会显得丑了。这聪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喜欢。他以为他胸襟如何宽大，如何洒脱，其实他并没到这个程度；他还不知道他令人失望的地方呢。他渴想向于第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思想让他分担一些。他从来没有能找到一个关切他的思想的人：得一知己是多么快乐啊！他小时候常常抱怨没有姊妹，认为一个姊妹应当比一个兄弟更能了解他。见到了于第斯，友谊那个虚幻的希望又复活了。他根本没想到爱情。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认为和友谊相比之下，爱情简直太平凡了。

克利斯朵夫这种微妙的心理，于第斯不久就感觉到了，大为气恼。他并不爱克利斯朵夫；而且为他颠倒的年轻人已经有过不少，都是本地有钱而有身份的子弟，即使克利斯朵夫对他倾心，也不见得会使他怎么得意。但知道他竟无动于衷，他可心中有气了。眼看自己只能在理智方面对他发生影响，未免太委屈了；女人要能使男人失掉理智才觉得更有意思！何况他并没用什么理智去影响人家，根本是克利斯朵夫一厢情愿，凭空造出来的。于第斯脾气很专横。他平素把他认识的一般青年的软弱的思想支配惯了。既然他们庸庸碌碌，他认为控制他们也没多大意思。对付克利斯朵夫可困难得多，所以也有趣得多。他压根儿不理会他的什么计划，但很高兴去支配那个簇新的头脑，那股犷野的力，使它们成器，——当然是照他的而不是照他不屑了解的克利斯朵夫的办法。但他立刻发觉要做到这一步非经过一番斗争不可；克利斯朵夫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成见，有的是他认为过激而幼稚的思想：那都是些败草，他决意要拔掉的；可是一根都没拔掉。他的自尊心一点没得到满足。克利斯朵夫倔强得厉害。既然不动爱情，他用不着在思想上对他让步。

他不服气，在某一个时期内想要征服他。克利斯朵夫那时虽然头脑清楚，也差点儿重蹈覆辙。男子只要有人奉承，使他的骄傲与欲望获得满足，就极容易上当；而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更容易受骗。于第斯不难把克利斯朵夫诱入恋爱的陷阱，把他再毁一次，也许毁得更彻底。可是他照例很快就不耐烦了，认为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去征服这样的一个人；克利斯朵夫已经使他腻烦；他已经不了解他了。

他一过了某种限度，他就不能了解。至此为止，他是完全懂得他的。再要往前，就不能单靠他出众的聪明了；那需要一点热诚，或者暂时可以刺激热诚的幻想，就是说：爱情。他很了解克利斯朵夫对人对事的批判，认为很有意思，相当中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想过。他所大惑不解的是，在实行这些思想可能碰到危险或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思想去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克利斯朵夫对所有的人取着反抗态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总不见得自命要改造社会吧？……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把脑袋往墙上撞吗？一个聪明人尽可批判别人，暗地里嘲笑别人，轻视别人；但他的行事是跟他们一样的，仅仅略胜一筹罢了：这才是控制人的唯一的办法。思想是一个世界，行动又是一个世界。何苦做自己思想的牺牲品呢？思想要真实：那当然！可是干吗说话也要真实呢？既然人类那么蠢，担当不了真理，干吗要强迫他们担当？忍受他们的弱点，面上迁就，心里鄙薄，觉得自己无挂无碍：你岂不得意？要说这是聪明的奴隶的得意也可以。但反正免不了做奴隶，那么即以奴隶而论，还是逞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奴隶，不必再作那些可笑而无益的斗争。最要不得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隶而为之牺牲一切。一个人不该上自己的当。——他清清楚楚看到，要是克利斯朵夫一意孤行，走着和德国艺术德国精神的偏见反抗到底的路，一定会使所有的人跟他作对，连他的保护人在内，结果是一败涂地。他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毁灭而后快。

