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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孝武皇帝上（第5页）

颜竣就犯了这个错，他是把皇帝既当君王，又当老友，不仅自以为自己才华盖世，而且认为自己和皇帝的关系与别人不一样。还要申请外放，“考验”皇帝。

感情不能考验，要讲感情，你只能问自己对别人的感情，不能考验别人对你的感情。考验本身就是一件伤感情的事，而且别人也不是傻瓜，知道你是在逼宫，是在打我的脸。所以，颜竣一考验皇帝，皇帝马上就批准他走了。

《论语》里孔子说小人难养，叫“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颜竣跟皇帝关系太亲近，开始“不逊”。现在皇帝疏远他，他就要往“怨”发展了。

9雍州境内设置了很多侨郡、侨县，刺史王玄谟上言：“侨郡侨县没有实质性领地，新旧错乱，田赋捐税无法及时征收，请全部土断，居住在哪儿，就归哪个郡、哪个县。”

秋，七月二十四日，朝廷下诏，合并雍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郡县流民不愿归属当地户籍，造谣说王玄谟欲反。当时柳元景宗族强盛，很多人都在王玄谟部下担任二千石级别官员，趁此机会，都想讨伐王玄谟。王玄谟令内外平静，以解众惑，然后派出使者，飞驰向朝廷报告事情本末。皇上知道是谣言，派主书吴喜前往抚慰王玄谟，传话说：“七十岁老翁，造反图什么！你我君臣之间，足以互相担保，姑且一笑，舒展一下你的眉头吧。”王玄谟性格严肃，未尝妄笑，所以皇上就借这件事跟他开玩笑。

10八月二十二日，北魏主拓跋濬回到平城。

11八月二十七日，刘宋朝廷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

当初，高祖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离建康又近，不是宗室近亲，不得镇守。刘延孙的先祖虽然与高祖同源，但高祖属彭城，刘延孙属莒县，从来不序昭穆。皇上既命刘延孙镇守京口，于是下诏与刘延孙合族，让诸王都能与刘延孙家族子弟排辈分，序长幼。

皇上在深宫中荒**无礼，不择亲疏、尊卑，一概**，**行流闻民间，绘声绘色，无所不至。刘诞宽厚而有礼，又在诛杀太子刘劭、丞相刘义宣的事变上，都有大功，人心暗地里都倾心于他。刘诞又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皇上由是畏惧而猜忌他，不愿意让刘诞待在首都，命他出镇京口；还是嫌离得太近，再迁到广陵。因为刘延孙是自己心腹之臣，所以命刘延孙镇守京口，以防备刘诞。

12北魏主拓跋濬准备东巡，冬，十月，下诏命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

13十二月十二日，刘宋皇帝刘骏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大明二年（公元458年）

1春，正月一日，北魏设酒禁，酿酒、卖酒、饮酒全部斩首；婚丧嫁娶，可以暂时开禁，但有一定时限。北魏主拓跋濬因为士民经常醉酒斗殴以及非议国政，所以禁酒。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官府衙门及州、镇，或者微服杂乱于各官府衙门之间，探察百官过失，有司穷治，刑讯逼供；百官受贿满布匹二丈的，一律斩首。又增加法律条文七十九章。

2正月十日，拓跋濬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视平州。

正月二十五日，抵达黄山行宫。

二月二日，登碣石山，观沧海。

二月四日，南下到信都，在广川打猎。

3二月十一日，刘宋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5三月十二日，魏高宗拓跋濬回到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性格狡诈，游说皇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进谏说：“太祖（拓跋珪）开始建设首都时，所有工程，必定安排在农闲季节。况且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就算是要扩建，也应该逐渐进行，不可仓促。现在计算下来，需要抽调民夫二万人，再加上送饭的老弱，又是二万人，工期需要半年。一个人不耕种，就有一个家庭要挨饿，何况四万人的劳费，简直难以计算！这是陛下应该留心的。”皇帝采纳他的谏言。

高允喜好直言劝谏，朝廷有什么事不恰当，高允就求见皇帝，而皇帝也常屏退左右接待他。有时从早上一直到日落，有时连日不出，群臣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说话有时很痛切，皇帝都听不下去，命左右将他扶出，但是，始终都还是善待他。

有人在奏章上言辞激烈，皇帝看了，对群臣说：“君王就像父亲一样，但是，假如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谏，而是在私室之中，避开旁人去说呢？不就是不愿让他父亲之恶彰显于外吗！至于事君，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君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说，而要上表公开进谏，这是要彰显君王之短，而表明自己之直，这是忠臣所为吗？像高允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过，未尝不当面直言，甚至有朕所不堪耳闻的，高允也无所回避。朕能听闻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不知，这难道不是忠心吗！”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都做了大官，封侯，他的部下，官至刺史、二千石级别的，也有数十百人，而高允做侍郎，二十七年都没有升迁。皇帝对群臣说：“你们虽然手执弓刀，在朕左右，不过是白白站在那里而已，未尝有一言规正朕；只是趁我高兴的时候，求请官爵，如今，皆无功而至王公。高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少，不过为郎，你们不羞愧吗！”于是拜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去打柴卖柴，以补贴家用。司徒陆丽对皇帝说：“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儿女，都不能建家立业。”皇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见朕用他，才说他家贫吗！”即日，亲自到高允家里，看见只有草屋数间，粗布被褥，旧棉絮做的棉袍，厨房中只有盐和蔬菜而已。皇帝叹息，赐给布帛五百匹、粟米一千斛，拜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皇帝不许。皇帝器重高允，常呼他为“令公”，不叫他名字。

