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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商业利益（第1页）

一、帝国的商业利益

在英格兰几百年海外扩张的历史上，19世纪无疑是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英国政治家和民众的帝国情感与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英国人对帝国的骄傲与自信，首先来自反法战争的胜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饱尝外交孤立的滋味和最后失败的耻辱，但经过20余年与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帝国的厮杀，英国不仅重新获得在欧洲事务中运筹帷幄、进退自如的优势地位，而且进一步巩固加强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并从北美殖民地脱离帝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帝国。

没有人能够否认，此时的“不列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都已经达到了迄今为止无人企及或以后有可能再达到的地位”[3]。待到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自由贸易，推行了殖民地改革，获得“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美称，以帝国为荣耀的思想更是成了英国社会舆论的主流与中心，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将1810年代至1860年代看作“是自恺撒时代以来最为牢固的进步与征服的时期”，是“英国的黄金时代”。[4]因此，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英帝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然而，19世纪的英帝国同时又是让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时期，其间存在着许多看上去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与事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英国政府对帝国海外扩张的态度与帝国实际扩张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历史档案文献都证明，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的英国官方，不管是内阁大臣还是殖民部官员，不管是托利党政府还是辉格党政府，在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不希望在海外承担更多责任的立场。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在谈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的几位英国驻印度总督时指出：“他们都是贵族地主，自命有统治别人的天赋使命，到任后都接到伦敦的不断警告，说他们的做法，会把公司推到帝国之路去。”[5]例如，1823年东印度公司在给一位新总督发出的指令中，明确表示不赞同新的领土扩张：“进一步获得领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超越你不得不管理的帝国的范围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几乎是不安全的。”[6]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帝国的扩张从未中断过。在东方，英国不断征服和兼并印度土邦王公的领地，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前，已陆续将信德、奥德、旁遮普吞并，控制了整个南亚次大陆。此外，英国还几次发动对缅甸、阿富汗的战争，并不断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占领和夺取重要的岛屿。按照保罗·肯尼迪的估算，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领土扩张的速度大约是平均每年十万平方英里。[7]

由此，关于19世纪初到70年代之前帝国的海外扩张，便引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英国政府官方为什么通常不愿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领土扩张政策？第二，英国的商人和殖民地当局官员为什么往往充当了帝国扩张的急先锋？第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府并不情愿但帝国版图却在持续扩大的矛盾现象？

毫无疑问，有一种东西在帝国的扩张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它推动着帝国版图在不停地增加。正如著名帝国史学家劳埃德所指出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的迅速扩张与七年战争后英国的守成形成鲜明对照，“滑铁卢战役之后30—40年间里，帝国的扩张并不十分努力，但帝国的成长却如此迅速，看上去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力量，一旦它被发动，就会带着帝国的疆界一路向前，直到被高山或海洋所阻”[8]。因此，我们要追寻的就是：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即促使英帝国扩张的动力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19世纪英国政府对攫取海外领土的消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们从未表现出对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特别关注与强烈兴趣，相反，他们倒是经常采取避免直接军事占领的行动。

例如帕默斯顿就曾明确反对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而当拿破仑三世向英国建议共同瓜分北非时，同样遭到帕默斯顿的拒绝。1848年—1860年间担任殖民部常务次官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Merivale），这样评述帝国在殖民政策上的变化：“随着殖民地贸易的开放和殖民化的终结，很显然，吸引我们的祖先去发现和维持一个殖民帝国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存在了。”[9]一向精明过人的俾斯麦甚至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英格兰正在放弃她的殖民政策，因为她发现它的代价太昂贵了。”[10]

此外，英国政府还一直坚持，帝国的扩张应当由国内的私人来组织，并由实施者自己承担所需的费用，或者由英国已建立的海外殖民地负责组织，同时承担相应的开支。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在帝国扩张中走在最前列的，不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海军大臣以及陆军与殖民地大臣，而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船主、殖民地官吏、冒险家、军队军官、传教士等等。约翰·西利爵士（J。R。Seeley）之所以会用“心不在焉”这样的词来形容英帝国的对外扩张，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这种情形的考察。

1883年，约翰·西利爵士将其讲课稿汇集成书，以《英格兰的扩张》为名在美国出版，立即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其时，西欧列强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与争夺尚未开始，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雄居世界一流强国的宝座，还未真正感受到来自老对手和后起强国咄咄逼人的威胁。而在英国国内，强大的英格兰及遍及全球的帝国属地所带来的无比自豪，与不列颠民族固有的优越感相互交织，使英国社会到处洋溢着乐观、自信的情绪，西利的思想及其著作既是英国人普遍心态的反映，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对大英帝国扩张的思考。

在书中，西利首先指出：“近代英国前进的方向或目标，毫无疑问是自由和民主。与大陆国家相比，自由当然是英国的主要特征，但与其说自由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如说是我们已享受到的拥有物，因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已使英国人得到了自由，在那之后的英国实际上是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追求民主正是当今的历史趋势。然而，英国向外扩张的历史不仅要比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更加伟大，而且也更为显著。”[11]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移民繁衍和英国版图的全球性扩张，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著名观点：“我们似乎是在一阵心不在焉中（inafitofabsenind）征服和殖民了半个世界。”[12]

