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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第1页）

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

拥有印度帝国和独享海上霸权，构成了19世纪英国人帝国信念与荣耀感的两大支柱。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两年后，她在给迪斯雷利的信中写道：“如果要维持我们作为一流强国的地位，我们就必须和我们的印度帝国以及大的殖民地一起，始终准备在这里或那里遭受攻击和战争。”[110]

印度在英帝国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帝国防卫战略的中心。事实上，从拿破仑大胆进军埃及与叙利亚起，来自中东或近东地区对印度的威胁，就一直在帝国政治家们的心中警钟长鸣。19世纪以来英国全部的对外政策与帝国防卫政策，几乎都是围绕着印度以及通往印度贸易通道的安全。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美国、俄国始终是英国密切关注高度警觉的主要敌手。

对法国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欧洲。英国采取的是传统外交策略，即通过维持欧洲的均势来孤立法国，防止法国势力的东山再起。但拿破仑战争以后几十年的欧洲历史证明，尽管存在着法国人的野心与势力的上升，法国再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英国霸权、打破维也纳体系、重建欧洲新格局的地步，而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甚至与法国携手作战，以遏制俄国的扩张。

对美国的戒备与防范来自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虑。直到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英国人从不敢放松警惕，加拿大有一天可能被美国兼并的前景，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帝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心头，但历史最终表明，帝国在北美受到的威胁实际上是有惊无险，外交谈判与妥协让步解决了彼此间的争端，加拿大与其强大邻居维持了正常的关系。因此，尽管美国和俄国都以迅猛的大陆领土扩张引起世人瞩目，但事实上只有俄国才自始至终是大英帝国真正的对手。

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扩张战略，注定了它必然要在19世纪与英帝国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几个世纪以来，历代俄国沙皇都把获得南北两个出海口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在18世纪初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通过18世纪下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俄国已将版图推进至黑海岸边。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格·迪哈沃（LudwigDehio），曾在其名著《不稳定的均衡》一书中对英俄之间冲突的产生作过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英俄之间的敌意就已达到战争的边缘，只是由于对共同敌人拿破仑的恐惧，才使相互间的敌意降至次要地位，而拿破仑的崩溃则使敌意再次显现。”[111]

但俄国所有在欧洲取得的进展，并没有使俄国的扩张势力进入英国的海上利益范围，换句话说，俄国人尚未得到进入地中海、北海以及大西洋的通行证，因此在欧洲，“这个巨人还没有立即构成对不列颠帝国的直接威胁”。而在亚洲也同样如此，俄罗斯帝国的南部疆界虽然已经触到了英国海上利益范围的最北端，使双方冲突与摩擦的产生有了广阔空间，但毕竟当时的陆路交通极为落后，紧张局势还不大可能一下子产生。所以，进入19世纪以后，“虽然英国和俄国都把对方看作自己天然的敌人，但双方仍处于疑心重重的相互观察、相互探询以及含混茫然的争斗阶段”[112]。

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情形便明显不同了。俄国向欧洲中部的领土扩张已经停止，开始重点瞄准两个新的战略目标：一个是向近东的扩张，另一个是向中亚的扩张。而无论俄国实施哪一个目标，其锋芒都必然指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就会破坏欧洲列强原有的均势结构，并构成对大英帝国东方贸易通道以及印度安全的直接威胁。

因此，19世纪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从过去那种相互怀疑、试探、提防、戒备的状态，进入实质性的冲突对抗阶段。这场英俄间的争夺与较量，对俄国人来说，是要从黑海进入地中海，建立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霸权，并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展到近东、中东以及中亚地区；而对英国人来说，是要阻止俄国出黑海，阻止俄国通过打击土耳其而进一步向东扩张，其实质就是保卫印度和帝国贸易通道的斗争。

事实上，整个19世纪里，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对巴尔干和近东、中东地区抱有野心的并不止俄国一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有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后不久也加入进来。列强根据自身的利益彼此勾心斗角、时分时合，围绕东方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近代外交史上的大剧。

