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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殖民地的双重标准（第3页）

最后，“曼彻斯特学派”或“小英格兰人”所鼓吹的分离很难说就是英帝国真正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被同时代人和部分历史学家误读的结果。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同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关于帝国的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三种：（1）垄断殖民地商业是无利可图的；（2）

控制殖民地是不正确的；（3）拥有殖民地不仅是极大的浪费而且是有害的。

亚当·斯密和殖民地改革家分别持前两种观点，“曼彻斯特学派”的基本立场属于第三种，即认为重商主义死亡之后殖民地在经济上对英国一无好处，而用于殖民征服和帝国防卫上的巨大花费则造成国库的严重流失。“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显然与亚当·斯密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同时又是对当时英国人一种心理潮流的反映。

面对别人的指责，科布登这样阐述自己的帝国观：

人们说我要求放弃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要说，你难道打算用刀剑、军队和战舰来维持殖民地吗？那并不是永久保有殖民地的办法。我所要的是用殖民地人的友情来保留它们。[186]

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Smith1823—1910）是1858—1866年的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对60年代已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加拿大人拒绝承担帝国的防卫责任感到愤怒，为此发表过许多激烈的主张分离的评论，因而经常被认为反对殖民地，是典型的分离主义者。然而，戈尔德温·史密斯说自己“并不比反对太阳系更反对殖民地”，而是反对在殖民地已成熟时英国仍去阻止它们的独立。[187]

但戈尔德温·史密斯心目中的独立与通常意义上的独立并不相同，因为他认为即使殖民地取得了独立，也没有必要脱离英国。显然，在他看来，殖民地政治上的独立和依然留在英帝国之内可以并行不悖。这说明戈尔德温·史密斯所渴望和追求的，是一种以血缘和友好感情为基础的联邦式帝国：

与殖民地的联系是使我们伟大的源泉，这种血缘、同情心以及观念上的联系将不会被政治上的分离所影响。假如我们的殖民地成为像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联邦那样的国家，即便不是形式上也是在实质上，可能会自动产生密切的关系和相互间的友情。[188]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维多利亚早期到中期英国人对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的关注和种种争论，归根结底不是要不要帝国，而是要什么样帝国的分歧。人们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帝国是否应当保留，而是在于应当以什么样的形式重组帝国的政府和防卫。

历史学家多萝茜·汤普逊曾经将历史上英国人赞成帝国的观点归纳为三个方面：经济上，帝国是财富的来源；政治上，帝国是民族威望的来源；信念上，帝国是冒险事业和信仰的来源。[189]

19世纪中期旧殖民制度虽然已经废止，但殖民地对母国市场的依赖使它们与英国长期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加拿大的小麦、木材，澳大利亚的羊毛，印度的棉花、黄麻和茶叶以及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绝大部分都提供给了英国市场，约占英国总进口的23%。

在帝国给英国人带来威望与荣耀方面，英国从来就不乏有着强烈帝国精神的政治家。曾厉行关税政策改革使英国迈出走向自由贸易第一步的威廉·赫斯基森，在1828年表达了对英帝国的强烈自豪：

英格兰决不能变得渺小，她必须是她现在的样子，否则她就什么也不是。……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已经播下了自由、文明和基督教的种子。我们把在英国流行的语言、自由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带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它们正在那里开花结果取得进步；如果有自私的计算者说，我们所做的这些是以不应当作的牺牲为代价，我的回答是：尽管有这些牺牲，我们仍然是旧世界中最快乐的人民；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时，让我们为这无比的光荣而欢欣吧！这光荣属于为那些在血缘、习俗以及情感上同我们自己相似的民族奠定了幸福和繁荣基础的英格兰。[192]

