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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党帝国政策之争（第2页）

在攻击迪斯雷利“有形帝国”政策的同时，格莱斯顿继续表达了他的帝国理想。他重新强调了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的宗旨是自由的原则，是出于殖民地的自愿，不应带有任何的强迫性。他说：“我们宁愿与殖民地友好地分手，不愿强迫他们服从我们的需要。”感情仍然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保持联系最重要的纽带，他说：“联系的实质不在于唐宁街的命令，而在于双方的感情、道德和社会同情。”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调动印度的军队违背了印度人的意愿，忽视了印度人的感情，是典型的宗主国利益至上的原则。最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格莱斯顿一贯反对英国政府把不同肤色人种的殖民地置于屈从的地位。他说：我们不希望波斯尼亚人的服从，不提倡获取塞浦路斯那样的殖民地，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大不列颠的一部分，他们有不同于英国人的伦理观念，他们永远都会认为：我们是主人，他们仅仅是外国人。[114]格莱斯顿最后表示，英国目前应该做的事情是保持语言和思想上的谦逊，将平等的权利交给所有的国家和民族。[115]

格莱斯顿还在《英格兰的使命》中承认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分歧：“在两党对这个问题（英格兰的使命）的争论上，有一个完全的一致看法：英格兰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伟大的使命，但是对于这个使命的实质仍然存在分歧。因为两党思想的形成不同，对殖民地的看法也分为两个方面。政党视野中的管理关系和政治从属的阴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竭力地将我们推向帝国主义……我们的观点仍然是：让它们繁荣到至极，如果它们最高的福利需要它们分离，我们宁愿它们友好地结束约束性的臣属。”[116]

对柏林会议的不同理解，使自由党对保守党帝国政策的攻击达到了一个高峰，《帝国主义》的作者科伯特·施密特这样评价了两党之间的争论：“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对帝国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成为意识形态战场的起点，这场辩论在以后的中洛锡安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117]

1878年秋，形势发生变化，格莱斯顿认为英国政府正走向“毁灭”，提出现在是自由党联合准备新大选的时候了。经过党内的多次协商，格莱斯顿将目光投向了苏格兰的中心选区中洛锡安郡，格兰维尔也将该地区视为自由党聚集能量的地点：中洛锡安郡决战将是一个“进攻性的举动，一旦顺利，它将聚结极大的力量和能量，效果将是非常显著的”[118]。中洛锡安郡运动是自由党在大选之前进行了一场宣传和鼓动，格莱斯顿在三次演讲中，对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的帝国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同时，进一步表达了自由党的帝国理念，将两党的政策差异放在公众的视野中。如他所说：“政府的责任，特别在外交事务上是平息和稳定人们的思想，不是制造荣誉的假象，虚假的荣誉只能给公众带来灾难。（保守党）通过引导公众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从而鼓励统治的和有害的精神。（我们认为）应建立一个原则——承认国家间的姊妹情谊、民族平等以及公共权力的完全平等。”[119]

格莱斯顿在第一个讲演中指出，英帝国的版图已经够大，英国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已经太重，迪斯雷利建立更大的版图是过于贪婪的表现：“不是我贬低（帝国的）力量，相反，如果我希望打破保守党人的梦想，那些人总是告诉你们英国的力量之所在，有时他们说为了威望，有时说是为了不断扩大的帝国，或者依靠跨越海洋的占有地。（我认为帝国）的力量在大不列颠，爱尔兰也包括在内。”[120]我们拥有了占世界14的领土和人口，“我们已经承担了世界上14人类的责任，难道还不能满足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雄心？它满足了威灵顿公爵（DukeWellington）、坎宁先生（Geeg）、格雷勋爵和罗伯特·皮尔（SirRobertPeel）爵士；它也满足了帕麦斯顿勋爵、罗素勋爵，后来也满足了德比勋爵。为什么不能满足——我不想在比肯斯菲尔德爵士和他的同僚们之间制造令人厌恶的区别……为什么现任政府阁员的野心得不到满足”[121]