约翰·西利是第一个把英国的对外扩张放到近代国际关系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的历史学家，在他之前，没有人作过这样的专门探索，历史学者们通常描述的是按照王朝更替形成的“英国”历史，而不是“英帝国”的历史。显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英格兰的扩张》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它开创了从欧洲列强争夺商业与殖民霸权角度研究英国海外扩张的先河，而约翰·西利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帝国史研究的鼻祖。

此后，有关英国海外扩张的动力、原因、方式等等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英格兰的扩张》被不断再版，西利的“心不在焉论”也广为流传，成为帝国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们在许多有关英帝国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的踪迹。然而，“心不在焉”或“漫不经心”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能够从一个西欧岛国不断向海外扩张，最终在19世纪成为属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要弄清英帝国扩张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必需透过大量历史的表象，去寻找那些真正在帝国的成长历程中贯穿始终的因素，寻找那些被帝国政治家们所共同尊奉恪守的原则。

然而，西利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突出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斗争的性质——争夺海外殖民地，以及英国不断获得胜利并实现“更大不列颠”的原因，因此，“心不在焉”只是他的一种描述，而非关于帝国扩张动因与方式的基本结论。但在西利之后，不少帝国史研究者沿袭了他的这一说法，并对之加以进一步论证，强调帝国扩张的无计划性[13]，尤其强调那些身处海外殖民地的各类英国人（theme）的进取心与主动性。

因此，关于帝国是在政治家们不经意间逐步成长壮大的结论，便成了传统帝国史学中一个十分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使英帝国的扩张成了一个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历史过程，而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心不在焉”论的各种论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听上去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稍加思考即会感到它们缺乏说服力，仔细分析更会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论据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类：其一，在帝国扩张史上，没有任何政治家为英帝国的创建设计过蓝图，因此帝国并不是被人为组织建立起来的。其二，各种英国人出于各种动因起到了扩张先锋的作用，因此帝国版图的不断增加往往是英国政府被动接受的结果。

第一类论据其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英帝国是从英格兰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不同时代欧洲强国的长期争斗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间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争斗的方式既有早期海盗式的拦截掠夺，也有正规战场的胜利所得；扩张的动因更是复杂多样，既有民族国家利益的诉求，也有新教徒对宗教自由的向往，既有攫取获得海外财富的贪婪，也有移民垦殖开辟新生活的渴望。一个民族在几百年间不断向海外扩张的漫长历史过程，一个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段才显现出来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由政治家事先构想并加以实施呢？

第二类论据的确能找到许多19世纪的历史事实加以佐证。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事例只能说明局部，并不能代表整体。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19世纪英国官方人士对海外领土扩张的立场，完全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

首先，由民间和私人机构从事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垦殖等活动，并非是一种新政策，而是从英格兰海外殖民扩张的早期就已形成的传统。《英帝国的观念与理想》一书作者巴克（ErBarker）指出：“是英国的社会——自发的社会——而不是国家，通过移民建立了我们早期的殖民地，从而开始形成我们今天的帝国。移民殖民地并不是由国家创建的，尽管它们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或批准。”[14]英国帝国史学家达特（R。Dutt）则将16世纪后半期直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海外扩张史，归纳为是“商人冒险家、海盗式掠夺、奴隶贸易、建立贸易据点、贸易公司垄断权、征服新发现海外土地、灭绝土著居民、建立移民殖民地的历史”[15]。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从1600年成立一直维持到1858年，即是这一传统的最好证明。

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商业战争和殖民扩张，英格兰的生存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帝国的海外领土已足够多足够大，英国已掌握了对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印度洋的控制权，重商主义时代夺取海外属地的意义自然也大为下降。事实上，七年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就已经选择了守成的战略，只不过由于法国的重新挑战，英帝国的海上通道受到威胁，才表现出新的领土扩张势头，但英国的目标主要在于加强和保证东方贸易通道的安全，而非无止境地增加海外属地。即便是贸易通道上的据点，如果被认为价值不大，甚至也会选择放弃。

好望角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好望角一直是西方从海路到东方的重要中转站，其战略上的意义显而易见，因此英国于1795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开普，但由于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此时开普的重要性已经在下降。拿破仑向埃及的冒险进军，一下子将英国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地中海，占领开普得不偿失的舆论开始占了上风，以至于英国在与拿破仑谈判《亚眠和约》时，宁愿放弃开普而选择保留锡兰。待到1803年战争再起，政治家们才迅速转向。1805年9月，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tCastlereagh1769—1822）在一封给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1stMarquesswallis1738—1805）[16]的信中，重新阐述了帝国政府的新立场：“开普对大不列颠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被当作保护我们印度属地安全的重要前哨阵地。”[17]1806年，英国重新占领了开普，从此将其“作为一个与帝国在东方的安全紧密相连的阵地”[18]。

