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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第2页）

英国人其实早就注意到，俄国人对帝国安全的威胁集中在中东地区，只要俄国势力进入两河流域，就能在波斯湾建立永久的海军和商业基地。

接替坎宁担任外交大臣的威灵顿公爵对1829年的俄土《亚得里亚堡条约》一直就强烈不满，除了认为独立后的希腊无疑将倒向俄国外，最担心的是俄国能以在小亚细亚占领的地盘为基地，将势力扩张到幼发拉底河流域，而这种扩张显然最终会对英属印度构成严重威胁。

1834年英国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通往印度的蒸汽船航行事宜。一个叫皮科克（T。Peacock）的人在委员会作证时说：“在警戒俄国人方面，我们所有的政治利益在波斯湾，而不完全是在红海，在那里，我们并没有政治或商业上的重要性。”[131]

此后，英国便决心要在中东开辟一条陆上通道，以阻止俄国侵入波斯湾的企图。这条通道由骆驼运输队从巴格达到大马士革，再到地中海岸边的贝鲁特，从那里与来自亚历山大港的汽船相连。在波斯湾一边，则由印度海军从巴士拉（Basrah）沿幼发拉底河进行航道探查。1842年航道探查任务完成之后，英国依然在那里保留一艘武装蒸汽船，以保护英国在巴格达的利益。

俄国扩张方向与重点的东移，促使英国将波斯湾的安全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英国必须扶持土耳其帝国，保证它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而为了保卫印度，英国同样必须保证波斯湾的安全，保证伊朗的领土完整。因为，波斯湾是印度海上边界的一部分，帝国对波斯湾控制的任何放松，或俄国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渗透，都可能危害这条经阿拉伯半岛通向印度的陆路交通，甚至直接危害到英属印度的政治稳定。

英国和俄国在伊朗的争夺开始于19世纪初。伊朗在地域上东起帕米尔高原，西至两河流域，北靠里海沿岸，南临波斯湾及阿曼海，北面、东面和南面分别与俄国、阿富汗和印度接壤，对“大棋局”的双方来说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要。

俄国首先于1801年吞并格鲁吉亚，又通过1804—1813年第一次对伊朗的战争，夺取伊朗外高加索阿塞拜疆地区，并取得在里海建立海军的权利，以及在伊朗的贸易特权。1827—1828年，俄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朗的战争，伊朗被迫承认俄国占领亚美尼亚，在经济上也进一步依附俄国。

英国则主要采取签订条约以及在俄国侵伊战争中支持伊朗的方式，取得了在伊朗的贸易特权。因此，俄国在19世纪初期的争夺中显然占了上风。

1838年，伊朗统治者在俄国人支持下试图占领阿富汗西部的汗国赫拉特（Herat）。英国人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赫拉特在地理上被认为是通向印度的大门。帕默斯顿派出东印度公司的英印军队，于1839年占领了波斯湾的哈尔克岛（Kharak）[132]，为避免与英国的战争，伊朗只得作出让步，放弃对赫拉特的围攻。但是伊朗并未放弃其目标，于1856年再次进攻并占领了赫拉特。英国立即向伊朗宣战，从南部攻入伊朗，但很快英国因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无力两头兼顾，遂于1857年与伊朗签订和约。伊朗同意放弃对赫拉特汗国的要求，并表示将来再发生冲突时请英国人出面调停。

从这一回合来看，英国人明显占据了优势。此后英国加紧对伊朗的经济渗透，19世纪60年代成功地取得在伊朗架设电报线、开办电报局的特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先后获得开办银行、开采石油的特权，将伊朗南部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俄国从北部加强了对伊朗的政治控制与资本渗透，其手法也与英国大致相同。但总体上，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俄国在伊朗的影响都要超过英国。英、俄对伊朗的争夺愈演愈烈，直到1907年双方签订《英俄协定》，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并设定中立地带，才算告一段落。如果说为了印度以及帝国阿拉伯半岛陆路交通的安全，英国与俄国在伊朗和波斯湾地区一个世纪的争夺基本算打了个平手的话，那么，英国为构筑印度北方边境安全屏障所作的努力却没有如此幸运。正是在中亚的阿富汗，英国经历了“在东方直到1942年以前英国陆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133]。

阿富汗与印度的西北部接壤，和波斯湾的伊朗相比，它是一个更加敏感的地区，被同时代的英国人称作“印度花园的围墙”[134]。由于俄国一直在中亚积极扩张，英国政治家从不敢掉以轻心，为了印度的安全，在战略上英国显然必须控制阿富汗，以阻止俄国势力的南下。