从此他不再费心表现自己的长处，只拿出他的本相来了：他骨子里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远过于你一开头所看到的，也远过于他自己所想象的。——大家错怪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地方都保存着他们清一色的民族性，不受当地民族的影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容易感染土著的气息；法国犹太与德国犹太之间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他们居留的国家得来的不同点更多；他们接受异族的思想习惯特别快，并且接受的还是习惯多于思想。而所谓第二天性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竟是独一无二的天性，所以一个地方的土著根本没资格责备犹太人缺少深刻而经过思考的民族性，因为这特性在土著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女人原来对外界的影响比较感觉灵敏，对生活情况也适应得更快，更能随遇而安；而全欧洲的犹太女人尤其能把当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风气学得惟妙惟肖，往往还过分，——同时仍保存着他们的轮廓，保存他们的民族特有的那种乱人心意的，浓烈的，经久不散的魅力。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惊异。他在曼海姆家遇到那些姑母，堂表姊妹，和于第斯的女朋友们。其中有几个虽然极不像德国人，热烈地眼睛和鼻子离得很近，鼻子又和嘴巴离得很近，轮廓分明，暗黄色的皮肤长得很厚，虽然他们整个的外表都不像德国女人，可是比真正的德国女人更彻底的德国化：谈话，装束，都跟德国女人一般无二，甚至还要过火。于第斯比他们这一批都高明；你比较之下就能看出他的智力有哪些过人的地方，他的人品有哪些是自己修养得来的。可是别人所有的大多数缺点，他也一样具备。在思想方面他比别人自由得多，差不多完全独往独来，但他的行事并不比人家更大胆；至少他实际的利害观念在这儿代替了他独往独来的精神。他相信社会，相信阶级，相信偏见，因为通盘计算之下，他觉得这些对他还是有利的。他徒然嘲笑德国气质，他自己就是亦步亦趋的追随着德国潮流。他很感觉到某个知名的艺术家的平庸，但照旧尊敬他，因为他是知名的；而假使他和他有来往，他更要佩服他，让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他不大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暗中还疑心他不过是个第二流的艺术家；但他的荣名使他肃然起敬；又因为收到过他五六封信，他更毫不迟疑的断定他是当代最大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价值，副官长弗雷希的愚蠢，都是他确认的事实；但弗雷希的追求他的财富，比克利斯朵夫纯粹的友谊使他更得意：因为不管他多么傻，一个军官终究是另一阶级的人物；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比别的女子更难踏进这一个阶级。他并不相信这些无聊的封建观念，也很明白假使他嫁给副官长弗雷希，倒是他给了他面子，然而他还是拼命想勾引他，不惜卑躬屈膝对这个傻瓜做着媚眼，逢迎吹拍，唯恐不至。这个骄傲的犹太姑娘，有资格骄傲的姑娘，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而眼高的女儿，平素多么瞧不起德国的小布尔乔亚妇女的，竟想降低身份去学他们的样。

这也许是他自己看错了，于第斯这个人说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克利斯朵夫有过一个时候是相信他有前途的；这个幻觉始终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观的眼光去判断他。他觉得他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他独有的，他本身整个儿都是美好的；他所有的庸俗，应当让德国与犹太这个双重的民族性去负责，尤其是德国，因为他自己为了德国性格受过更多痛苦。既然别个民族他还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把德国气质作为负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过一齐教它担当。于第斯给他的幻灭，使他又多了一项攻击德国气质的理由，认为它摧残了这样一颗灵魂的热情是不能原谅的。

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这个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间找到一个奋斗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热情冲动的直觉原是极不稳定的，常常使他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立刻断定，犹太民族并没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坚强，而接受外来影响也太容易了。它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要加上它到处搜罗得来的弱点。他在这儿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来支持他的艺术，反而有跟这个民族一同陷在沙漠里的危险。

一边发觉了危险，一边又没冲过危险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请了他好几回，他都谢绝了，也不说明理由。至此为止，他一向是殷勤得有点过分的，这一下突然之间的改变当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认为这是他的“怪僻”，但曼海姆一家三个人，都相信跟于第斯不无关系；洛太和弗朗兹在饭桌上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取笑的资料。于第斯耸耸肩，说征服一个男人弄到这个局面也太妙了，接着又冷冷地要求他的哥哥别老跟他开这种玩笑。可是他也不放过逗引克利斯朵夫回来的机会。他写信给他，借口问他一个只有他能解答的音乐问题，末了很亲切的提到他近来很少去而大家渴想见见他的话。克利斯朵夫复了信，回答了他的问题，推说事情忙，始终不去。有时，他们在戏院里碰到。克利斯朵夫眼睛老向着别处，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厢；于第斯存心想给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他却装作连于第斯这个人都没看见。他也不坚持。对他既无所谓，他觉得这个起码艺术家让他白费心血也不应该。他要愿意回来，他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也就算了！……

然而他对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和行事倒反更注意。他不动声色的逗他的哥哥提到这些问题，把他白天和克利斯朵夫的谈话讲出来，然后他含讥带讽的评论几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桩都不放过，使弗朗兹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不知不觉的降低下去。

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还没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现他的曼海姆还没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他的文章做预告，大大的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鸭塘里。题目叫作：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华葛耐的《德利斯当》也好，《萨勤耿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玛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罢哈，普岂尼，莫扎尔德，玛希纳，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罢。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作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傻脑的笑着，几小时的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告，——力，——绝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的慑服，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糟蹋自己，糟蹋音乐。你们糟蹋自己是你们的事；可是音乐，别胡来了吧！我不许你们糟蹋世界上的美，把圣洁的和声跟恶浊的东西放在一只篮里，把《巴西法》的《序曲》插在《联队女儿》的杂奏曲和萨克风喇叭的四重奏中间，或是把贝多芬的柔板跟美洲土人舞乐或雷翁加伐罗的无聊作品放在一起。你们自命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民族，你们自命为爱音乐。可是爱哪一种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论好坏都同样的拍手喝彩。你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你们怕决定，怕闹笑话……你们这种谨慎小心，替我见鬼去吧！——你们说，你们在一切偏见之上，是不是？——其实你们是被压在一切偏见之下……”

得意扬扬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

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

他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的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统统抹掉吧，用水洗洗干净吧。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罢。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

