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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商业利益（第2页）

只要是有利于商业的扩展，只要是贸易安全的需要，即便是私人或垄断公司自行采取了某种措施，占领了新的海外领土，英国的政府大臣们也会欣然认可。

换句话说，19世纪的英国政府的确没有用武力夺取并占领新属地的计划和打算，但倘若动用武力的结果是带来新的广阔市场，倘若已占领的属地对于贸易的扩展与安全至关重要，那么政府是不会犹豫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被历届英国政府所自觉遵循的原则——获得贸易特权和贸易据点，将英国廉价的商品销往世界每个角落，远比直接占领领土更经济，当然也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对于廉价英国工业品的强大威力是毫不怀疑的。1840年，一位议员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英国工业品并非仅提供给在印度的英国人，它们正传遍整个印度，尤其是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事实上，这是商品价格便宜的结果。廉价已使我们的机器工业品进入印度，只要借助机器的力量，我们能够使它们更为便宜。尽管它们也许不像印度人自己的产品那么经久耐用，然而，对于一个贫穷的民族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与廉价的商品相比。”[30]

因此，保卫和促进英国的商业贸易，可以说几乎成了英国政治家的一种本能。这方面，帕默斯顿的立场最为典型。

在19世纪的英国政界人物中，对于英国贸易特权的捍卫，帕默斯顿也许是最坚决的一个，而对于英国通过商业征服并开化落后民族的信念，他也是最自觉的，一向认为政府应当通过为贸易打开新市场来帮助国家的商业。1842年，帕默斯顿指出：“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大量种植在阿比西尼亚的荒野上和阿拉伯的沙漠里，这些地方居民人口众多，他们需要许多我们能提供的东西，也能给我们有价值的商品作为交换。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们商业的需求必将大大增加。”[31]

此外，由于战争既增加军费开支，又直接影响商业贸易，英国人通常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威慑或外交欺诈甚至金钱购买的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战争，即便是帕默斯顿那样具有强硬帝国立场的人也是如此。

例如，1839年在议会辩论土耳其问题时，帕默斯顿宣布，自己的信念就是：“通过维持和平来从物质上支持大不列颠的商业，因为没有和平，希望有繁荣的商业就是徒劳的。不仅为了英格兰，也为了其他国家，都需要维持和平。”[32]这番话虽然多少有些作秀的意味，但不能否认的是，和平与安全确实是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的保证。

英国政府与本国商业贸易的关系，更集中地体现在对开拓海外新市场的自觉支持上。19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顺利扩张，说明政府大臣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及公司殖民官员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其中占领新加坡的例子无疑最为典型。

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几百平方公里的岛屿，但却是英国商人处心积虑想得到的地方。翻开19世纪的世界地图，新加坡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它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有一条不到半英里长的堤道与半岛相连，是马六甲海峡的“瓶颈”，而马六甲海峡则是欧、亚、非及大洋洲之间的重要通道，它连接南海与安达曼海，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从欧洲、非洲经印度洋到东南亚、东亚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从17世纪起就落入荷兰人之手，因此通常被称作“荷属东印度”。

地位如此重要的马六甲海峡被荷兰人所控制，整个东印度的贸易也被荷兰人垄断，这种局面对英国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1786年，英国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北部的槟榔屿，将其作为皇家海军的基地。在拿破仑战争中，“荷兰的海外领地成为英国的上等猎物”[33]，英国迅速占领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和爪哇岛。但荷兰后来成了英国需要拉拢以共同对付拿破仑的盟友，英国便允诺战争结束后仍然归还给荷兰。因此，荷兰于1816年收回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地方，并进一步加强对马来半岛的控制，以阻止英国商人的进入。

局面终于在1819年被打破。为此，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Raffles1781—1826），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东印度公司官员，在英帝国的扩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莱佛士是个船长的儿子，24岁时进入东印度公司（1805年），不久被派往槟榔屿（Penang）任总督府秘书。年轻的莱佛士不仅性情鲁莽急躁，还对荷兰人抱有强烈的憎恶与反感。[34]他被克莱武的精神所激励，渴望着为帝国建功立业。1811年他成为爪哇岛（Java）副总督后，向印度总督提交一份备忘录，极力鼓动公司向东印度扩张，以便与荷兰人争夺与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贸易，由于英国与荷兰的盟友关系等因素，公司董事会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莱佛士因在爪哇推行的改革，以及对爪哇历史风土人情的介绍在英国名声大振，于1817年被册封为爵士。1818年，莱佛士被东印度公司任命为明古连（Ben）副总督。明古连位于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南海岸，在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以前，明古连是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唯一的一块殖民地，也是英国香料贸易的直接来源。