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利用帝国提高英国威望的做法完全是建立在军事手段上的行为，无道德可言。在斐济和南非，保守党都是通过战争赢得了帝国的版图：“同样的行动出现在了南非，他们吞并了德兰士瓦的领土，那里居住着自由的欧洲人，基督教徒以及共和的社区……在这个只有8000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据说有6500人反对英国的举动。”[122]此外，英国又与祖鲁人开战，获得了他们的领土，“不仅如此，我们似乎还将与祖鲁以北的酋长开战”[123]。“我们将阿富汗撕成了碎片，变成了悲惨的废墟，摧毁了和平和秩序，增加了东方世界的混乱……我们每一步的前进都必须依靠军事力量。”[124]对格莱斯顿而言，迪斯雷利所有重建“有形帝国”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行为，都是侵略行为，完全是为了追求虚无缥缈的帝国实力，试图利用帝国掩饰军国主义的本来面目。

在格莱斯顿的第二个讲演中，他继续攻击迪斯雷利的南非和阿富汗政策：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和平、紧缩和改革”，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南非，那些被我们称为野蛮人的民族，他们用**的身体对付可怕的、经过改善的大炮以及现代欧洲科学武装起来的武器，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数以百计和千计地被打倒。但是他们并没有犯错，他们带着忠诚和勇敢为他们的爱国主义信念而战”[125]。

对于阿富汗，格莱斯顿认为，较之南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在阿富汗“我害怕你们会看到比祖鲁更悲惨的情景。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进程，你们只能看到一些官方的记录，战争的许多事实都没有为英国公众所了解。……你们已经看到，去年冬天英国军队不时地攻击阿富汗的一个个村庄，结果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我极力寻找这些部落灭亡的原因，但是，发现这些山区部落并没有得罪我们。我们追求未来政治的目的，选择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统治。”[126]

迪斯雷利对于阿富汗政策的公开看法是：“关于阿富汗人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对山那边发生的事我们得不到任何信息，不了解阿富汗将要做什么。我们所希望的是看得见，听得到。我们应该达到我们的目的，使埃米尔像其他文明国家一样向我们妥协。很多东方国家已经承认我们，他们的首都有我们的大臣和领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强求得到的），他们的小镇有我们的将军（保卫前线）。在阿富汗，我们必须扫除任何障碍，使我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处理共同事务。”[127]毫无疑问，迪斯雷利阿富汗政策的目的是完全控制阿富汗，使阿富汗的统治者成为英国政府手中的一张牌，随时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在迪斯雷利的思维中，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与英国的关系，根本没有自由平等可言，它只能是英国东方政策的工具。

迪斯雷利要在阿富汗派大使、将军以及官员，但是，阿富汗不愿意，格莱斯顿给予了解释：“为什么阿富汗人嫉妒欧洲居民出现，我们却觉得很无辜？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在印度的做法，一旦欧洲居民到来，我们不仅建立大使馆，而且将他们变成欧洲国家的工具，最终毁了居住国家的独立。……阿富汗人是什么人？他们像你们一样，也是自由的人，他们也像你们一样珍惜自由，他们像你们一样也会为自由献出生命……”。格莱斯顿对于阿富汗人捍卫自由的行动表示同情：为了保守党的目的，“1879年1月，印度人和阿富汗人在山顶上作战，他们起来反抗，村庄被烧成平地；女人和孩子们的自然结果是被驱赶和流浪；被埋葬在雪地。这些事情依我看是恐怖到了极点……”[128]。

在中洛锡安郡的第三个演讲中，格莱斯顿表达了外交政策的原则：“先生们，我首先表明我所认为的正确的外交原则：（1）提高帝国的实力需要公正的立法和经济……经济强大是帝国实力和国家实力的基本保证，立法决定了国家的道德基础。（2）和平的祝福。（3）保持欧洲和谐，联合的欧洲可以防止任何国家的自私行为。”他说：“共同的行动意味共同的目的，欧洲大国联合在一起的目的是将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4）避免不必要的参与，“如果你参与的事多，不仅不能增加实力，相反降低实力，甚至消除了实力。你事实上是在削弱了帝国，不是增强帝国”。（5）承认所有民族的平等。“你同大多数民族（国家），平等对待，在语言、宗教和血缘上就有更密切的联系，在必要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得到最强大的同情。……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更加优越，比他们都优越，那么我要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讨论你的爱国主义，但是你为了国家破坏了尊重别人的基础，事实上你伤害了你的国家。”（6）英格兰的外交政策鼓励热爱自由，“自由是建立在忠诚和秩序的最牢固的基础之上，个人性格发展的牢固基础之上，并且为人类最大程度的幸福”。[130]