显然，在赫斯基森那里，帝国的光荣与帝国的责任是紧密相连的。

在这方面，1846—1852年担任自由党政府殖民大臣的格雷伯爵对帝国责任的认识更加自觉，他在卸任后次年撰写的《罗素政府的殖民政策》（ialPolicyofLordJohnRussell'sAdministration）一书中指出：英国在几个世纪里已经获得了不能拒绝的责任，这与在千百万人中传播基督教福音和文明的伟大荣幸是相一致的，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拥有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增加了尊严和作为最高权力的形象，而且增加了英国潜在的力量。“人们不应忘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依赖于它所能控制的物质力量，而且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于舆论和道德的影响。”[193]

人们通常认为，自由党内的自由贸易论者大体上是反对建立帝国的。[194]

但约翰·罗素作为著名自由党政治家，在支持殖民地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同时，始终强调战争时期殖民地在商业和军事上的价值。1849年他指出：“殖民帝国的任何大面积丧失，都将会缩减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劫掠成性者很快就会聚集起来抢劫帝国的其他部分，或者对我们施以无法忍受的侮辱。”[195]

20年后，罗素以一种欣慰自豪的心情回顾帝国的成长：“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仅仅作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联合王国而行动，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征服并拓殖了加拿大，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范迪门地和新西兰，我们兼并了全印度，将其变为皇家殖民地，从前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6]

自由主义者对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总体看法，可以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思想中得到说明，密尔认为：“殖民地增加了英国人在世界事务中道德上的影响和力量，殖民地的脱离对世界和英国都不利——它将会大大削弱英国的声威，而这种声威现在有利于整个人类。”[198]

密尔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相当多英国人的立场。因此，尽管19世纪中期殖民地自我防卫、削减殖民地防卫开支是英国人共同的愿望与要求，但英国的政治家们在作出选择时从来没有忘记帝国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驱使着英国人去建设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一个格拉斯顿心目中“用利益、荣誉、感情和责任相连接”的新型帝国。[199]

意大利著名学者德·拉吉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19世纪中期英国对殖民政策的自由主义改革，认为“这产生了英联邦精神上的联合，使高压统治、支配与剥削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自由，可以给予意识上有着单一种族、语言与传统的大英帝国每一位公民；也只有自由，可以给予其所有分散的共同体——为曾由同一部法律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民族大家庭、在权利与义务上完全平等而自豪的共同体”[200]。

拉吉罗的著作初版于1924年，此时英联邦尚未建立，他所评述的，实际上是英国与其移民殖民地关系的变化。应当说，拉吉罗的评价不免显得过于理想化，但他将英帝国的成长壮大与自由主义紧密相连的观点却是一语中的：

英国佬用巨大的字母在我们的星球表面书写的史诗，是由公路、铁路、运河、河堤、工厂组成的，一句话，中产阶级集中起来并象征其努力的所有工业劳动，一言蔽之就是“自由”；这使遥远的殖民地变成新的国家，并以共同的自由纽带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自由主义是帝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01]

19世纪中期英帝国史的发展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充满悬念。与英国主动告别旧殖民制度，彻底实现自由贸易的举措相比，英国给予移民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曾经显得那么被动和犹疑，许多政治家都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拒绝到接受、支持的历史过程。然而，当移民自治和贸易自由一样成为帝国最显著的特征与原则时，同时代的英国人和殖民地人都没有立即意识到，一个崭新的自由主义帝国实际上已经确立。

【注释】

[1]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2]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24页。

[4]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7页。

[5]J。OlsoShadleHistoricalDiaryoftheBritishEmpireGreenwoodPress1996p。211。

[6]ArthurBerriedaleKeithTheSishDominionsMa1929p。31。

[7]ArthurR。M。LowerAHistoryofadadad。1977p。264。

[8]J。OlsoShadleHistoricalDiaryoftheBritishEmpireGreenwoodPress1996p。130。

[9]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44页。

[10]JeremyBeeYouries1837quotedinKlausE。Knorrp。253。

[11]JamesMillElementsofPolitiy1821quotedinKlausE。Knorrp。254。

[12]D。RicardoThePrinciplesofPolitiyandTaxation1817quotedinKlausE。Knorrp。255。

[13]KlausE。KnorrBritishialTheories1570—1850FrankCass&Co。Ltd。1963p。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