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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帝国的主导思潮（第1页）

二、巩固帝国的主导思潮

巩固帝国在世纪之交成为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帝国政策，但对于如何巩固这个空前庞大且结构复杂的帝国，则必须考虑三个制约性因素。其一，英国经济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衰退，并且面临着德、美等国的挑战，英国人把帝国作为解决英国衰落问题的良方，在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但关键是采取何种方式使帝国成为英国力量的后盾。其二，帝国统治中的传统因素不容忽视。英国一向是一个尊重传统，不主张激烈变革的国度。兼之当时英国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更使英国不可能提出更多创新性的建设帝国思想，人们自然而然会利用各种各样的传统思想，在适应当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经过修改的帝国建设思想。这类传统思想多种多样，包括自由主义（Liberalism）、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种族主义（Racism）、社会主义（Socialism），等等。其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也影响帝国决策，这些情况包括国际形势的变更、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对殖民地情况有着最直接了解的殖民地行政官员个人的因素，等等。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各界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关于解决帝国所面临问题的方案，对于帝国的组织形式、经济开发、道德基础及种族关系都进行了探讨，从而对帝国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体看来，这些关于如何巩固帝国的思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自由主义者（Liberal），帝国改革派，文化相对主义者（CulturalRelativist），社会主义者（Socialist）。[39]以下分别进行叙述。

（一）自由主义者的守成思想

19世纪西欧各国中，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得最充分、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几乎成为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学派的出发点是经济方面的，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适应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完成而提出的，代表人物有18世纪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9世纪中期的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密尔（JohnStuartMill）以及19世纪的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顿（WilliamGladstone），等等。该派认为人应当绝对自由地互相竞争，以便他们最好的能力得以发挥。[40]而政府的功能是有限的，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经济活动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动调节。相应的，个人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也应享有实际行动并承担后果的完全自由，所以政府形式也必须是对个人干涉最少、最能体现个人利益和意见的统治形式。[41]毫无疑问，只有民选的代议制政府才最能体现这一要求。而在国际事务中，自由主义者则倡导国际自由贸易，主张依靠民族自由和国际公平交易的原则来处理对外关系。

对于殖民地的统治，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们反对流行于17、18世纪，以宗主国对殖民地经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方面全面垄断为特征的旧殖民体系。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鲜明地指出：“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的人民就其他各个方面来说，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42]这一方面是因为以反对旧殖民体制为目的的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让英国大受震动，另一方面也因为放松对殖民地的控制既有利于减少英国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英国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业已完成，其在欧洲居于霸主地位，而且号称“世界工场”。这种强大的国力更使得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帝国问题上，主张不建立正式的版图帝国，而是通过贸易、法律、文化等无形的力量把英帝国连成一片，既可以实践其自由贸易主张、减少英国对殖民地承担正式责任所应付的费用，又可以推进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正义与人道原则。在具体做法上，英国创立了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制度，给予白人移民殖民地以内政自主权，并将英国的议会制度推广到白人殖民地，在白人殖民地建立“得到多数人信任的”“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的”责任政府制度，[43]其大多数立法活动不再从属于英国议会；同时，英国在非白人殖民地注重发展当地福利，向土著地区传播英国式的文化、宗教、法律等。以上做法，使英国在19世纪中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由贸易帝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工业霸权不复存在，世界工场的地位也已丧失，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逐渐消失，因此自由主义进入急剧衰落的时代。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在英国社会根深蒂固，致使它的许多原则在当时的英国仍能激起大多数人的共鸣，并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思潮。

持这一派主张的主要有如下代表人物：罗斯伯里（5thEarlofRosebery），曾于1884—1885年任首相；索尔兹伯里，1895—1902年任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领袖，1905—1908年任英国首相；约翰。莫利（JohnMorley），1905—1912年在自由党政府中任印度事务大臣；劳合。乔治（DavidLle），在1905年度的自由党政府中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16—1921年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rbertHenryAsquith），坎贝尔-班纳曼之后的自由党领袖，1908—1916年长期担任英国首相；希克斯。比齐（HicksBeach），1895—1902年在保守党政府中任财政大臣，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者”[44]；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Hobhouse），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911年发表《自由主义》一书，概述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主要内容；休。塞西尔（HughCecil），保守党思想家，1912年发表了《保守主义》一书，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做出了全面论述。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早已成为英国国内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共识，因而这些来自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人在巩固帝国的原则上能持同一种态度。