第三，在重商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时代，对英国这样的岛国来说，通过贸易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和商业利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富强，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海外贸易自然成为英国的立国之本。随着18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问世与传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中，帕默斯顿的国家利益意识无疑是最强的，他曾在各种场合宣布：“对每一个英国大臣来说，英格兰的利益应当成为他政策的口令。”[19]但他却拒绝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20]建立英国殖民地，明确指出：“我们所要的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并不是必须的，在属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们能很好地开展商业。”[21]

他也不赞同拿破仑三世提出的瓜分埃及的建议，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想要埃及，就像一个脑子正常的人，虽然在英国北部有座庄园又在南部有处住宅，但却并不希望拥有沿途客栈一样。他所要的只不过是这些客栈对他开放，当他来到时，客栈会向他提供羊排晚餐和驿马等等，如此而已。”[22]“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能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国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征服。”[23]

显然，如果说在重商主义时代，用各种方式扩展海外领地并垄断殖民地的贸易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时代，用商品和资本打开落后国家与地区的市场，才更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对贸易机会与权利的追求，依然是19世纪政治家们第一位的考虑，但追求的形式却已大不相同。

最后，不列颠民族素以务实、理性而闻名，对收益与成本的冷静权衡，既是学者们也是政治家们的所长，甚至可以说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思维习惯。英国官方在19世纪不愿承担过多海外责任与义务的态度，正是这种务实思维的结果，因为军事行动以及扩张后的治理，都意味着额外的开支与花费，责任越多，代价自然也就越大。前述英国国内反对占有开普的舆论中，“代价昂贵”是主要的考虑，连著名的纳尔逊勋爵（1stViselson1758—1805）也在1801年底议会上院关于（英法《亚眠和约》的初步辩论中，以他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建立的几乎不可挑战的威望与经验，表达和认同了当时英国人的普遍情绪。他的发言十分形象生动：“在旧时代，开普曾经是个有用的中转基地，但是随着用铜板包裹船体底部技术的采用，大商船和军舰一样，已经不需要在去印度的航程中途停下整修了。现在，开普只不过是旅途上一个舒适的酒馆，经常延搁例行的行程。更糟糕的是，当开普在荷兰人手上时，买一棵卷心菜只要两便士，而在英国人占领后，却高达一先令。”[24]

帝国史学家P。J。马歇尔曾经就英国人对殖民或侵略战争的反对情绪作过细致分析：“征服战争和新行政管理班子建立带来的费用，如果要落到英国纳税人身上，对英国财政部和下院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例如，19世纪初期在南非开普边界上的战争，遭到了特别激烈的批评。……有些人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教义，抱怨并抗议对外侵略和在不正义战争中丧失生命。……政府通常没有太多困难就能从这种批评中脱身，但是如果一场海外战争似乎是不正义的，同时代价高昂并没能立即获胜，那么这种尴尬则是政府希望能避免的。”[25]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的主流政界人物有足够的理由对获取新属地不抱兴趣。事实上政治家的态度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也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自由帝国新理念。

然而，尽管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积极鼓励和强有力支持，帝国海外领土的扩张却从未间断，而且基本上是从容不迫，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

对此，帝国史学家劳埃德（T。O。Lloyd）分析指出：这首先是因为英国拥有无可挑战的海权，其次是欧洲自1815年之后长期处于和平，“在这种条件下，私人进行的海外扩张要比18世纪时容易得多”[26]。

罗拉尔德·海姆（R。Hyam）也认为：由于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很容易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扩张过程相比较不是特别的血腥”[27]。

那么，最终是什么原因使得帝国的扩张在不断地进行呢？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认为：“帝国的扩大，反映了帝国内部支持扩张的力量，要比伦敦方面怀疑帝国思想的力量大得多。这许多力量，加上英国的海军势力、工业强盛和世界性联系，就使得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富有的、人口众多的帝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英和平圈。”[28]

这一解释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因为，正是有了这股强大的支持推动扩张力量的存在，才使帝国得以实现持续的扩张。至于这种力量是什么，罗伯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但他显然是指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P。J。马歇尔也将帝国的扩张与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相联系，认为“扩张反映了英国社会许多阶层寻求贸易、掠夺、土地、官职、知识等机会的愿望，简言之，就是来自世界的所有好处”[29]。

的确，对相当多的英国人来说，帝国以及帝国的扩张确实与他们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商人需要扩展贸易，工厂主需要开拓市场，银行家需要投资场所，移民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传教士期待传播福音的天堂，殖民地官员希冀建功立业，贵族子弟期盼提升军职……

但是，所有这些只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英国人和殖民地人表现出强烈扩张欲望，而不能说明为什么英国官方并不积极介入海外的扩张，但却从不拒绝接受既成的扩张事实。

从根本上说，既然帝国意味着“来自世界的所有好处”，那么形形色色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与需求，就是推动帝国不断扩张的强大动力。然而，真正能够在不同时代（尤其是工业革命时代）代表不列颠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动因，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的商业利益与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