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除夕。
窗外的鞭炮声像碎玻璃似的砸在铁皮屋顶上,时而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时而又稀疏得露出刺骨的冷。
安保经理周建军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手指死死攥着桌角那只缺了口的搪瓷杯,杯里的热茶早就凉透了,水面浮着一层褐色的茶渍,像极了桌上那份报告上刺眼的墨迹。
“你再说一遍?”周建军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烟灰从指间的烟卷上掉下来,落在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上,他却浑然不觉。
安保队长李根生站在桌前,后背绷得笔直,却不敢抬头看经理的眼睛。
他手里的报告纸被指节捏得发皱,纸上“死亡113人”的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麻:“是是113人,都是金钱鼠的家人。袭击的人只抓了二十多个,都关在西区仓库里。”
“都是因为结扎?”周建军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吱呀”声,“就因为个结扎,能闹出人命?李根生,你当我是傻子?”
李根生的喉结滚了滚,终于抬起头,眼里满是为难:“兄弟们审了大半夜,没敢动刑那些人哭着说,家里媳妇怀了二胎,被强制拉去结扎,回来就大出血,孩子也没了。还有个老汉,儿子因为躲结扎跑了,村干部把他家的粮缸都砸了,老伴气得住了院他们是急红了眼,才抄起锄头跟巡逻的兄弟起了冲突。”
“急红了眼?”周建军冷笑一声,伸手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又重重顿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在报告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那113条人命就白死了?背后没人指使,他们敢跟安保队动手?去!把仓库里的人都提出来,严刑拷打,我就不信撬不开他们的嘴!”
“经理!”李根生往前跨了一步,声音带着恳求,“不行啊那些人里,年纪最小的也五十出头了,最大的张老汉都八十二了,背都驼得快贴到胸口了。而且而且他们都是当年跟着去支援南棒的老人。
周建军的动作僵住了,指尖的烟卷烧到了滤嘴,烫得他猛地甩手。他盯着窗外,远处的鞭炮炸开一团红光,却照不亮办公室里的沉闷。
“我知道他们是老人,”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可我们是安保部,要保公司的安全,要保大家的安稳,这是我们的天职!”
“安稳?”李根生突然提高了声音,眼里的血丝清晰可见,“经理,你跟我说实话,这结扎政策到底公平吗?为啥财务部王主任的小舅子,在乡下生了三个娃,屁事没有?就因为他是金钱鼠?为啥咱们安保队的兄弟,媳妇怀个二胎,就被拉去结扎,连句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他越说越激动,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咱们单位是怎么建起来的?1968年,咱们跟着老厂长在荒山上搭草棚,吃了三年窝头就咸菜,手磨破了、脚冻裂了,没一个人喊苦!现在厂子建起来了,效益好了,却轮到咱们被吸血了?工资半年没涨过,福利全给了那些‘关系户’,连生孩子都要被管着,我们不是人吗?”
周建军猛地一拳砸在桌上,搪瓷杯晃了晃,发出“哐当”的响声。
“你问我?我问谁去!”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还有一丝绝望,“玛德!姓陈的那几个老东西天天在会上喊‘控制人口’,可他们的孙辈哪个不是生了一个又一个?我周建军活了四十岁,连个女儿都没有,我找谁诉苦去!”
办公室里陷入了死寂,只有窗外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地飘进来,像在嘲笑这满室的无奈。
李根生看着经理通红的眼睛,慢慢低下了头,声音也软了下来:“经理,要不咱们去找峰哥吧?”
“峰哥?”周建军愣了一下,这个名字像一把落满灰尘的钥匙,突然打开了记忆的门。
峰哥,曾经是单位的副董事长,也是周建军和李根生的老领导。因为反对强制结扎和“包产到户”的政策,跟姓陈的五个老领导吵翻了天,最后被安了个“思想落后”的罪名,提前退休了。
“当初他们逼峰哥辞职的时候,多少人跟着起哄,说峰哥不懂变通,”李根生叹了口气,“可现在出了这种事,不正好证明峰哥是对的吗?当初峰哥坚持东哥的理念,说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可谁听啊?”
周建军沉默了片刻,突然抓起椅背上的外套:“走!去看看峰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