这一派的主张如下：第一，强调帝国的道德基础，在巩固帝国时必须注重自由主义的原则。该派要求一种理性的、明智的、严肃的帝国主义，反对帝国狂热，要求英国人重新承担起对帝国的道义责任，在巩固帝国时尊重人道、正义、和平的传统并保持良知。该派之所以强调帝国的道德基础，主要是因为他们遵循着19世纪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的讲求道义的传统。霍布豪斯曾这样评价格拉斯顿在帝国问题上留给英国人的优良传统：

外交部的办事原则是：国家的理由证明一切事情都是正当的。格拉斯顿的办事原则是：除了人类良知证明是正当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国家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在他看来，政治家不仅要维护他的国家的物质利益，而且要维护国家的荣誉。……一个国家要变得伟大，不仅可以通过把地图绘成红色，或者把其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通过作为正义的先锋、被压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据地，使国家变得伟大。[45]虽然19世纪末的帝国扩张使人们暂时陷入帝国狂热之中，但一遇机会，这种英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就要起作用。希克斯。比奇指出，“不应用不正确的手段去完成伟大的目标”。[46]

而英布战争极大地伤害了英国人的良知，促使他们认识到帝国扩张中包含的非正义性，从而呼唤帝国道德基础的回归。战争期间，“亲布尔派”政治家主持的报纸《每日新闻》称赞“布尔人是一个勇敢而有骑士风度的民族”，并指斥英国的战争行为。[47]坎贝尔-班纳曼则一再指出，英国处理帝国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宽宏大度地对待布尔人，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南非，建立“两个欧洲种族之间的协调与融洽”[48]，以消除残暴的征服所带来的布尔人的憎恨及国际社会的指责。他于1906年当选英国首相后，特别提出把“正义与自由，而非特权与垄断”作为该党的执政准则。[49]

第二，该派主张坚持殖民地自治原则，尊重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成果——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自由党的代言人霍布豪斯指出，自由主义提倡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对白人中普遍存在着统一感情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潜在价值漠不关心。他进一步指出：“今天的殖民帝国实质上由老的自由主义所创建。它建立在自治基础上，而自治是现存统一感情产生的根源。我们当代的难题是想出一套办法来更具体生动地表现这种统一感情而不损害它所依赖的自治权力。”他还认为，英国自由党人应重视这一问题，努力使他的国家成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会的中心。[50]

无独有偶，保守党的代言人、著有《保守主义》一书的休。塞西尔也持同样观点。在书中，他认为，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守成力量，可以使社会的进程“不至于过分大胆或轻率，也不至于过分慎重或延迟”。[51]在帝国问题上，保守主义体现为要求维持帝国的完整与统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破坏帝国赖以存在的自治制度。他指出，当代帝国事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帝国成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而又不破坏或危害其中每一个部分理所当然地、坚定地要求的充分自由权。英国希望自治领也能完完全全成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但也希望“我们种族的一切公民，不论住在皇家自治领的哪个部分，同等地享有自由自治的伟大遗产”。他还认为，对于这一最终目标，英国国内“并不存在任何派系的争论”。[52]

第三，该派认为帝国应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积极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愿、自由的共同体，反对任何僵化的帝国政治、经济或军事组织。从自由主义的信条出发，自由主义者往往维护殖民地的政治自由，反对母国对殖民地的过多干涉；认为使殖民地持久忠于母国的最佳方式是使它们信任英国并想与英国统一，正如罗斯伯里指出，一个自由帝国在本质上“不是由武力，而是由感情和挚爱联系在一起的”[53]。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假如使用武力来让它们为英国的利益效力，则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利益各不相同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对于当时一些人提出的用机构化的方式统一帝国的建议，他们非常反对，正如索尔兹伯里在190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有许多重要人物——有巨大财富和权威的人，他们认为采取立法行动来使殖民地组成联邦的时刻已经到来。我奉劝他们，在他们这么做之前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希望从中得到的结果。我们没有立法权力来影响已从母国和它的女儿们那里升起的思潮和感情。”[54]总而言之，帝国组织应尽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非正式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自由主义思潮这时之所以能在帝国问题上重新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布战争后，英国出现了一派对帝国扩张的指责，从而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再度兴盛培养了土壤。另一方面，19世纪的大规模帝国扩张中，英国人并未来得及提出全新的巩固帝国的思想。此时，英国实力的衰落及其在国际上面临的危急局面，也使英国无力再采取积极的帝国政策，从而转入守成阶段，体系庞大的自由主义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巩固帝国的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派思想对于帝国巩固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原则上，而较少涉及具体措施。这主要因为自由主义在这时已经是一种具有固定内容的思潮，自由主义者大多处于维护前人立场的地位，已经较少创新了。他们更多地是提倡维持英国已有的帝国统治政策，实行无为而治。所以，他们对帝国并无远大构想，只有当帝国结构中出现什么问题时，他们才去考虑解决方法。他们的态度，可以用印度事务大臣莫利的话来概括，他说：“今天我能负责，明天我也能干得很好，后天我听天由命。”[55]