19世纪上半期的阿富汗内部分裂成三个独立汗国，其中喀布尔（Kabul）的统治者为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MuhammadKhan1793—1863），坎大哈（Kandahar）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的弟弟，赫拉特的统治者则是这两兄弟的对头。对此，英国首先采取扶植亲英分子上台的策略，1838年英军进入阿富汗，将立场亲俄的穆罕默德汗从王位上赶下台，用已被放逐30年的苏贾汗（ShahShuja）[135]取代他，并向喀布尔派遣一支6000人的军队，以支持新国王上台。1839年英军先后占领坎大哈和喀布尔，但被推翻的穆罕默德及其支持者进行了顽强抵抗，战争一直持续到1842年，最终竟然以英军撤出喀布尔时的全军覆没而告结束。

在四年的侵略阿富汗战争中，英国共损失兵力1。8万人，军费1500万镑，这样的惨败在帝国扩张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同时代的英国人曾哀叹“光荣、旗帜和我们的军队都在阿富汗丧失了”[136]。

但19世纪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马考莱·特里威廉对此却有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这也许最终对英国人倒是一种赐福”，因为，此后英国对阿富汗执行了新的政策——让阿富汗成为在俄国亚洲属地和不列颠之间的一个缓冲国，“正是由于独立的阿富汗的存在，我们从未与俄国的亚洲部分发生武装冲突”[137]。

特里威廉的评述不无道理，因为重新上台的穆罕默德汗试图借助英国的支持实现了阿富汗的政治统一。1855年，他与英国人签订条约，英国承认坎大哈为阿富汗领土，穆罕默德汗则保证与英国保持友好。1863年，穆罕默德汗去世，其子谢尔·阿里（SherAliKhan1825—1879）继位，因政权不稳需要英国人金钱支持，与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英国不仅向他提供军火援助，还派出军官帮助训练阿富汗军队。至此，英国人似乎取得了几年侵略战争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然而，英国控制阿富汗的目的是保卫印度，只要俄国人在中亚的扩张不止步，英国人实际上就永无宁日，因为印度的安全对于英帝国是利害攸关的。

19世纪中期正是俄国在中亚大踏步前进的时刻，从60年代起至70年代初，俄国先后攻占里海东岸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138]，将其合并为“突厥斯坦”（Turkestan），与印度的地理距离更为接近，这当然是英国人不能等闲视之的。

第一次侵略阿富汗战争失败之后，英国在防卫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东印度公司直接占领地区向西北方向推进。1843年，英国首先用武力公开兼并了印度的独立土邦信德。此后又经过两次战争，打败了强悍的锡克人，于1849年兼并邻近信德的旁遮普，大大加强了印度西北边境的防卫。

由于俄国在中亚的迅速进逼，阿富汗对印度安全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而此时阿富汗统治者却因与英印政府产生矛盾开始向俄国人靠拢。因此，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英俄之间冲突频频发生，争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878—1880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英国借机对阿富汗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根据《甘达马克条约》（TreatyofGandamak），阿富汗建立起亲英政权，接受英国保护，并不得与其他外国有直接政治关系，成为英国事实上的附属国。这样，英国终于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了一个由英国控制的缓冲国，为印度帝国的安全构筑起一道可靠的保护屏障。尽管此后俄国人并不甘心，两国在阿富汗的争夺依然尖锐，但英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奠定下来。印度总督寇松因此踌躇满志地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139]

但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随着19世纪末德国势力向土耳其和伊朗迅速渗透，以及其他因素的改变，德国成为英、俄两国共同的敌人。在1907年《英俄协定》中，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允诺不向阿富汗派遣代理人，在政治上不直接与阿富汗人打交道；而英国则保证不兼并阿富汗的领土，不干预阿富汗的内部行政事务。至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近一个世纪的“大棋局”最终结束。

【注释】

[1]如《剑桥英帝国史》第2卷（1783—1870）的标题即为“新帝国的成长”。

[2]GeeMacaulayTrevelyanHistlandLondon1947p。658。

[3]GeraldS。GrahamThePolitiavalSupremacyCambridge1965p。96。

[4]RonaldHyamBritain'sImperialturyAStudyofEmpireandExpansionMa1993p。7。

[5]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06页。

[6]C。C。Eldridgeed。BritishImperialismihturyMa1984p。67。

[7]Ibid。p。29。

[8]T。O。LloydTheBritishEmpire1558—1983Oxford1984p。134。

[9]R。PalmeDuttTheCrisisofBritaiishEmpireLa;WishartLtd。London1953p。74。

[10]R。PalmeDuttTheCrisisofBritaiishEmpireLa;WishartLtd。London1953p。74。

[11]J。R。SeeleyTheExpansionofEhersBoston1883pp。7-8。

[12]Ibid。p。8。

[13]A。J。ChristopherTheBritishEmpireatitsZenithLtd。1988p。237。

[14]ErheIdeasaheBritishEmpireCambridge1941p。55。

[15]R。P。DuttTheCrisisofBritaiishEmpireLa;WishartLtd。London1953pp。71-72。

[16]即1781年率英军于约克镇投降的康沃利斯将军，回国后于1786—1793年出任印度总督，1805年被再次委任为印度总督，到任不久便因病去世，葬于加尔各答。

[17]GeraldS。GrahamThePolitiavalSupremacyCambridge1965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