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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党帝国政策之争（第1页）

六、两党帝国政策之争

在保守党执政的六年（1874—1880）里，其帝国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尽可能地扩大帝国版图，如吞并斐济、塞浦路斯；第二，保证现有帝国版图的完整，如加冕印度女皇，通过阿富汗战争保证印度边界的安全。但是，这一时期，英国两党的帝国政策还未形成共识，当迪斯雷利大张旗鼓地宣布建立“有形帝国”，用版图帝国来增强英国实力，提高英国地位的政策时，自由党人却不断地批评保守党人在建立“有形帝国”中的“不正义”“不道德”行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帝国政策之争贯穿英国的政治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英帝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由党的帝国政策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道德、正义、自愿的理想始终支配政策的方向，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更趋向于现实主义，功利、实用以及英国的利益成为帝国政策的目标。两党纷争政策差异在“东方问题”上形成了第一个冲突点，柏林会议进一步表明了两党在帝国问题上的不同思维；阿富汗战争以及祖鲁战争使自由党找到了更多攻击保守党政策的理由，格莱斯顿在中洛锡安（Midlothian）的演讲把两党帝国政策的冲突推向了**。

19世纪70年代，法国第二帝国崩溃后，俄国成为欧洲国家中的“秃鹰”，在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直接威胁到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和印度的安全。同时，俄国在巴尔干（Balkan）和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ofBosporus）的支配作用增强了，它将势力延伸到印度洋的企图日益昭显。对英国来说，保证印度的安全，阻止俄国在地中海的扩张成为英帝国政策的重要内容。

地跨欧洲、西亚与北非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Empire）此时的局势变得复杂，俄国和奥匈帝国有扩张野心，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土耳其的统治引起基督教欧洲部分的不满，英国则要保护其东方的商路和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英国与印度之间有两条通道，一条是经大西洋、绕过南非、然后穿越印度洋、最后到达印度；另一条是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经红海和波斯湾、到达印度的孟买。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红海成为欧洲到亚洲的主要航线，奥斯曼土耳其是必经之地。所以，英国在这个地区支持奥斯曼帝国，抵制俄国的扩张，其策略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已经奏效。此外，英国还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其操纵欧洲均势、维护欧洲和平的砝码。迪斯雷利一直自信地认为，只有英国介入到欧洲事务中，才能保持欧洲的和平。

两党对于东方问题的争论早在自由党执政时候就已经开始。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巴黎条约》（TreatyofParis）包含了黑海中立的条款，目的是防止俄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俄国提出不能继续受中立条款的限制，格莱斯顿的反应不是阻止俄国的野心，而是提出召开伦敦会议，讨论俄国的要求。

迪斯雷利对格莱斯顿的对俄政策不以为然，认为英国以及盟国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换回了俄国的承诺，英国绝对不能让俄国的阴谋轻易得逞：“我不明白，也不相信，英国首相在目睹了盟军巨大的牺牲之后，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牺牲后才得到了1856年的条约。但是他却要在伦敦会议上同意放弃巨大牺牲换来的条款，事实上，1856年的条约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性……除了终止俄国在黑海的优势……为了得到这个结果，盟军花费了30亿财富的代价，我都不能相信还有多少难以计算的生命代价，我们进行了四场激战、两次剧烈的进攻才得到这个结果。英国从最高贵的到最低贱的家庭，几乎每家都有痛苦回忆，每家都为战争做出了牺牲……。”[81]

格莱斯顿认为，黑海中立条款只是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权宜之计，70年代的形势与50年代中期已经大不相同，即使英国希望永久保持黑海中立条款，也找不到合作的对象：“我听说帕默斯顿勋爵（LordPalmerston）将中立看成一种可以保持几年的安排，但是，它不可能成为伟大欧洲的永久条款……为了维持（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你依靠谁？法国，但是法国的官方已经表示愿意放弃黑海的中立。谁还愿意和我们一起继续维护1856年条约的精神？奥匈帝国政府？他们几年前已经建议俄国条款必须变更，黑海中立必须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尊贵的先生发现了1856年中立条款的必要性……谴责我们没有进入单方的战争迫使俄国永久地将它的君主权限制在它的领土内……。”[82]

