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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殖民地的双重标准（第2页）

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们对维多利亚早期的英帝国给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定义，但争论并没有结束，“非正式帝国”的概念在战后几十年里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对19世纪英帝国特别是维多利亚早期到中期的历史评价，至今也没有取得一致。这给后世研读帝国史的人们留下了疑问，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1840—1870因而成为英帝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个时期。

对19世纪中期英帝国的总体评价，直接牵涉到对自由主义帝国观的准确描述，牵涉到与之相关联的帝国政策的准确描述，因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要对19世纪中期英帝国作出评价，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小英格兰人”的帝国立场，弄清他们的立场对帝国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所谓“小英格兰人”（LittleEnglanders），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派别，它是人们对19世纪中期在帝国问题上持自由主义极端立场的一批人的总称。

“小英格兰人”以呼吁殖民地与英国彻底脱离，反对帝国领土扩张的观点而引人注目。他们在理论上秉承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认为殖民地就像是树上的果实，一旦成熟就会自然脱落。他们以获得独立的北美13个殖民地作为例子，指出“美洲经验的结果，显示了两个平等强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更好的处理关系的方式，要比强迫一个殖民地与强大的母国贸易要好”[162]。

认为独立后的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不断增长，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殖民地不仅与英国的贸易额根本无法同美国相比，而且还要英国来承担它们的防卫，19世纪中期英国的军事预算中，每年用于保卫这些殖民地的开支就占了大约13[163]，殖民地已成为英国不堪忍受的重负。因此应当尽可能快地授予其自治政府，让殖民地进行自我防卫。

“小英格兰人”都是坚定而狂热的自由贸易论者，他们真诚地相信自由贸易不仅会给英国带来世界市场，而且会导致国家间的和谐与世界和平，因为“各国间的自由贸易往来会产生相互了解，并以无数工商利益的纽带使本来隔离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自由贸易意味着和平，其他国家一旦受到英国繁荣富强范例的教导，就会群起仿效，自由贸易就将成为全球性的”[164]。而取消了关税，解放了殖民地，也就根除了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根源，从而消灭了战争本身。

“小英格兰人”的主体构成是“曼彻斯特学派”和一些自由党政治家。“曼彻斯特学派”又称自由贸易学派，是19世纪中期英国一个很特别的政治派别，主要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商人、金融家组成，其领袖人物有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1804—1865）和约翰·布莱特（Jht1811—1889）等。他们两人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自由贸易的勇士”[165]和“改革的斗士”[166]，早年都曾经是成功的工厂主，属于典型的中等阶级。在政治上他们自始至终是自由主义激进派，积极支持议会改革，呼吁选举权的扩大和秘密投票等。1839年在曼彻斯特成立“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是他们从事全国性政治活动并赢得声誉的开始，两人也先后于1841年和1843年进入议会下院。

“曼彻斯特学派”这一称号来自迪斯雷利，1846年2月，他在议会下院发言中首次称那些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为“曼彻斯特学派”，从此这一称号就传播开来，成为科布登和布莱特及其追随者的代名词。

除了极力宣传鼓动废除《谷物法》实现自由贸易外，“曼彻斯特学派”还在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立场，主张国际仲裁、削减军备、欧洲和平。科布登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自由贸易、军备裁减、战争与干涉、和平与仲裁，还涵盖了国际海洋法、殖民主义与帝国政策、东方问题以及英国对外目标等，可以说集中阐述了那个时代最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自由贸易思想在全世界的扩展，将产生一种有益的道德影响，即鼓励经济的专门化和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这样，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想象，而贵族的欧洲军国主义政权也就变得多余。”[167]

对于用武力保护与扩展贸易的政策，科布登认为：“不是用加农炮和刀剑，而是通过廉价的商品，才有希望捍卫我们的商业。”[168]布莱特则更尖锐地指出：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是一种贵族统治的遗产，土地贵族寡头集团自光荣革命以来，借口保持国际势力的均衡，已经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使国家承载了高额的税收，结果是以牺牲其他社会阶级利益为代价，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势。[169]

因此，他们反对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反对英国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敦促英国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等等。这种立场影响了英国公众对他们的支持，使他们几度在议会选举中失败。

在英帝国历史辞典中，科布登被称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70]，但我们很难说科布登和布莱特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或经济学的理论家，因为他们并没有留下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虽然也有人将科布登的自由贸易思想定义为“科布登主义”，但科布登为后世留下的真正思想遗产，却是他在大量演讲和政论小册子中所表达的国际间自由贸易必将促进世界和平等主张。[171]科布登本人，也被当代国际政治学者们顺理成章地划归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流派阵营，并成为其代表人物之一。

