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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巩固印度（第2页）

留给罗马的君主；

英国人心中的女王，

加冕为东方领地的女皇，

保留称号与国家安宁，

谁与印度女皇同样伟大[74]

人们质疑女皇加冕的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对皇帝、女皇称号的专制或独裁意味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还出现了反对皇帝的言论：

年复一年被诅咒的称号，

自始至终地存在，

它是最坏君主的联想，

我们从不认为他至高无上。[75]

英国人对加冕法案的抵制，使维多利亚女王感到非常震惊，她一方面声称：“女王和她的议会绝对不会为这些谣言和恐吓所屈服。”另一方面又指示传记作家西奥多·马丁在报纸上向人民解释，女皇称号对英国的宪政制度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印度女皇仅仅是女王作为印度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加冕的目的无非是选择一个符合东方习惯的称号，印度女皇的地位永远不会高于不列颠女王或国王。

维多利亚加冕印度女皇是英帝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既表明了印度在帝国的地位（税收的来源、原料产地），又唤起了英国人对殖民地的热情（说它是传播文明的前沿、建立英国制度的实验场等等），同时也密切了女王与首相迪斯累利的关系，保证了保守党作为“帝国党”重建帝国政策的事实。

印度外部的安全也是帝国政府长期关注的问题。从战略上看，印度的前沿延伸到波斯、红海和马六甲海峡（StraitofMalacca），虽说在海上不存在威胁，但在陆上被弱小国家包围，很容易让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插手。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将阿富汗视为印度安全的缓冲地带，俄罗斯向中亚扩张的最前线也只能是阿富汗，否则印度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双方在阿富汗的争夺从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俄国特使与喀布尔方面取得了联系。1839—1842年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后，俄国人保持了长期的沉默。在印度民族大起义期间，印度总督戴尔豪斯勋爵（LordDalhousie）与阿富汗埃米尔道斯特·穆罕默德（DostMohammed）签署条约，规定：阿富汗不得以任何理由参与印度民族起义，此举被认为是总督的“无作为”，戴尔豪斯的阿富汗政策遭到了批评。

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英国对印度的西北边境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派提倡“前进”政策（‘Forolicy），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只有当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能够与印度保持一致时，印度的西北边界才能真正安全。如果阿富汗不能保持与印度的一致，英国应极力推进“前进”政策，将阿富汗变成保护印度的屏障。另一派以约翰·劳伦斯（JohnLawrence）为代表，认为印度河是印度的天然疆界，英国不必理睬周围野蛮的部落，除非他们有越过边境的活动。因此，在阿富汗问题上，当新埃米尔谢尔·阿里（SherAli）接位后，劳伦斯既不与他签订任何条约，也不给予任何资助和保证。

19世纪60年代中期，俄国在中亚的活动频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省份，到1876年，俄国领土范围已经接近阿富汗北部边界。阿富汗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的门户，有“印度花园的保护墙”之称。[76]印度的西北边界是帝国防卫最薄弱的地区，一旦俄国向阿富汗扩张，必然加重英国防线的压力。同时，英国担心俄国人煽动长期孕育民族情绪的印度人，从而引发印度新的危机。阿富汗的归属成为英国东方帝国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了帝国的利益，英国不会坐视俄国在印度西北边界，尤其是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索尔兹伯里将俄国在阿富汗的行动看成“使阿富汗重新依靠我们”的行动。[77]

早在1839—1842年，英国政府曾经试图将阿富汗置于其控制下，但是，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失败以及印度西北部边界的相对安全，使英国暂时放弃了控制阿富汗的计划。随着俄国不断向中亚扩张，逐渐染指阿富汗，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必须对阿富汗进行直接控制以确保印度帝国的安全。与此同时，阿富汗的阿里在英俄之间摇摆不定，坚定了英国政府“前进”的决心。所谓“前进”政策是指不断推进，争取获得对印度最有利的形势，并利用最小的危险和代价掌握阿富汗的控制权，彻底打破俄国利用阿富汗通道进入印度的幻想。

70年代后，俄国改变了行动计划，并开始向中亚进一步扩张。1870年，俄国与阿富汗埃米尔进行谈判，埃米尔担心俄国的要求过度，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希望英国政府在他受到俄国进攻时给予帮助。当时的印度总督诺思布鲁克勋爵（LordNorthbrook）同意签署条约，但遭到了格莱斯顿政府的印度大臣的反对。

迪斯雷利1874年任首相后，任命李顿（Lytton）为印度总督，并指示他尽量防止阿富汗国王成为俄国沙皇的御用工具。英国首先对阿富汗国王进行谨慎的说服，希望他同意英国在阿富汗派驻使节，以“保卫国王，加强警戒”[78]。李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服阿里接受英国在喀布尔派驻永久特使，但是，阿里不愿背离与俄国联系的旧政策，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同时，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英国支持土耳其，恶化了英俄关系。因此，俄国也极力拉拢阿里，扩张在中亚的地盘，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在俄国的**下，阿里批准俄国特使进入喀布尔，并与他签订了条约。俄国的行动被英国人看成对英国派兵至马耳他的报复，也是对英国的挑战，将给印度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两年的时间里，李顿几乎没有进展，一方面，埃米尔摇摆不定；另一方面，李顿害怕英国卷入与俄国的战争，不敢采取强硬措施。1878年7月俄国特使来到了喀布尔，这件事为李顿行动提供了借口，他要求埃米尔驱赶俄国特使，接受英国特使。

阿富汗的局势直接关系到英国与俄国的关系，伦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是把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印度问题还是向彼得堡发出一个外交的抗议[79]内阁起初认为，无须通过外交部与俄国进行交涉，这个决定使李顿误以为内阁同意了他的方案。8月19日，英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照会彼得堡，迪斯雷利和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希望等到彼得堡的答复后，再给李顿权威性的指示。9月13日，李顿接到伦敦的指令：在得到彼得堡的照会答复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李顿未经迪斯雷利的同意，就命令英军兰斯军团进入阿富汗，结果又退了回来。这次英军的冒险行动，导致了印度边界危险局势的产生。1878年11月，迪斯雷利对阿富汗宣战，罗伯茨将军（Roberts）率三路兵马打败了阿富汗军队。阿富汗国王阿里逃亡俄国，于1879年春天去世。英军占领喀布尔后，将阿里的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并与他签订了条约。根据条约，新国王同意英国在喀布尔派驻特使，承认英国对阿富汗外交政策的控制权。

在英国特使进入阿富汗两个月后，1879年9月，阿富汗新埃米尔又玩起“双重游戏”[80]，而英国特使路易斯·查维格纳里爵士（SirLouisari）和他的同事被杀。英国军队借机采取行动，罗伯茨勋爵和唐纳德·斯坦伍德勋爵（LordDonaldStanwood）率领英军分别占领喀布尔和坎大哈（Kandahar），把埃米尔雅可布押往印度。这次行动抑制了俄国在中亚的推进，暂时维护了印度的安全。

印度作为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英国经济利益的保证，而且是巩固英国东方地位的重磅砝码，同时，也被视为英国传播文明的场所。因此，印度的经济支撑作用、战略地位以及英国人拥有的心理优势是保守党人印度政策的底气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