保守党执政后，东方问题再次出现，迪斯雷利认为保守党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成熟。1875年5月6日，他在给德比伯爵的信中说：“我感到我们必须像帕默斯顿那样，为推动欧洲和平做出一些努力。他打败了法国人，将埃及人赶出了叙利亚。也许我们可以同俄国结盟，或者邀请意大利、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Empire）这样的国家加入我们的阵营。”[83]几天以后，他得到了德比伯爵热情的答复：“我们在外交政策上非常幸运，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卷入危险，也没有引起麻烦，这一切比我们所预想的结果更好。”[84]但是，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theWar，1853—1856）使英国和俄国结怨太深，俄国割让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耻辱、东正教宗教感情的高涨以及俄国对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增加了双方达成谅解的难度，而且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还会危害英国的东方利益。因此，英国政府在对待东方危机的态度上，只能是选择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这既是保证欧洲大国形象的需要，又是保证东方帝国安全的需要。但是，在与俄国的新较量中，英国再也没有了克里米亚战争时代的好运气，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帮手。德国在取得国家统一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不愿帮助英国；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大伤元气，已经不能帮助英国赢得这场战争；奥匈帝国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支持英国。英国只能孤军奋战。因此，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成了迪斯雷利政府“不幸的选择”。

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现在巴尔干半岛诸国，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大部和希腊南部等。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腐败不堪，苏丹债台高筑，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尖锐，而且帝国在过去100年的历次战争中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奥斯曼帝国长期苟延残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大国的利益争夺，英国、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失去了对东方的兴趣，奥匈帝国自身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使其在东方问题上受到牵制。于是，英国和俄国成为东方问题上的真正对手。

1875年7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黑塞哥维那人发动反抗帝国统治的起义，很快席卷波斯尼亚。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都是东正教徒，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的身上。虽然沙皇并不相信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也不指望泛斯拉夫主义能够给予俄国事实上的支持，但是，斯拉夫人的反抗为俄国的扩张提供了机遇，因此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人就成为俄国东方政策的必然选择。

英国的宗旨是尽可能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此迪斯雷利满怀信心，他在给布拉德福德（Bradford）夫人的信中写道：“我真的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生存，现在缠绕欧洲一个世纪的东方问题将由我来解决，我敢说我能搞定。”[85]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迪斯雷利夸大了俄国对印度的威胁。1876年10月，巴林顿勋爵（Lton）在同迪斯雷利会晤时，询问首相为什么不放弃君士坦丁堡，吞并埃及保证印度的安全。迪斯雷利回答道：“如果俄国得到君士坦丁堡，他们会在任何时候通过叙利亚进入尼罗河口。那时，我们拥有埃及还有何用？即使我们取得了海洋的控制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它也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帮助。这样说话的人可能不太了解地理，我们的实力在海洋，君士坦丁堡是印度的钥匙，而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则不是……。”[86]

迪斯雷利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保全了奥斯曼帝国，提高了英国的威望，东方危机是另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必须好好利用。但是，索尔兹伯里不以为然，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政治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坚持僵硬的政策。当桅杆落在甲板上时，你不能再考虑它原先的用途……你应该把这个累赘全部抛掉。国家的政策也是如此。当旧政策成为碎片时，我们仍然守住这些碎片。当碎片被撕烂后，我们仍然被笼罩在它的阴影中。”[87]

尽管保守党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东方问题起初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且国人对巴尔干的情况也不十分了解。1876年6月《每日新闻》对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暴行进行了夸张的报道：2500人被杀，很多人遭到强奸、折磨和其他的暴行。6月26日，报道被送往议会下院，迪斯雷利否定了《每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认为媒体“设计了一个反对政府的声音”。1876年8月11日，英国议会下院对土耳其政府的暴行进行了辩论，迪斯雷利坚持捍卫土耳其的完整，确保英国的东方利益。他在辩论中说：“人们总是认为我们与土耳其政府保持了特别的联系，似乎我们就是他们特别的朋友，甚至认为我们支持他们的暴行。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利益在哪里？我们事实上是土耳其苏丹的盟友，俄国也是，奥匈帝国也是，法国也是，还有其他的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责任是维护英帝国。我们不会为了暂时相对的安宁和虚假的繁荣冒帝国生死存亡的危险。”[88]同年11月，迪斯雷利在市政厅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帝国”，并表示“为了帝国，英格兰不惜诉诸武力”[89]。

1877年，俄国向土耳其宣战。当俄国军队挺进君士坦丁堡时，形势忽然明朗：英帝国在印度边界和地中海都将面临俄国的挑战。4月，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俄国，迪斯雷利建议英军占领达达尼亚海峡（Dardanelles），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殖民大臣卡纳温和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因反对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宣布辞职。同时，迪斯雷利的政策也引起了“英国利益”和“英帝国利益”的争论：许多人认为，“英国利益”和“英帝国利益”常常是可以互换的，其感情上的特色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际意义。[90]