但是，从19世纪大部分时间列强各自所追求的目标来看，真正对英帝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还是俄国。因为奥地利的领土野心在巴尔干半岛；法国的领土野心虽然在埃及，并确实引起英国人的高度关注，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而且面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大陆联盟的打压；德国的势力虽然从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也开始向奥斯曼帝国渗透，但真正全力向东方的扩张，是在俾斯麦1890年下台之后；只有沙皇俄国既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由来已久的扩张野心，更主要的是，俄国从未放弃占领君士坦丁堡、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图谋，甚至试图通过引诱英国共同参与瓜分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1853年初，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毫不掩饰地对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说：“我们手上掌握着一个病夫，一个真正的病夫。如果它在必要的安排采取之前从我们手中溜走，那将是一个大不幸。”[113]

然而，对英国来说，只有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才最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任何对现状的破坏都是英国人所不愿看到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甚至认为，不列颠的利益需要一个强大的土耳其。1839年，帕默斯顿指出：“至于土耳其帝国，如果我们能够在五大国的联合保护下使它得到十年的和平，如果这些年被充分用来重组它的内部体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它会再次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强国。”[114]

因此，长期以来，俄国向东方的扩张野心与势头始终是英国政治家的一块心病。历史学家们甚至评论说，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政策的决定者们都患上了模糊不清的“恐俄症”[115]。1836年，约瑟夫·休漠（JosephHume1777—1855）在议会下院辩论海军预算时评论道：“白厅和唐宁街尊敬的绅士们谈论俄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害怕这个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116]1850年，自由党首相约翰·罗素指出：“如果我们不在多瑙河阻住俄国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印度河阻住他们。”[117]

从乔治·坎宁到帕默斯顿，历任英国外交大臣无不把抑制俄国的扩张作为头等大事，其中帕默斯顿对俄国人的敌意和抵制俄国扩张的立场最为强硬。1851年，当他因承认拿破仑三世招致国内反对而辞职时，仍然念念不忘提醒人们注意俄国的野心。他写信给墨尔本伯爵，提出利用舆论来遏制俄国人的建议：“由于没有人关注和懂得俄国正在做着什么，俄国人已经取得特别的进展。将它的计划揭露出来，就等于将其打败了一半；而唤起公众舆论对俄国人的不满，就可使他们的困难增加一倍。我完全赞成制造一场反对俄国的喧嚣，那是我们避免与俄国直接作战的最好办法。”[118]

整个一部19世纪初到中期的欧洲外交史，基本上就是英俄两家斗法的历史，是英国运用各种手段阻止俄国自由进入地中海，夺取奥斯曼属地，并向东方扩张的历史。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英俄之间的尖锐冲突与争斗，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战略上看，帝国政治家们遏制俄国扩张野心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条战线，一条是以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方式，阻止俄国在近东、中东地区的扩张，以保证地中海经红海以及经波斯湾到印度陆上通道的安全；另一条是从印度向西北、东北方向进行领土与势力推进，建立一个阻断俄国南下势力的缓冲地区，以保证印度北方边境的安全。

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希腊独立运动，掀起了这场英俄大角逐的序幕。进入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早已衰朽不堪，但其拥有的属地仍然横跨欧亚非，按地域可分为北非部分、亚洲部分、欧洲部分三大块，希腊即属于土耳其的欧洲属地。

1821年，希腊爆发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1823年英国再次与俄奥普为主的神圣同盟唱对台戏，宣布承认希腊和土耳其为交战国，公开站在希腊起义者一边。但英国不愿俄国从打击土耳其中得好处过多，于是采用与俄国共同出面支持希腊的行动，1826年，英、俄签订《彼得堡议定书》（ProtocolofSt。Petersburg），同意希腊在保留土耳其宗主权情况下获得自治。

1827年，英、俄又联合法国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以进行三国海军武装干涉的威胁手段，要求土耳其和希腊双方停火、撤军。土耳其苏丹依仗有名义藩属埃及强大陆海军的援助，决心扑灭希腊人的起义，拒不接受建议，遂有1827年10月的纳瓦里诺海战（NavarinoBay），结果，土耳其与埃及的联合舰队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英法都担心俄国坐收渔翁之利，不想继续与土作战，而土耳其苏丹利用三国间的分歧拒不承认希腊自治，这倒反而给了沙皇俄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借口。1828年，19世纪的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俄军一路猛攻，迅速进逼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要求媾和。1829年，俄、土双方签订《亚得里亚堡和约》（TreatyofAdrianople），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同意多瑙河沿岸的公国塞尔维亚（Serbia）、瓦拉几亚（Wallachia）、摩尔达维亚（Moldavia）实行自治。俄国不仅得到土耳其在北高加索和亚美尼亚的部分领土，而且获得了对这几个自治公国的保护权。

