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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与大英帝国（第1页）

三、印度与大英帝国

关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帝国的扩张，著名帝国史学家P。J。马歇尔曾经作过十分尖锐同时也很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英国政府在限制未经授权的领土征服方面也许确有困难，但它通常总是倾向于接受在没有它特许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除了一些在南部非洲的例子，征服的领土从不被放弃，在主动精神驱使下进行征服战争的殖民地总督或印度总督，极少被责备或召回。不管官方的词藻多么华丽，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似乎默许地接受了这样的立场——帝国不能停滞不前，保存帝国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允许帝国的扩张。”[72]

不列颠在印度的历史正是这一评价的最好注脚。

征服和统治印度对于大英帝国的意义，可以说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作为帝国在遥远东方最大的属地，印度一向被描述成“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73]。

《英帝国与英联邦简史》的作者马丁·基钦（MartinKit）认为，“不同时代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是复杂的、困惑的、不断变化的。”[74]

但我们看到，在一个问题上，英国人的态度从未改变。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不管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不管是殖民地改革家还是自由贸易论者，不管是帝国政策决定者还是报刊舆论，不管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社会各阶层民众，英国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印度对于帝国的价值。

小皮特认为：印度是“帝国考虑中最伟大的目标”[75]。1833年，马考莱在议会下院讨论印度帝国时说道：“一小批来自大西洋一个岛国的冒险家，已经征服了一个距他们的出生地半个地球之遥的地域辽阔的国家，我们将统治这块领土，它的范围与人口要比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德国的总和还要大、还要多。这是一块由在种族、肤色、语言、举止、道德、宗教上都不同于我们的人居住的地方。”[76]

1868年，维多利亚中期的著名激进自由主义者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Dilke1789—1864）在其引起极大轰动的《更大不列颠》（GreaterBritain）一书中写道：“从更广阔的英帝国观点来看，丧失印度将是对帝国贸易的粉碎性打击。……而且，它还会极大地鼓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敌人，以至于我们可能在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看到分离主义者的情绪会迅速增长，可能看到对英帝国势力的总破坏。”[77]

1869—1872的英印总督、印度副王梅奥伯爵（ThesixthEarlofMayo）坚定地表示：“只要太阳还在天空照耀，我们就决心保有印度。我们民族的性格和我们的商业都要求这样做。”[78]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列强之间抢夺殖民地的斗争进入**，印度对于英国的意义及其在帝国中的地位更是空前提升。在所有帝国政治家中，寇松勋爵（Gee1859—1925，1stMarquessofKedleston，1899—1905年任英印总督及印度副王）的立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1901年，寇松宣称：“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如果我们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就将一落千丈，只能降为一个三流国家。”[79]

印度对于英帝国的价值，首先突出表现在贸易和商业上。印度是英帝国财富的最大来源，这一结论是任何一个英帝国史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不管他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总体上抱有何种看法。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2003年在其《帝国》一书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在1815年之前，除了短暂的喘息之外，英法的世界霸权之争无休无止。但是七年战争不可逆转地决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被英国而非法国收入囊中。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里，英国贸易有了巨大的市场，英国的军队有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印度不仅仅是‘皇冠上的明珠’，你更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巨大的钻石矿，或许它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矿。”[80]

在18世纪的领土征服时代，东印度公司军队和职员在印度的公开抢劫与掠夺是臭名昭著、人所共知的。但真正从根本上榨取印度的财富，却是殖民者在征服后对印度的大肆掠夺与搜刮，其手段和途径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例如：采用欺诈蒙骗等方式向印度土邦王公放高利贷；利用殖民者的行政治理权力排挤打击印度的商人、金融家；推行强买强卖并强迫手工业者为公司生产，以垄断印度国内的市场和贸易；以国家身份征收高额土地税，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人民的血汗，等等。所有这些有效的剥削手段，使印度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遭受极大破坏，而英国人却从中大发其财，从1757年征服孟加拉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掠夺的财富高达10亿英镑。[81]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英国进一步将印度作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工业品市场以及资本输出场所。在殖民当局政策的强力引导下，印度的农民“被迫从种植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转向种植鸦片、蔗糖、蓝靛和茶叶，用于向英国的出口”[82]。在19世纪中期，所有英国人消费的茶都来自中国，但到了1900年，大部分都已来自印度。[83]

英国的工业品大举进攻印度并最终占领全部市场，从而彻底摧毁印度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也许是英国殖民统治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成功的例子。

1813年起，英国商品对印度的输出额直线上升，首当其冲的是英国的机器棉纺织品。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分析过印度市场与英国棉纺织业长期繁荣之间的关系：“英国的棉纺繁荣之所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那是因为其发动机不断地被新开辟的市场启动着。这些新开的市场是葡属美洲、西属美洲、土耳其帝国、印度。”[84]1814—1835年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增长了60多倍。到1857年，英国棉纺织品输入印度的总值又比1832年增长了14倍。[85]