自由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已是强弩之末，但英国毕竟是一个靠自由主义起家、又靠自由主义达到鼎盛的国家，因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仍能占据帝国思想的主导地位。同时，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又几乎都是1905年起长期执政的自由党政府的成员，所以其主张对于制定帝国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帝国改革派的变革意图

如果说，坚持自由主义传统者的主张是立足于帝国政策的传统和帝国发展的现状的话，那么帝国改革派则往往在面对帝国现存问题的同时，又着眼于帝国发展的将来，试图改进19世纪中期以来的殖民体制，使之进一步增强英国的力量，并设计出许多具体的举措。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瑟夫。张伯伦，著名的帝国主义者，1895—1903年任殖民大臣，对英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著名帝国主义者，1897年起先后任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及总督。他们对于帝国怀着极大的狂热，矢志献身于帝国事业。

这一派巩固帝国主张的着眼点是英国经济从19世纪末以来的持续衰退，至一战前，无论是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见表1）还是出口量（见表2），英国都已大大落后于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因此，激进的帝国主义者主要想解决英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推行殖民地经济改革，使殖民地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以维持英国的霸主地位。

表1实际GDP的年增长率（%），1880—1913年[56]

表2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880—1913年[57]

这一派的主张如下：第一，大力发展殖民地经济，对于出生伯明翰商业世家的张伯伦而言，殖民地始终是一个经济命题，是英国巨大财富和经济稳定的潜在资源。他早在尚未担任殖民大臣时，就曾指出：

占有地球上某些大块空间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它们，除非你愿意开它们。我们是一笔大财产的地主，地主的责任在于发展他的地产。[58]

这就是张伯伦著名的“地产说”。1895年8月，即他就任殖民大臣的第二个月，他就大力呼吁开发这些殖民地。他指出：“没有帝国的援助，未开发的地产就不能得到发展……就我所知，这些殖民地归英国所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迄今为止，英国的统治者几乎什么也没做。”他还认为殖民地发展“既对当地居民有利，又对其外部更多的人口有利”[59]。

张伯伦认为，维持和防卫这个帝国的费用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帝国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自治殖民地还是附属殖民地，都能经济繁荣，以便能提供足够的金额来防御它们的领土，同时也能产生足够的资金促使当地经济走上持续增长的道路。在各殖民地发展的基础上，又可以通过“正确的组织和巩固措施，来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没有哪一种食物，哪一种贸易原材料，哪一种生存必需品，哪一种生活奢侈品，不能在英帝国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制造”。[60]这样一个帝国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

张伯伦的信条具有革命性，意味着推翻那种通过英国给予殖民地有限的资金来促使殖民地形成财政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体制。这种体制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对此做出最清晰描述的是1846—1852年任殖民大臣的格雷勋爵（Lrey，HenryGrey，3rdEarlGrey），格雷说：“要验证促进未开化地区居民发展的措施正确与否，最合适标准莫过于看该殖民地是否能自给自足。”[61]而张伯伦的主张则打破了殖民地简单维持现状的经济政策，试图使殖民地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第二，该派主张通过政府行为来发展殖民地。这一主张在仍然视自由贸易为金科玉律的英国，同样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根据自由贸易原理，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发展，不是通过有限的政府贷款来援助殖民地，就是通过私人投资在殖民地部分地发展生产，在这当中，英国政府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而张伯伦则开始彻底打破自由主义信条，试图使英国政府大幅度介入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张伯伦深知殖民地是一只只金鹅，只有在英国政府资金的刺激下，才会下金蛋。因为发展殖民地所涉及的许多举措，如建设铁路、桥梁、港口和灌溉系统这些公共工程，是私人企业所不愿承担或难以承担的。正如他在1896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的：