如果说在希腊独立事件和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英国与俄国的利益分歧还为表面上的合作所掩盖的话[119]，几年之后的土埃战争则使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得以充分暴露。

1831年，埃及向土耳其要求获得叙利亚，作为出兵援助土耳其镇压希腊起义的报酬，在遭到拒绝后向土耳其开战，土军大败，首都君士坦丁堡面临威胁。土耳其苏丹先向英国求助，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本欲给予支持，但英国国内此时正值议会改革运动，国际上则正处于比利时危机之中，因此内阁不愿批准对近东的干预行动，土耳其只得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转向俄国。

俄国立即抓住这一良机，于1833年派出黑海舰队及一万多人的陆军在土耳其登陆。俄军的援助使埃及被迫同意媾和撤兵，而俄国则在撤军之前以保护者的身份与土耳其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ofHünkarískelesi）。[120]这是一个类似军事同盟的条约，条约的要害在于规定遇第三国进攻时，俄国向土耳其提供陆海军军事援助，土耳其则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许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这样，就使俄国军舰获得了自由出入黑海海峡的特权。条约签订后，奥斯曼帝国几乎成了俄国的保护国。帕默斯顿曾不满地评论道：“俄国大使现在已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首席内阁大臣。”[121]

对于俄国人轻而易举地打破欧洲均势，在土耳其确立的优势地位，英国是无论如何不能安然接受的。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支持下再次向土耳其苏丹发起挑战，要求承认其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土埃之间爆发第二次战争。土军再次不敌埃及军队，只能让步求和，东方危机再起。

英国决心抓住这个机会，达到既打击法国和埃及的扩张势头，又削弱俄国在土耳其优势地位的目的。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积极周旋下，英、俄、奥、普四国各自抱着小算盘，决定援助土耳其，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1840年，四国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条约》，宣布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了《伦敦条约》中埃及必须承认土耳其苏丹最高统治权的条款，英国遂派出海军与陆军对埃及实施军事行动，迫使埃及承认自己仍是土耳其藩属，并放弃对叙利亚的要求以换取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122]

英国这种撇开法国、孤立法国的做法引起法国人的强烈不满，但帕默斯顿很善于运筹帷幄，很快与新上台的法国基佐内阁达成谅解，将法国拉了进来，五国和土耳其于1841年在伦敦再签《海峡公约》（Straits）。公约规定，土耳其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外国军舰通过黑海的两个海峡。这样，就巧妙地废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规定，改变了俄国已获得的土耳其保护人地位，将土耳其特别是黑海海峡置于欧洲列强的共同监督之下。换句话说，英国终于将俄国人在土耳其以及黑海海峡的优势地位扳了过来。

英国对1828年、1839—1840年东方危机作出的反应，均是由对帝国东方通道安全的担心所致。换言之，如果不存在通向印度的陆路，英国对近东地区就不会那么敏感。正如英国学者克劳利（C。Crawley）在《1815—1840年英俄关系》一文中所分析的：“如果英国人与印度的联系只有通过开普一条路，那么他们对俄国人在巴尔干做什么的关注就会大大减少。”[123]

英国运用外交手段剥夺了俄国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俄国人对此始终耿耿于怀。1848年欧洲革命中，沙皇俄国由于充当了欧洲宪兵而野心迅速膨胀，急于寻找突破口，将势力进一步打入土耳其帝国。俄国选择的策略是拉拢英国，诱使英国与俄国两家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属地，前述尼古拉一世对英国驻俄大使的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尼古拉一世瞄准埃及对英帝国东方贸易通道以及印度的重要性，直截了当地将埃及甚至克里特作为诱饵抛给英国：“在土耳其帝国崩溃后瓜分奥斯曼的遗产时，你们取得埃及，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克里特岛我认为也是这样。”[124]