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再加那种不雅驯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针对自己。每个人都是，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绝不致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它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了，愤懑的抗议了：他们料到克利斯朵夫绝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利斯朵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

抗议也好，恭维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克利斯朵夫已经冲了出去，什么都拦不住他了；而且依着他早先说的话，作家和演奏家都免不了受到攻击。

第一批开刀的是乐队指挥[22]。克利斯朵夫绝不限于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把本城或邻近诸城的同事一一指出姓名，或者用着极明白的隐喻，令人一望而知说的是谁。譬如，每个人都能认出那个毫无精神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小心谨慎的老人，一身载满了荣誉，什么都害怕，什么都要敷衍，不敢对乐师们有何指摘，只知道俯首帖耳的跟着他们的动作。除了有过二十年的声誉，或至少经过学士院的什么大老盖过官章的作品以外，他绝不敢把新作随便排入节目。克利斯朵夫用着挖苦的口吻恭维他的大胆，称赞他发现了迦特，特伏夏克，恰各夫斯基；恭维他的乐队演奏准确，节拍不差毫厘，表现得细腻入微；他提议在下次音乐会中可以替他把邱尼的《速度练习曲》配成器乐来演奏[23]，又劝他不要过于疲劳，过于热情，得保重身体。——再不然，克利斯朵夫对他指挥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的作风发出愤怒的叫喊：

对于这些音乐院的长老演奏过去的名作时所用的“古典”风格，他只嫌冷嘲热讽的字不够用。

“古典！这句话把什么都包括了。自由的热情，像学校的课本一样被删改修正了！生命，这片受着长风吹打的广大的平原，——也给关在古典学院的院子中间！一颗颤动的心的犷野威武的节奏，被缩成钟锤的摆动，安安静静的，规规矩矩的，按着四拍子前进，在重拍上加强一下！……你们要把大海装入小玻璃缸，放些金鱼，才能鉴赏大海。你们要把生命扼杀之后才懂得生命。”

他对这般他称为“打包匠”式的乐队指挥固然不客气，但对“马戏班骑师”式的名指挥尤其严厉，——他们周游各地，教人家欣赏他们手舞足蹈的姿势，爬在大名家的背上显本领，把人尽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难于辨识，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中表现他们的身手矫捷。克利斯朵夫把他们当作卖弄风情的老妇，走江湖的吉普赛人，走绳索的卖技者。

演奏家也是给他嘲弄的好材料。他批判他们卖弄手法的音乐会时，声明自己是外行，说这些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时间的长短，音符的数目，耗费的精力等等，只有画成图表才能显示，才能估量它们的价值。有时，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堆着笑脸，头发掉在眼角上，在两小时的音乐会中解决了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克利斯朵夫说他根本还不能把莫扎尔德的一曲简单的行板弹得像个样。——当然，他并非不知克服困难的乐趣。他自己也体味过来：这是人生一乐。但只看见作品的物质的一方面，认为艺术上的英勇壮烈就只有这一点，那他觉得又丑恶又可耻了。什么“钢琴之狮”，“钢琴之豹”，他都不能原谅。——同时他对那般在德国很出名的老学究也不大客气，因为他们苦心孤诣要保存名作的原文，便加意压制思想的奔放，并且像亨斯·洪·皮罗那样，表演一阕热情的朔拿大的时候，简直像教大家上一堂朗诵台词的课程[24]。

歌唱家们也有挨骂的份儿。克利斯朵夫对于他们粗俗笨重的歌唱和内地式的浮夸的腔派，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说。这不但因为他记得和那位蓝衣太太的争执，而且许多使他受罪的表演更加强了他的恨意。他竟说不清他的眼睛跟耳朵哪一样更难受。至于舞台面的恶俗，服装的难看，颜色的火暴等等，克利斯朵夫因为缺少比较的材料，还不能充分的批评。他所厌恶的，尤其在于人物、举动、态度的粗俗，歌唱的不自然，演员的不能感染剧中人的精神，漠不关心的从一个角色换唱另一个角色，只要音域相仿。那些身发财发，好不得意的妇人，不管是唱伊索尔特是唱嘉尔曼，只知道卖弄自己。安福太斯居然变了斐迦罗[25]！……但克利斯朵夫感觉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歌唱的恶劣，特别是以旋律的美为主的古典作品。德国已经没人会唱十八世纪末期的那种完美的音乐，也没人肯费心去研究了。葛吕克和莫扎尔德的清朗明净的风格，与歌德的一样，好似浴着意大利的阳光的，到韦勃已经染上狂乱颤动的气息而开始变质，到曼伊贝又给笨重的漫画手法变得可笑，而到华葛耐风靡一世的时候更被完全压倒了。尖声怪叫的华尔基利在希腊的天空飞过。斯干地那维的神话掩蔽了南国的光明。现在再没有人想到唱音乐，只想到唱诗。细节的疏忽，丑恶的地方，甚至错误的音符，都被认为无关宏旨，借口说唯有作品的全体才重要，唯有思想才重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