1818年12月，莱佛士在印度总督、英国驻印度军队总司令弗朗西斯·黑斯廷斯勋爵（Frangs，1stMarquessofHastings1754—1826）支持下，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加尔各答出发，经槟榔屿，沿着马六甲海峡到达半岛的最南端。

1819年1月，莱佛士在新加坡岛上登陆并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岛上当时一片荒凉，居民大约不到150人[35]，主要是渔民、海盗等，但莱佛士确信占领该岛在商业上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1819年2月，莱佛士向公司报告说：占领新加坡已经摧毁了马六甲的政治重要性，它已使所有将英国商业和影响排除在马来国家之外的敌意计划归于无效，“荷兰人的时代已经打破了，一个飘扬着我们旗帜的独立口岸将自动重建，它足以防止荷兰人曾经在这些海域施行的垄断制度的重现”[36]。

1819年6月，在从新加坡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莱佛士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与激动之情：

（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不仅是欧洲人，就是印度世界对它也一无所知。我相信你希望我获得成功，我想说，一旦我的计划在国内被确认，我打算把这里作为今后主要的居住地，将自己在东方余下的岁月贡献给这个殖民地的进步。它在所有方面都有成为一个最重要殖民地的希望，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代价最小、麻烦最小的属地。我们的目标不是土地，而是贸易；是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和支点，在以后条件需要时，凭借它我们可以扩展英国的政治影响。通过直接的占领，我们对荷兰人的垄断表示了拒绝，与此同时恢复了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们正在下降的信心。一个在这些海域的自由港，必定最后摧毁荷兰人垄断的时代；马耳他在西方的地位，可能就是新加坡在东方的地位。[37]

从莱佛士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对荷兰人积习已久的强烈憎恨，主要来自荷兰对东印度商业贸易的独占与垄断，来自荷兰人公开阻止英国利益渗透侵入的戒备与小心。这无疑同他长期处在与荷兰势力对峙的前沿阵地有关，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员，他显然要比伦敦的公司董事会更能感受到荷兰人对英国人的敌意，感受到荷兰人捍卫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决心。此外，这或许还解释了为什么往往地方殖民官员会表现出扩张的积极主动性，而帝国政策决定者的反应通常要滞后的原因。

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其意义往往不会为同时代的人所真正体会，莱佛士占领新加坡也是如此。几乎所有关于英帝国扩张史的著作，不管其立场如何，都不会漏掉莱佛士的名字。在新加坡被占领100多年后，史学家们仍将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扩张，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和莱佛士的进取精神”[38]。

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尽管印度总督支持莱佛士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以奠定英国对华贸易利益的计划，但他的指令是“在马六甲以东的地区建立商站，以控制海峡的南端”，目标“纯粹是商业性质的，与政治势力或领土扩张的想法毫无关联”[39]，因此要避免与荷兰人的任何交涉与冲突。

而莱佛士的行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黑斯廷斯总督向伦敦汇报后，公司董事会立即发来训令，要他阻止莱佛士的冒险行动。只是由于训令到达太晚，莱佛士的远征才得以成功。[40]

显然，莱佛士占领新加坡的行为，多少带有个人主张的色彩。但说到底，莱佛士个人的野心或雄心，与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与英格兰的国家利益是相符的，这才是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所在。

实际上，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与荷兰的关系一直处于微妙和尴尬之中。英国对荷兰人垄断独占东印度的贸易，自然是不满的。

1819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给英国驻海牙大使的指令中，明确表示出对荷兰人的不满：政府“不会默许在整个广阔的东方群岛对英国商业实际上的排斥，或仅仅是许可的容忍；也不能同意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处于各种不利条件之下，这些不利条件是由于马六甲海峡所有军事和海军要地完全掌握在荷兰政府手中而产生的”[41]。

然而，英国人并不愿与荷兰发生直接冲突，反而希望与荷兰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这首先是因为，此时英国对中国的茶叶贸易发展速度惊人，已大大超过了对东印度传统的香料贸易，因此英国与荷兰在东印度的矛盾并不尖锐；其次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需要在欧洲推行均势外交，而荷兰是英国用以在欧洲和海外遏制法国的一个盟友与屏障。