但这毕竟只是俄国的如意算盘，不仅英国的帝国安全战略反对任何肢解土耳其、破坏欧洲平衡的图谋，就是其他欧洲强国也不愿俄国人在土耳其得手。

奥地利对巴尔干有领土野心，但同时又不愿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属地天下大乱，唯恐会殃及自身对境内各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宁愿维持现状的基本立场。而法国新上台的路易·波拿巴，一方面急于树立自己的形象与威望，另一方面要设法拆散因拿破仑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大陆同盟，重新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于是，从1850年起法国借耶路撒冷“圣地保护权”问题发难，并成功地利用英俄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与俄国展开了争夺。

拿破仑三世与尼古拉一世的较量，最终演变成1853—1856年英、法、土、撒（丁）联合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是英法两国“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首次对一个共同敌人作战”[125]，也是维也纳体系建立以后的第一次欧洲大战。

英国人其实对拿破仑三世并不信任。为了阻止法国影响与势力在埃及的扩展，当1854年埃及与法国人勒塞普订立租让合同，同意法国成立运河公司开挖苏伊士运河时，帕默斯顿曾经极力阻挠反对。[126]

但他们同样不信任尼古拉一世。尽管尼古拉一世急切地表现出要与英国修好的愿望，但目的是为了让英国在未来可能的危机中至少保持中立，以便自己抓住这次冲突的机会夺取土耳其帝国的遗产，而这一点恰恰是英国人最不放心并要坚决反对的。

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普遍对俄国的野心满腹狐疑，《曼彻斯特卫报》（MaerGuardian）称尼古拉一世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绅士”，一些人相信俄国人打算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岛屿并进攻比利时，另一些人甚至担心尼古拉一世想要作为罗马教皇的代表入侵英格兰。[127]在阿伯丁（4thEarlofAberdeen1784—1860）内阁中，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是最激烈的主战派，约翰·罗素也认为战争不可避免。1853年11月，土耳其舰队在宣战不久即被俄国舰队消灭，英法两国群情激昂，拿破仑三世提议立即向黑海派出联合舰队，《泰晤士报》为向俄国人开战推波助澜，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1786—1880，1stVistStratforddeRedcliffe）欢呼“感谢上帝！战争终于来了”[128]！帕默斯顿甚至因为阿伯丁首相迟迟不采取行动愤而辞职。[129]

历史证明，克里米亚战争对于俄国是一场大灾难。1854年初，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退出多瑙河两公国，遭到俄国拒绝后英、法向俄宣战，同时宣布与土耳其结成同盟。撒丁王国为将来与奥地利作战时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于1855年初与法结盟，并派出军队支援英、法。奥地利因为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损害了自身利益，不仅拒绝支持俄国，而且以大军相威胁，要求俄军从两公国撤退。普鲁士此前已与奥地利结盟，因此也站在奥地利一边。这样，俄国陷入外交上的绝对孤立，自然逃脱不了惨败的命运。1855年，绝望的尼古拉一世自杀身亡，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准备媾和，1856年，作战双方经谈判签订了《巴黎和约》。

《巴黎和约》大大遏制了俄国的扩张野心。其核心内容首先是宣布列强共同保证土耳其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其次是决定黑海中立化，只对商船开放，除土耳其自己的军舰外，禁止各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前者使俄国难以继续推行瓜分土耳其属地的战略，后者则完全堵住了俄国军舰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可能。

俄国本来意欲通过圣地保护权的争执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土耳其帝国的优势，现在不得不宣布放弃对土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本来意欲通过占领和控制多瑙河两公国，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地盘，现在却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虽获得了自治，但却是由列强共同保证；本来意欲乘机颠覆1841年《海峡公约》对俄国军舰的限制，重新获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入的自由，扩大对黑海的控制，但现在却连在黑海沿岸保留兵工厂的权利也丧失了。

英国成功阻止了俄国在近东的扩张，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声威，无疑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大赢家。但这场战争给帝国安全带来的新问题，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俄国向西南方向的扩张受阻后，转而在中东以及中亚地区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政策，俄国的扩张野心与势头，就像是一把悬在帝国东方通道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使印度的安全面临更直接的威胁。英俄之间自19世纪初期以来在该地区博弈的“大棋局”（GreatGame）[130]，也由此进入更尖锐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