在讨论外交政策的同时，格莱斯顿批评保守党政府的东方政策，认为该政策不能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我们的大使们亨利·埃里奥特爵士（SirHe）和奥斯丁·莱亚德爵士（SirAustinLayard）都认为维持奥斯曼帝国对于我们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结果土耳其人认为既然我们有如此的利益，我们不仅不能保护它，而且将它引向与俄国的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同时，该政策又不能得到斯拉夫人的信任：“我们对斯洛文尼亚（Slovenia）的行动使我们疏远了他们，我们的名字使他们厌恶。他们曾经愿意同情我们，愿意信任我们。他们是渴望自由，渴望自治的，没有侵略的念头，但是憎恨像俄国那样的专制帝国。……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他们推向了俄国人一边。”[131]

中洛锡安的演讲是自由党挑战保守党的一场重要的战役，格莱斯顿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帝国是国家联合体出于对英国文化的忠诚，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分享经济利益。帝国的统治只能建立在英国和土著国家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132]因为“现在国家间已经建立起姊妹的情感，平等、独立，每个国家都建立在合法的保护之下，共同法律适用于每个国家，居住在它的境内，寻求管理自己的事务”[133]。

与格莱斯顿不同，迪斯雷利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帝国和外交政策，通过建立一个“有形帝国”提高英国的大国地位。在太平洋英国取得了斐济，在北非收购了苏伊士运河44%的股票，在印度为英国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在1880年柏林会议上英国取得了塞浦路斯，扩大了英国在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的优势。在阿富汗，保守党政府不惜卷入与阿富汗的战争，实现了挽救帝国的理想。总之，保守党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完成1872年迪斯雷利演讲的承诺：“维护帝国的伟大”。

格莱斯顿一直是保守党的外交和帝国政策的反对者，他认为保守党追求的是侵略性的帝国政策，与“自由和志愿”的帝国联系背道而驰。他甚至担心帝国会变成一个战争机器，正是这种军事的精神成为支撑迪斯雷利东方政策的动力。同时，迪斯雷利本人也经常将帝国的军事实力挂在嘴边，他认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军事的实力。从柏林会议回来后，他又说：“人们一定自豪地注视着英格兰，她的舰船覆盖在地中海上；人们一定骄傲地注视着英格兰，因为她的秩序和奉献，因为她的政府能够在帝国的每一个地方调动她的军队。”[135]

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是19世纪60年代后的风云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理念，对于宗教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帝国问题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然而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他们的观点都代表当时一部分英国人的立场，因此都有很大市场。“无形帝国”和“有形帝国”看起来完全不同，实际上却是英帝国不同阶段上的各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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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p。151。

[5]Ibid。p。151。

[6]C。W。DilkeGreaterBritainLondonMa&Co1868p。382。

[7]C。W。DilkeGreaterBritainLondonMa&Co1868preface。

[8]Ibid。p。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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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W。DilkeGreaterBritainLondonMa&Co。1868pp。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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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W。DilkeGreaterBritainLondonMa&Co。1868pp。78—79。

[13]Ibid。p。76。

[14]Ibid。pp。78—79。

[15]C。W。DilkeGreaterBritainLondonMa&Co。1868p。69。

[16]Ibid。p。69。

[17]Ibid。p。407。

[18]DilkeTheProblemofGreaterBritainLondonMa1899p。697。

[19]C。A。BodelsenStudiesinMid-ViperialismLoorontoHeinemann1960p。60。

[20]D。S。LaheUheusTeologigeandIndustrialDevelopmeernEuropefrom1750tothe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69p。221。

[21]W。WoodruffImpactofWesternManAStudyofEurope'sRoleintheWorld'sEy1750—1960Ma1966pp。3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