游雅常说：“以前史书称赞卓茂（见公元25年记载）、刘宽（见公元165年记载）的为人，心胸狭窄的人还不相信。我与高允交往四十年，从未见他有喜怒之色，才知道古人不诬。高允内文明而外柔顺，说话慢声细语，好像说不出口。当初崔浩曾对我说：‘高允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缺乏的，就是刚毅勇猛的矫矫风节而已。’我也以为然。等到崔浩犯罪，起因不过都是一些纤微之事，皇帝诏书指责，崔浩声音嘶哑，两股战栗，几乎说不出话；宗钦以下，伏地流汗，面无人色。而只有高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词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这不就是所谓矫矫者吗！宗爱当权的时候，威震四海。曾经在议事厅召集百官，王公以下都趋庭望拜，唯有高允，只是登上台阶，长揖而已。由此观之，汲黯可以躺在**见卫青（参见公元124年记载），也不算是抗礼了！这不就是所谓风节吗！了解一个人确实很不容易，我曾经错看了他，崔浩又把他说错，这就是鲍叔牙死后，管仲哀恸的原因了。”

多自省，想想你怎么看自己

高允的风范，是身上有底气，有底气的原因，不在于有多大本事，而是心底无私，诚意正心。而且自己对自己这一点，确然无疑。这是关键——关键是自己知道自己。

诚者，不自欺也！自己心里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心静、心定，才有底气。像崔浩那样的人，才华和盛名高位之下，掺杂了自己的私心，私心之下又搞出一些小动作，掩耳盗铃，欺负别人不知道，或者博弈别人能容忍，一到皇帝不能忍的时候，就**了。就像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一旦做了一件内心有愧的不义之事，这浩然之气，一下子就泄掉了，真气没了，气馁了。崔浩声音嘶哑，两股战栗，几乎说不出话，就是这种情况。

游雅拿管仲与高允相比，说鲍叔牙死后，管仲哀恸，因为没人了解他了。我想，这也是孔子说“管仲之器小也哉”的原因之一吧！拿管仲比高允不恰当，在这方面，高允比管仲境界高。人的底气，在于自己知道自己，不在于有没有别人理解。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一片冰心在玉壶，你知道也就知道；你今天不知道，明天自然就知道了。明天还是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管我自己，别人管得了就管，管不了就算了。

高允的品格，真正符合安贫乐道的修养，又有行道于天下的风节和能力。崔浩说他缺乏矫矫风节，他自己穿了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他懂什么叫矫矫风节啊！

多自省，想想你怎么看自己；别老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关注自己怎么看自己，就是教育自己，修养自己，养浩然正气，顶天立地。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就是敷衍修饰，纸糊的形象，“皇帝的新衣”，一戳就破。

6三月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夏，四月十一日，刘宋皇帝刘骏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皇帝刘骏不愿意大权掌握在臣下之手，六月六日，分吏部尚书，设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又撤销五兵尚书。（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掌官员档案及评审、升迁、任命，权力较大。五兵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掌兵权。刘骏将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分割他们的权力。而五兵尚书，干脆就取消了。）

当初，在晋朝的时候，任命散骑常侍，皇帝的选拔和民间的声望都很重要，与侍中差不多；后来，逐渐变成一个闲散官职，没有分量，用谁也就比较轻率。皇上想要提高散骑常侍的地位，于是任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权力重大，而常侍是个闲职，仅改变人选，不授以实权，就算皇上希望提升它的重要性，人心又岂能改变呢！”

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的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

选拔官员之难，先王就说过，上古时代就是如此。周礼，对人才的培养，始于学校，在他的家乡，由乡里和州府进行评定，把姓名呈报给六事（朝廷六位大臣：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而后转呈给天子。在汉朝，州郡收集本地人才的事迹，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延聘为掾属，三公考察他们的能力得失，再由尚书上奏给天子。一个人才，要经过这么多部门和大臣的检阅，所以能官得其才，很少有坏事的。魏、晋改变了这种做法，所以吏治失误很多。

相貌忠厚，态度诚恳的，其内心的阴险，可能深如溪壑，听其言，观其行，尚且担心不能真正了解他，何况如今千千万万的官员，只靠一次面试，全国官员的职位，专断于一个部门，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为了升官晋爵，下面的人谄媚，上位的人渎职，不再有廉耻之风气，不再有谨厚之操守；官邪国败，不可收拾，假使让龙做尚书，舜做天子，要想吏治清平，恐怕也不能做到，何况后世任命的官员呢！孝武帝（刘骏）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不能学习周、汉的经验，那无非是朝三暮四，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