事实上，把科布登和布莱特称为19世纪卓有成效的自由贸易运动演说家和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也许更为准确。2011年，约翰·布莱特的后人比尔·凯什在为其所作的传记中，称其为“与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比肩的19世纪英国政坛三大风云人物”，并恰如其分地以《约翰·布莱特：政治家、演说家、鼓动家》（Jht：Statesman，itator）的书名，作为对布莱特的总结性评价。[172]

的确，科布登与布莱特都是非常善于在公众集会和议会下院中发表演讲的人，从30年代末起他们就以集会演讲、出版小册子、议会发言等各种方式进行自由贸易的宣传鼓动，成为19世纪中期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派别，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他们还直接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例如，1859年，科布登曾谢绝帕默斯顿的入阁担任贸易大臣的邀请，但却接受了与法国谈判贸易条约的重任。1860年，科布登代表英国与法国进行的互相削减关税谈判获得成功，两国签订了著名的《英法商约》，该条约因此被称为《科布登条约》（'sTreaty），这也许是“曼彻斯特学派”信条在当时最大的一个成果。

布莱特的政治活动和影响力要比科布登长久得多，他先后两次参加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内阁（1868—1874、1880—1884），担任政府的贸易大臣，在第二届中因抗议1882年英国对埃及亚力山大的炮轰而辞职。1857年大选时，他也和科布登以及其他“曼彻斯特学派”议员一样，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反战立场，由于对帕默斯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激烈抨击而失去席位。尽管此后他再次进入下院并保持议员职位直至1889年去世，但他却不是以曼彻斯特学派，而是以自由党党员的身份当选的。

“曼彻斯特学派”之所以又被人们叫作“小英格兰人”，是因为随着英国相继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经实现，科布登和布莱特等人便自然地将斗争目标转向了与自由主义相关联的殖民地问题和外交问题，而他们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得出的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原则，被认为与建立“更大不列颠”的帝国理想相冲突，因此“小英格兰人”有时又被叫作“反帝国主义者”（a）。

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当时的含义与后来是完全不同的。在19世纪60年代它仅指“实行独裁统治的恺撒主义”[173]，只是到了19世纪末，当谢西尔·罗得斯宣称“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如果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时，“帝国主义”才开始以爱国主义的形式，跟英国的大规模领土扩张联系起来。因此，这是一个字面意思与实际内涵相去甚远、极易引起理解混乱的词。19世纪中期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既不是反对今天已经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也不是反对英帝国本身，而只是反对一种帝国政策。

“曼彻斯特学派”或“小英格兰人”的帝国立场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立场与实际的帝国政策是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分离主义就是指要求英帝国的完全解体吗？这些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实际上并非不证自明，需要作认真的分析。在仔细的鉴别考察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第一，“曼彻斯特学派”废除《谷物法》的鼓动，和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呼吁，由于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代表了新时代的方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皮尔政府推行自由贸易的改革中，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科布登、布莱特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激进帝国观，无论是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议会内从来就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他们关于自由贸易将会自然引向国家间和平的观点，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带有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很难得到肯定的回应。

例如，为了反对罗素内阁财政大臣伍德（Wood）提出的政府预算，1848年科布登发表了“国民预算”（natio），提出削减陆军和海军军费开支1000万英镑，这几乎相当于政府全部支出的110。[174]

在英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海军传统的国家，这种立场是不可能得到政界和社会舆论支持的，因此他们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几次议会选举的失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布莱特的传记作者肯思·罗宾斯认为：1857年大选的失败说明，“曼彻斯特学派”作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已经瓦解了，而且，“曼彻斯特学派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商业上的凝聚力，恰恰是在曼彻斯特被打破的”[175]。汉斯·摩根索则称他们为“空想的国际主义者”[176]，科布登的传记作者甚至用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局外人”（AViOutsider）这样意味深长的词[177]，来说明科布登的思想与当时主流社会思潮的格格不入。

第二，鼓励殖民地与英国分离走自己的路是19世纪中期许多英国人共有的情绪和心态，它是对移民殖民地争取责任制政府实现自治的一种支持与承认，也是对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现实关系的反映。1854年，保守党领袖德比伯爵在上院发言道：“如果北美殖民地的财富、人口以及与英国分离的愿望都在增长，那么，就让我们在上帝的名义下和平友好地分手吧。”[178]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看，移民自治是英国实现自由贸易的逻辑结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给白人移民殖民地自治的权利，使英国摆脱殖民地事务的负担，将注意力和贸易超越帝国的范围，指向欧洲和整个世界，这既是自由主义理念的胜利，也是务实政治家的明智选择，并非由于曼彻斯特学派的宣传。

