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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贸易与战略防卫体系（第1页）

二、全球贸易与战略防卫体系

贸易与贸易的安全两者是不可分的，帝国对贸易特权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帝国政治家们必须同时将贸易安全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要保证帝国海外贸易的安全，需要两个重要的前提与手段，这就是：确保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建立全球性战略防卫体系。

英国是具有悠久海军传统的国家，海军建立与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与不列颠民族的强盛，与英格兰同其他海上强国的长期争斗，与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建立，自始至终相互交织相互伴随。没有海军就没有英格兰的安全，没有海权就没有英帝国，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政治常识，对海权的高度重视也为历代英国政治家所遵奉。1799年，陆军与殖民地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1742—1811）[51]

在给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2ndEarlSpencer1758—1834）的信中写道：“法国将始终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如果它在我们的力量所及范围以内，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歼灭他们的海军……我们没有领土上的重要地位，只是海洋中如此之小的地方，我们自身的力量和尊严，以及欧洲的安全，都依赖于我们在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商业与海军力量。”[52]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皇家海军拥有战舰214艘，还有将近800只小型船只。战后最初几年，由于英国在海上无人挑战的霸权地位，从18世纪80年代起保持不变的海军军费开始被大量削减。但很快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就意识到维持海军绝对优势的必要，1817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两强标准”，认为：英国的安全要求她必须维持“一支相当于能反对英国的两个强国的海军力量”[53]。此后，由于拿破仑战争后几十年的欧洲和平，以及没有像样的竞争敌手等原因，皇家海军在30年代继续被削减，但长期服役的士兵仍保持在1。3万人。[54]

到19世纪40年代，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船时代的来临，更加强了英国的海上优势。

尽管帝国政治家对海外的领土扩张并不热衷，尽管英国皇家海军也曾经不断被削减，而卡斯尔雷首创的“两强标准”，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面临列强严峻挑战时才真正成为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但是，确保英国的海上霸权，确保英国的海上通道不受侵犯，则始终是帝国政治家和英国海军的信条。正如英国海军部在1902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所强调的：“控制海洋的重要性，在于它控制了海上交通。海军弱国绝对不可能在海上成功实施任何大的军事远征。”[55]

要保证帝国海外贸易通道的安全，除了维持一支占压倒优势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各主要交通要道建立军事要塞和海军基地，以形成一个全球战略防卫体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实际上，英国向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帝国在世界各地攫取战略要地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帝国的贸易主要是围绕北美、西印度、印度进行的。因此，这些贸易通道上的要冲地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了英国着力去占领的地方。

在第一帝国时期，英国通过一次次商业争霸战争，已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西部建立起许多重要的军事要塞。法国势力被赶出印度后，特别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丧失后，英国开始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印度成为帝国新的中心。

反对法国与拿破仑帝国的战争，为英国在东方夺取战略要地提供了天赐良机：好望角（1795年夺自荷兰，1801年归还，1806年重新占领）、锡兰（1796年夺自荷兰）、马耳他岛（1800年夺自法国）、伊奥尼亚群岛（1809年夺自法国）、毛里求斯岛（1810年夺自法国）、塞舌尔群岛（1814年夺自法国），这些通往印度海上通道的重要岛屿被英国人轻易地尽收囊中。

在英帝国几大贸易航线上，地中海一直是帝国战略的中心，如果英国失去了通过直布罗陀和地中海的自由，那么整个帝国政策的脊骨就将被切断。由于从地中海经苏伊士地峡，再从红海到印度的路程十分艰难，对英国人来说，开普无疑是“通往印度的钥匙”，因此在反法战争中，英国在海外首先攻占的就是开普。1798—1799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却给英国人永远留下一块心病，拿破仑在进攻埃及的报告中说：“要真正毁灭英国，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埃及的主人。”[56]

拿破仑的战略计划并非只是一个不可行的空想——法国如果控制了埃及，不仅能够切断英国与印度的交通线，控制地中海以东地区，而且能以此为跳板向印度进军，而印度则是整个英帝国防卫的重中之重。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不管他属于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都不会忽视东方通道的安全。

事实上，对于印度洋海上交通线，历届英国政府从来都是高度关注的。1797年时任开普总督的马嘎尔尼勋爵，向陆军与殖民地大臣亨利·邓达斯极力强调锡兰对于印度的重要性：锡兰距印度西南海岸只有40英里，英国占领锡兰就可以直接保卫印度，而如果锡兰掌握“在一个强大的敌人手中，就可能动摇、颠覆和摧毁我们东方的繁荣和统治结构的基础”[57]。

为了印度航线的安全，英国必须排除一切潜在的和实际的威胁，以确保对印度洋的完全控制。拿破仑战争以后，对于法国可能的卷土重来，英国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

在英国人眼中，法国人一直抱有洗刷耻辱东山再起的野心，因此，法国对欧洲均势构成的威胁要比俄国更大，只要法国在地中海、红海与印度洋附近一有动作，就会立即引起英国人的警觉。

法国在地中海的势力原本并不强，仅占有科西嘉岛，但1830年法国占领了阿尔及尔，1834年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属地，同时大力加强法国海军以及土伦港的海军基地建设，一下子使法国进入地中海强国行列。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法国曾极力拉拢俄国，企图与俄国瓜分土耳其，由法国占领埃及。[58]之后又支持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Ali1769—1849），帮助埃及训练陆军，加强海军，建设兵工厂以及军事要塞，在土耳其与埃及的冲突中持亲埃立场，从而使法国势力进入埃及。

埃及虽然仍是土耳其帝国的藩属，但从19世纪20年代起已经日渐强悍，扩张野心也在迅速膨胀。在1831—1833年第一次土埃战争中，埃及从土耳其手中获得叙利亚、克里特岛等地，此后，还在法国积极支持下出兵阿拉伯半岛，其锋芒直指红海岸边的也门，甚至到达了波斯湾上的巴林岛。[59]

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埃及影响的扩大，以及埃及帕夏·阿里的扩张野心，直接刺激着英国人的神经。在驻孟买的英国总督罗伯特·格兰特爵士（SirRrant1779—1838）眼里，“世界上没有其他事情比法国的这种势头更具威胁性了”[60]。1838年3月，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格兰特写道：“法国正经由埃及逐渐向印度进逼，伴随着与此同时俄国途径波斯向印度的进逼，对此决不能等闲视之。”[61]

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更是清楚地看到法国的外交目标与埃及扩张野心之间的关系，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由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组成的独立国家，而坚定地站在阿里背后的是法国政府，一旦这一计划实现，突尼斯（Tunis）和的黎波里（Tripoli）也将被挤压进这个体系，法国就会成为地中海事实上的主人”[62]。因此，他多次表示必须对穆罕默德·阿里坚决遏制：“我越思考这些事情就越确信，如果不使穆罕默德撤回他的埃及原始边界，就没有一个永久解决（土埃冲突）的可能性。”[63]

面对法国和埃及共同构成的威胁，英国迫切需要在红海与波斯湾地区占领一些据点，以保卫印度。最初英国人打算以购买方式从土著统治者手中获得亚丁，但谈判未成，而时间又不允许等待，英国必须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抵达亚丁附近之前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