这样，就有了由乔治·坎宁谈判签订的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这是一个承认双方在东南亚存在的现状，并划分各自在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条约。条约规定：荷兰放弃所有对新加坡的权利，割让马六甲，同意不干预马来半岛；英国则将明古连交给荷兰，并承诺不向苏门答腊扩张，也不在新加坡以南的岛屿建立任何移民点。

从条约内容看，英国人显然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荷兰对英国占领新加坡的正式承认，还将马六甲及整个马来半岛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作出的让步，仅仅是不进一步向传统的荷属东印度扩张。条约也说明，英国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所以才希望以放弃向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领土与商业扩张，来换取与中国贸易通道的安全。

然而，条约签订后的几十年间，荷兰人并不遵守条约规定，和以往一样继续实行商业垄断，并损害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英荷之间因此摩擦不断。但是，除了因比利时1830年脱离荷兰引发的紧张局势[42]，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莱佛士打破荷兰人对东印度贸易垄断的雄伟计划，由于占领了新加坡而得以实现，新加坡不仅成为东方的马耳他，使英国有效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而且为英国商业利益进入东方这个“伟大的贸易竞技场”提供了跳板和支撑点，对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贸易与航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海军霸权政治》的作者格拉汉（G。Graham）认为，新加坡“远比马耳他对东地中海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43]1826年，新加坡和马六甲、槟榔屿共同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Settlements），不再隶属于印度总督，改为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几年后，新加坡被确定为殖民地首府。

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大大有利于英国东方的商业扩张。从前，这条通往中国的道路上海盗猖獗，而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仅仅二三只船的舰队巡弋在马六甲海峡或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就足以吓退较大的海盗行动，为贸易团体提供信心。”[44]在不长的时间内，英国的纺织品迅速进入并扩展了在东印度的市场。

对此，一个英国商人在1830年深有感触地说：“当我1811年第一次到达爪哇时，那里的人穿的几乎全是中国的产品。我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一场革命——在我逗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穿欧洲的机器纺织品。”[45]

不同时代的英帝国，其理念、政策以及扩张的方式是不同的。

对18世纪的政治家来说，帝国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不列颠作为伟大军事与海军强国地位的象征。因此，坚持贸易法规，以确保不列颠最大限度地得益于帝国属地，就成为当然的选择。

而到了19世纪，情况则完全不同了，独领**的海军舰队，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为英国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发展空间，英国迫切需要的不是获得新的海外领土，而是在全世界最大限度地拓展贸易。而与此同时，不列颠已经没有真正的敌手，但却需要花费巨大开支用于殖民地与属地的防卫，英国的政治家们自然本能地倾向于不愿承担新的海外责任。

但是，贸易特权的获得与商业的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武力威胁、外交欺诈、军事侵略，甚至领土的兼并。1830年，英国《评论季刊》（QuarterlyReview）写道：“我们在东方海域的势力应当维持；不能设想任何针对我们伟大商业的致命打击，能比放弃这些有价值的属地更为有效。”[46]

由此，19世纪的英帝国就在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心不在焉”或“漫不经心”的同时，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时代。在扩展贸易强大动力的驱使下，除了1819年占领新加坡，70年代以前英国在东方已先后占领和控制了下缅甸（1826、1852）、香港（1841）以及加里曼丹岛北部（即北婆罗洲NorthBorneo）的沙捞越（Sarawak，1841）[47]、拉布安岛（Labuan又译作纳闽岛，1846）。从19世纪末起，英国又陆续占领上缅甸（1885），控制了沙巴（Sabah，1881、1888）[48]、文莱（Brunei保护国，1888），建立了英属马来联邦（1874—1896）和马来属邦（1909—1914），最终完成了对缅甸、北加里曼丹和马来半岛的征服。

这是英国几位著名史学家J。罗斯（Rose）、A。牛顿（on）和E。贝尼亚斯（Benians）对19世纪初期到中期英帝国政策的概括。从中不难看出，贸易特权与商业利益是自由帝国最重要的目标。正如19世纪中期的殖民部常务次官赫尔曼·梅里维尔在1861年所宣称的：“英国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着每一块海岸，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我们的工业产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