东方问题出现后，自由党找到了攻击迪斯雷利的时机。1876年9月格莱斯顿发表《巴尔干的暴行和东方问题》的小册子，谴责土耳其的统治和保守党人的政策，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册，月底已经达到了20万册。他写道：“有史以来，政治社会总是从反抗开始，人民反对不能容忍的政府和暴政，他们的行为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罪行。”[91]格莱斯顿一直寻找攻击迪斯雷利的时机，但是，后者总是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回避前者的打击。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格莱斯顿的攻击行动又慢了一拍。如夏农所指出的：“是大众鼓励了格莱斯顿，而不是格莱斯顿鼓励了大众。”[92]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利用了英国大众的帝国心理。1877年5月，格莱斯顿在议会关于东方问题的辩论中指出：“英国的利益是帝国得陇望蜀扩张政策的借口，帝国的扩张意味着国家的衰落和战争状态，印度就是帝国政策的典型。英国人先征服了印度，接下来就是为保卫印度的安全和稳定英国的统治。为此，英国到处声称任何国家在该地区不得有任何军事行动和妨碍印度航线的行为，于是就承担了过重的责任。”[93]格莱斯顿不愿意接受迪斯雷利的帝国政策，认为迪斯雷利不是在建立一个英帝国，而是在建立一个军事帝国。格莱斯顿认为：为了英国的利益，英国在俄土战争中必须保持中立，反对土耳其人违背正义和自由的原则。迪斯雷利的支持者则认为，保卫东方帝国是为了人类和文明的事业。[94]

尽管自由党对保守党的东方政策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保守党内部在迪斯雷利的鼓动下却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1877年3月索尔兹伯里伯爵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他在给李顿勋爵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被说服了——旧政策在某个时候是明智的——为了英国的利益扶植奥斯曼王朝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我认为现在是用直接的办法保卫帝国的时候了——领土的重新安排。如果我们再迟几年做这件事情，那么两件事必有一件就要发生：法国将可能恢复大国地位，嫉妒我们在地中海的扩张；德国将可能变成海军大国。无论发生任何一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更糟糕的是，还有可能使我们失去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我们现在重新安排帝国领土很简单，但是五年后就不可能了。”[95]

1877年11月，俄军占领了土耳其境内的阿德里安堡（AdrianFort），并试图缔结和约。迪斯雷利处境尴尬，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俄国在巴尔干、土耳其海峡和爱琴海的行动保持沉默，要么违背民意单方对俄宣战。此时，英国人对待东方危机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都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如《北方时代》的编辑斯泰德在给格莱斯顿的信中所指出：“我们终于抓住比肯斯菲尔德[96]（Beasfield，即迪斯雷利）的尾巴了，我担心他是否把我们卷入同俄国的战争。一旦那样，他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97]1878年3月3日，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TreatyofSanStefano），俄国在巴尔干和亚美尼亚的扩张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通过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大国。

俄国在地中海地区势力的增强使迪斯雷利倍感事态的严重，认为地中海的均势已经被打破，英帝国的利益危在旦夕。他向议会建议，从印度派出紧急救援部队占领塞浦路斯，抗衡俄国对亚美尼亚的征服，保卫英国在波斯的利益。在力陈英国所面临的紧急状态后，在召集储备军，调动印度军队前往马耳他的事件中，再次使用起富有魅力的帝国语言。1878年4月8日他在上院宣布调动军队的决议时说：

我曾经考虑过，女王陛下的政府，无论由任何党派组成，都是帝国的保护者。这个帝国是我们祖先们经历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我尊敬的大人们，这是英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我以为它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恺撒、查理曼都未能统治这样一个如此特别的领地。它的旗帜飘扬在许多的土地上；它的名字遍及五大洲。那里居住着不同种族、不同法律、不同宗教和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他们有的用自由的纽带与我们相连，他们完全明白：离开宗主国的联系，他们的公民自由和自治政府就得不到保证；他们有的通过血缘、物质和精神与我们联系在一起，还有的通过军队的力量与我们相连，他们尊重这种支配力量，他们需要用它来保卫秩序和正义。这些群体都认同不列颠岛的支配。[98]

迪斯雷利向人们表达了他的帝国概念：帝国是由多宗教、多种族和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构成的，种族认同的帝国只是英帝国的一小部分：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服从和尊敬是出于对自由和宪政的尊敬和爱护，与此同时，帝国的安全也需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就迪斯雷利调动军队的提议，英国议会下院进行了3天的激烈辩论。反对派认为，迪斯雷利的动议违背了“权利法案”，亨廷顿说：“这是一个措施，它提出了这个国家与我们印度帝国之间关系的新问题。”[99]支持派与迪斯雷利一样大唱帝国的高调，接替卡纳温殖民大臣职务的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MichaelHicksBeach）说：“事实向世人表明，我们召集帝国的力量是必要的”。[100]议会中的自由党和自由党统一派联手希望政府考虑印度人的感情和利益，提出既然印度军队用来为英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印度就应该享有合作者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一个依附者。