第三，所谓的分离既不是一种“主义”，也不表明殖民地与母国完全脱离而成为独立国家，更谈不上英帝国的解体。它只是表明：除了宪法上的联系和外交与防卫上的责任之外，英国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相脱离，以英王代表身份派驻的总督只是名义上的行政首脑，由殖民地责任制政府行使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全部权利。

殖民地人民争取责任制政府和自治权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民主的意识与自由的要求。正是责任制政府的建立，才促使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真正的产生与发展。换句话说，殖民地人民要求的是他们应当拥有、而英国在理论上无法拒绝的权利。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殖民地人还是英国人都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英国的政治家和殖民官员对于这种分离才表现得十分从容。

布莱奇福德勋爵（LordBlachford）曾于1860—1871年担任殖民部政务次官，他的观点反映了许多英国政界人士当时的心态：“我始终相信，殖民地的命运就是独立，殖民部的任务是当联系还存在时，尽可能地确保它对双方都有利，而当分离到来时，则尽可能地确保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友善。”[179]

然而，承认殖民地的权利并不等于赞同它们像美国那样从帝国独立出去。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在总体上的心态，从来都是以拥有广阔的海外属地为荣，并将帝国的存在与民族的自尊紧密相联的，因此科布登在公众场合总是否认自己是分离主义者[180]，而《泰晤士报》在1867年写道：“我们都为帝国而骄傲，我们都将帝国的殖民地和属地看作是地球上从未见到过的各种成员组成的一个家庭。”[181]

第四，英国人对殖民地防卫开支的抱怨以及帝国从殖民地撤出驻军的事实，同样不能说明殖民地与母国的彻底分离或帝国的解体。殖民地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递减的，英国人对殖民地的看法也跟着相应改变。

当英国还固守着重商主义和旧殖民体系时，亚当·斯密已发出英国从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所失”的惊人之语，从那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英国人对殖民地的各种抱怨就没有中断过。在英国告别旧殖民制度之前，不满主要集中在殖民地产品在母国享受的关税优惠上，在那之后则集中在保卫殖民地的巨大开支上。所有主张自由贸易的人都站在了这一阵营，其中殖民地改革家对帝国的批评可以说最为尖锐，他们充分利用议会讲坛，以具体的统计数字来说明现行帝国政策的不合理。

例如，从1818年到1849年，威廉·莫尔思沃斯多次在下院发表演讲，批评英国在保卫和扩大贸易的理由下巨大而荒谬的军事开支。然而莫尔思沃斯恰恰是最坚定的帝国派！他和其他殖民地改革家所反对的是旧帝国政策而不是帝国本身，所要求的是殖民政策的改革而不是帝国的解体。

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所坚持的：“帝国居民的糟糕状况说明你们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是不合理的，迫切需要改革，但这是否意味着帝国本身必须解体？噢，决不是。”[182]

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也很能说明问题。斯宾塞对英帝国的基本态度也许是19世纪中期所有自由主义者中最为激进的，他在1850年出版的代表作《社会静力学》中，对英国的殖民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解剖，认为垄断性贸易“不但所费甚多而所得甚少，而且还为了完全一无所获而花钱，在有些场合甚至是为了得到损失”[183]。他甚至激烈抨击了英国殖民政策给母国和殖民地双方以及被征服的土著人带来的巨大灾害，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由国家和政府进行的不公正殖民必然伴随痛苦和灾难，而由平民自然进行的公正的殖民则可以避免这些不幸。[184]因此，斯宾塞所反对的同样是殖民政策中的种种弊端而不是帝国本身。

总之，英国人对殖民地和帝国政策的抱怨是历史事实，移民殖民地在帝国中地位的下降也是事实，但在实际政策上英国统治阶级集团从来没有放弃对殖民地的责任，“每一个英国人都确信，授予殖民地以责任制政府，丝毫也不改变英国防卫其殖民地反对外国进攻的责任”[185]。

1862—1873年英国从殖民地陆续撤出几十万驻军，一方面是帝国光荣而体面地从广大地区脱了身，让殖民地承担和平时期的自我防卫，并参与和分担帝国战时防卫的责任与开支；另一方面也是英国新军事思想的反映，这种新思想认为，将军队分散驻守在从魁北克到悉尼的广大帝国领地上，不仅代价高而且效率低，常有兵力不足之虞，如果将大量随时能够派遣到任何地方的军队集中在国内，再加上皇家海军的力量，就能构成最有效的帝国防卫。

为此，1865年议会专门通过法令，授权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英国并于1868、1875年分别派出军官，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供相关的帮助。所有这些都表明，英国政治家们选择的是一条务实的道路，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去掉负担、放松纽带、保持和谐的帝国关系，而并非就此割断帝国与殖民地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