毫无疑问，在许多事例上发展被延缓，而在一些事例上则完全停滞了，仅仅因为能够运用来促进发展的方式超过了私人财力的范围……比如在多米尼加、在英属洪都拉斯及英属圭亚那，有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自然资源——金矿和其他矿藏、染料、木材以及所有热带作物，无论是殖民地自身还是私人冒险家，都不打算去开发这些资源。王室地产的广大及其毫无疑问的固有价值，正等待着一个买主，因为这里没有获得财富的适当方法。私人企业可以耕作农田、砍伐木材并开采矿藏；但是政府（也只能是政府）可以修筑公路和铁路，这是政府在这些新型国家的真正职能范围，而且只有在大不列颠认识到这一点时，它才能履行对于它统治之下的附属殖民地的职责。[62]

张伯伦的这种思想在政府仍坚持自由放任、不干预经济发展的时代显然是超前了，不过他仍力排众议，多次为西印度和非洲的发展争取到政府援助款，尽管数目微小，但毕竟在正统经济政策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后来支持张伯伦的米尔纳曾称张伯伦的任期是“进步的时代，即从旧的、不干涉和停滞的体系向新的、积极的和发展的政策过渡的年代”。[63]

第三，该派主张在英国及其自治殖民地之间建立正式的、紧密的、集权化的联系。从19世纪80年代起，张伯伦就是帝国联邦计划的大力推行者，在他成为殖民大臣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英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联合。在张伯伦看来，组织化的帝国要比自治更重要，他一再强调：“这一时代的趋势在于，把权力交到大帝国手中，那些较小的王国——没有进步的国家——注定要成为二流的、附属的地区。”[64]

出于对经济问题的敏感，他把商业联盟看得最为重要。1903年，他发起了关税改革运动，其目标是在帝国内部引进保护性关税系统，建立帝国成员之间的关税同盟，从而使帝国联合成一个经济整体，此举在仍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引起轩然大波。米尔纳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张伯伦，当他结束在南非的总督生涯回英国后，便积极为关税改革摇旗呐喊。1908年，他在出访加拿大时，曾大力游说帝国的经济联合。他说：“通过尽可能从加拿大而非阿根廷购买小麦，联合王国将帮助建立自治领的繁荣。通过向联合王国而非德国或比利时购买瓷器、陶器、玻璃制品或刀具，加拿大将向英国而非别的国家提供就业机会。”[65]

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思想的产生，和他的背景分不开。他出生在英国工业重地伯明翰市的一个巨商家庭，对经济问题十分敏感。该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其他工业强国对英国工业霸权的挑战。1895年，伯明翰的商界代表就向负责调查英国贸易衰落原因的委员会深刻地指出：“保护性关税已经使文明的市场向我们关闭。……凭借保护性关税，德国和美国已发展了他们的工厂，并且从他们的国内销售中获利。”[66]在伯明翰市的这种氛围中，张伯伦产生关税改革思想不足为奇。

帝国改革派大多长期从事帝国事务，对于帝国的发展前景有较明确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一般都具有前瞻性，往往都是明确提出帝国政策未来发展的走向，因而也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直到1953年，张伯伦的追随者、一战后担任过殖民大臣的艾默里在其回忆录中，仍然强调：如果当时英国确实实现了张伯伦的政策，则英帝国根本不会衰落。[67]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帝国改革派的观点虽然指向帝国未来，但是其理论立足点却是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此时已遭到许多人批判的种族主义观点和文化使命观。种族主义理论包含两个要点。一、英国至上论，认为上帝对英国人情有独钟，他们天生就是统治世界的种族。张伯伦指出：“命运之伟大与重要性完全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气候和环境都不能改变这个骄傲、顽强、自信和果断的种族。”[68]二、种族等级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不同种族的等级体系，英国人居于种族体系的最顶端，有色人种则在底层。米尔纳认为：“白种人必须统治，因为他是通过许多步骤才被提升到高于黑人的地位的。”[69]在实践中，他们一直注重与白人自治领的联合，而把土著种族视为较低等的、未发展的种族。至于文化使命观，则是他们从种族主义推导出来的理论，即处于较高文明程度的英国人负有向全世界传播英国文明的天定使命，正如张伯伦指出的：“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美德及缺点一并传播到有人居住的地区。”[70]张伯伦的殖民地发展政策，实际上也包含着英国人比当地居民更懂得如何发展经济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