对于英国商品**整个印度使印度手工纺织业被逐渐摧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作过清晰准确的观察与评论：“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入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86]

印度的民族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在18世纪曾经世界闻名，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在几十年里就将它彻底毁掉，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机器棉纺织品的廉价，而是同时采用了堪称极端自私恶劣的差别关税制度。英国政府对印度输入英国的纺织品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与此同时英印殖民当局却对进入印度的英国纺织品征收极低的进口税，前者在37。5%—67。5%之间（1824年），而后者则在2%—3。5%之间（1836年）。[87]税率差距悬殊之大让人惊诧！即便以后英国对印度纺织品的进口税有所下调，棉织品降为10%，丝织品降为20%，毛织品降为30%[88]，也依然比英国产品进入印度的入境关税高出许多。

除此之外，殖民当局还分别对英国货物和印度货物征收不同的内地过境税，对英国布匹只征收价格的5%，而对印度布匹则征收20%。这样一种围追堵截似的压制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印度的手工纺织业遭受沉重打击，1814年印度输往英国的棉布尚有125万匹，到1835年已降至30。6万匹，1844年又继续下降到6。3万匹。[89]

有不少帝国史的研究者都指出了英国在走向自由贸易的同时，却对印度大搞保护关税的矛盾现象，例如A。J。克里斯托佛（Christopher）就尖锐指出：“这也许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悖论——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放任，以及最小政府干预基础上的大不列颠，却依赖于对其殖民地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与控制。”[90]

其实，这种看上去相互冲突背离的现象也不难解释。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主动实行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既需要从国外进口食品与原料，以供养国内众多的人口，满足大工业发展的需求，也需要为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因此自由贸易的实现无疑是工业革命最终的后果，是19世纪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自由贸易的概念并不必然包括残酷的殖民掠夺与剥削，但在实践上，它明确代表了不列颠民族的国家利益，代表着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对商业贸易权利的追求。因此，19世纪英国人心中的“贸易自由”，实质上首先是一种特权，是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期盼最大限度获得商业利益的特权，是英国商品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国市场的特权，而不仅仅是一个包含有平等意味与前提的贸易原则。

这样一种含义的“贸易自由”，当然是有特定范围与对象的，它主要指欧洲、美国以及英帝国各移民殖民地，也包括拉丁美洲和亚洲所有英国势力、商品、资本进入与渗透的地区，即大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但印度却不在其内。

这是因为，无论是在19世纪英国人眼里，还是20世纪帝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印度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英帝国的三大组成部分里，印度是独特的一份。按照狭义的殖民地定义，印度并不是帝国的“殖民地”（y），而只是通过武力征服得来的“属地”（possession）。约翰·西利爵士就持这种观点，在《英格兰的扩张》中他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专门论述印度，认为“现代英国的历史被分成两个重大问题：殖民地问题和印度问题”[91]。

对于征服得来的印度帝国，对一个野蛮的不开化的国家，英国人显然从不认为有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必要，就如同从不认为印度人有资格实行责任制政府，只能给予“仁慈的专制”（beism）一样。而这，恐怕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旁遮普被英国兼并后担任专员的赫伯特·爱德华兹爵士（HerbertBenjaminEdwardes1819—1868）的一番话，表达了英国殖民者当时的普遍心态：“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凭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那么人民将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更加悲惨；但如果他的意愿是好的、强大的，人民就会得到幸福。所以（在这里），仁慈的专制就是所有政府中最好的政府。”[92]

对于统治印度，英国人甚至从未表现出些许理论上或道义上的困惑，相反，却把经济上的无情掠夺与文明开化使命一样看作天经地义，因而心安理得地榨取印度的财富，肆无忌惮地毁灭印度的手工业，毫不留情地破坏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在打开印度市场谋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时，将印度强行拉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和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相比，印度对于英国的价值就更加清晰。英国人最初以为，可以获得一个无比广阔的东方市场，但中国强大的自然经济基础并没有、也很难崩溃，英国的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远没有英国人预想的那样迅速顺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额尔金伯爵被帕默斯顿派往中国任高级专员和全权大使，他看到了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上一次战争（1842）结束时，不列颠的工厂主们被告知，一个新的向他们的贸易开放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兰开郡所有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的需要，但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有的期望却并没有实现。”[93]

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监的英国人赫德爵士（SirRobertHart1835—1911），在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后，对此有过一段较客观的分析：“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稻米；有最好的饮料——茶叶；有最好的衣服——棉、丝、皮毛。拥有这些大宗出产物，以及无数当地的附属产品，他们不需要在世界其他地方购买一便士的东西。”[94]

加拉盖尔与罗宾逊在著名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中，将这一情况看作是英国虽得到了政治霸权但商业渗透并不成功的例子，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没能摧毁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战争的重启……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结果是不幸的。”[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