在柏林会议（Berlince）之前，迪斯雷利仍然在为其东方政策摇旗呐喊。1879年5月16日，迪斯雷利在上院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两面的，我们希望保持土耳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谈到奥斯曼帝国濒临灭亡是很容易的，当你面对这个实际问题时，所有活着的政治家都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办法。当奥斯曼帝国面临崩溃时，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或普遍的战争，这就为保持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如果我们坚持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国家，我们总是要说加强它的办法是改善臣民的条件……”[101]

《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后，英国坚持该条约中的所有条款都必须经过审议，否则视为无效，同时派舰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威胁俄国的出海口。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因不能接受占领一个未交战国领土和可能导致与俄国战争的冒险而辞职。《圣斯特法诺条约》不仅加剧了东方危机，而且表明俄、英、奥三国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土耳其的命运。英国内阁的分裂严重影响了其外交政策的一致性，1878年3月底，索尔兹伯里出任外交大臣，英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由于内阁的分歧而形成的动摇和不稳定。4月1日，他全面阐述了英国反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立场，指出：俄国对近东地区的独占，是与英国在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利益不相容的，英国必须立足于土耳其“寻求补偿”，从而遏制俄国；保持土耳其在已经缩小范围内的领土独立；英国应从亚洲获得一处海军基地，以抵消俄国在亚洲取得的利益；英国将对土耳其进行实质性的保护。[102]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英国在东方调兵遣将，7000名印度远征兵被派到马耳他。另一方面，索尔兹伯里试图取得奥匈帝国的谅解：“我极不希望与奥匈帝国弄僵，迫使其投入到俄国的怀抱，但是，我担心俄国某个时候会出高价收买它。奥匈帝国的计谋是利用英国恐吓俄国。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奥匈帝国则试图把英国推向与俄国的战争，并在俄国不堪重负时，乘机敲诈。我感到，仅仅与奥匈帝国交涉仍然是危险的。在与俄国和解的希望没有完全消失前，宁愿避免这种风险。”[103]

事实上，英国面临的外交局面更为复杂：普法战争以后德国的势力日益增强，自由党政府对大陆事务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德国乘机拉拢俄国和奥匈帝国，利用君主纽带把俄奥两个帝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欧洲大陆孤立法国，以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普法战争期间，俄国保持了“善意”的中立。为了回报俄国，德国在1871年的伦敦会议上帮助俄国取消了1856年《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此外，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与英国在中亚和近东处于全面的对峙状态，从战略上看，俄国愿意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保持西部边疆的安全。

德国与奥匈帝国能够在1866年的战争后重新走到一起也不是偶然的，德国没有急于吞并奥匈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居住区，为保持与奥匈帝国的良好关系留下了后路，如德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汉斯·冯·施魏尼茨所述：奥匈帝国的存在“纯粹应归功于我们的善意，因为我们愿意保持它的完整。奥匈帝国的完整对于欧洲的均衡甚至比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更为重要”[104]。1873年10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签订了“三皇同盟”（Dreikaiserbund）条约，规定：三方彼此磋商“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分歧”，“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切扰乱”；在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三国应商定共同的行动方针。“三皇同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个保守主义的政治结构只是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国关系处于相互牵制状态的一种反映，俄奥合作是联盟的基础；[105]另一方面，“三皇同盟”也显示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而从前操纵欧洲均势的只能是英国。

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造成巴尔干地区的动**，直接影响到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利益。奥匈帝国担心边境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从而阻止其向东扩张的道路，奥皇企图利用“三皇同盟”的框架，同俄国合作掌握巴尔干地区的事务；俄国则希望巴尔干各国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从而取得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的权利。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俄奥建议由《巴黎条约》签字国组成一个领事团，对土耳其的冲突进行调停。1875年12月30日，六国政府向土耳其发出了照会：要求宗教自由，放松税收限制等。由于列强没有作出保证，起义者拒绝在土耳其兑现改革前放下武器。俄奥求助于德国，5月13日的《柏林备忘录》重申了照会的内容，只是在结尾加上了一个威胁性的保留：如果停火期满而未达目的，大国方面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德国之所以愿意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一方面，欧洲各国将视线从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到东方，不愿意被俄奥冲突所牵连；另一方面，调停也表明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公认的仲裁人。

《柏林备忘录》得到法国和意大利的同意，却遭到英国的抵制，因为奥斯曼帝国不仅是联系英国与亚洲的通道，而且是防止俄国南下地中海、西侵中亚的屏障。5月19日，英国在致各国政府的照会中指出，三皇柏林方案中，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力有损于和平，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土耳其政府接受。[106]迪斯雷利拒绝《柏林备忘录》是为增进英国的威望和影响，试图为其确保大国地位独辟蹊径。为了破坏三皇同盟，迪斯雷利不惜与俄国妥协，以达成谅解。但是，俄土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英国的外交斡旋。

英国怀疑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要求是觊觎君士坦丁堡，迪斯雷利鼓动内阁对俄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英国对俄国威胁和干涉的程度将决定近东和平。[107]俄国如果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就能直接由叙利亚到达尼罗河口，切断经埃及往印度的航线，英国即使拥有制海权也不起作用。针对英国的反对，俄国声称绝无占领君士坦丁堡之意，占领保加利亚只是为保护基督教徒的安全。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德国暂时成为解决纠纷的斡旋者。1878年5月31日，德国撮合英俄签订了《英俄协定》，该协定保留了《圣斯特法诺条约》的重要条款，英国在有争论的条款上保留了意见。针对俄国在土耳其的亚洲领土上取得的收获，英国又与土耳其签订了秘密条约。英国要求土耳其放弃塞浦路斯岛：“除非英国在靠海岸地区占有一个据点，否则不可能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施行保护、及时集结所需要的军队和战争物质抗御侵略。”[108]

1878年夏，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由《圣斯特法诺条约》引起的有关问题。柏林会议是欧洲大国重新确认各国地位的一个标志，也是英国保证其国际地位的一个契机。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和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同时出席，迪斯雷利不遵循国际惯例，竟然用英语发言，表现了一种不妥协的态度。英国的意图是扩大《英俄协定》的成果，在保加利亚等问题上对俄国形成挑战；俄国是想获得比《英俄协定》更多的东西，保持数十年来纵横欧亚政坛的地位；奥匈帝国则希望欧洲会议授权其获得占领波黑的权利。

英国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实际的利益，它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保证海峡协定不变，也就是保证英国的利益；第二，保证地中海通往印度的航线[109]，这是保守党帝国政策的精髓。英国认为俄国会从两个方向对该地区进行渗透：通过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或从高加索到亚历山大里亚都对英国利益造成威胁。柏林会议对《圣斯特法诺条约》修改的结果是，以巴尔干山脉为分界线，把马其顿河与斯特鲁马河流域交给土耳其，并对土耳其在南保加利亚边界拥有驻军权等有关问题作了有保留的原则让步。[110]1880年7月8日，柏林会议取消了英国和土耳其的协议，英国获得塞浦路斯作为补偿，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又增加了新成员。

柏林会议重新分配了英、奥、俄三大国在近东的权力，达到了一种相对的平衡，尽管德国是该会议的倡导者，但是，迪斯雷利在会议上的姿态、俄国对英国作出的让步以及马耳他的新归属表明，英国仍然是欧洲的大国，其他国家不能轻易地忽视其存在。柏林会议上英国得到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塞浦路斯”，迪斯雷利把这个收获不仅看成英国外交的一个伟大胜利，而且是保卫帝国利益的重要成果，他说：“柏林会议使我们躲避了一个责任，一个交给后继者以衰落帝国的责任。”[111]同时，他还自豪地表示：“女王陛下的舰队和军队都是一流的。英格兰自豪地发现，地中海布满了它的舰队，帝国军队招之即来，而且赋予纪律性和奉献精神。我们的帝国是自由、正义的帝国。”[112]

索尔兹伯里则从商业的角度发表了对帝国的赞赏：“在一个短时间内，一些公共事务中的杰出人物不断地在说服你们，他们认为英格兰的过去是一个错误。英格兰的责任和利益应限制在内部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的积累上，而不应该涉及对外政策。他们是一些轻视帝国的人们，他们反对殖民地，甚至在占领印度时喋喋不休地抱怨……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为了商业繁荣而放弃帝国的人将失去帝国和它的商业利益。”[113]

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对迪斯雷利的胜利不以为然，他从“和平和荣誉”角度批评了后者的帝国观。格莱斯顿说：欧洲的法律由于英国占领塞浦路斯以及与野蛮国家结盟的行为而被践踏，柏林会议对英国毫无意义，仅仅是迪斯雷利宣扬“有形版图”的一个象征性成果。索尔兹伯里关于帝国会议保证英国商业利益的理论是号召占领更大殖民地，以此增强人们的贪婪欲望。迪斯雷利政府政策的核心是“典型的用军事力量支持领土扩张”，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不正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