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六月二十四日,北魏主拓跋濬在松山打猎。秋,七月二十八日,进入河西。
10刘宋南彭城居民高阇、和尚昙标以妖妄相互煽动,与殿中将军苗允等阴谋作乱,立高阇为帝。事情被察觉,七月二日,皆伏诛,被处死者数十人。于是皇帝下诏,整顿诸寺院,淘汰不肖之徒,又设立若干条禁,从严执行连坐诛杀;自己不能戒行精苦的,一律还俗。但是,很多尼姑经常出入宫掖,这项禁令竟不能施行。
中书令王僧达,幼年即聪警能文,但是行为**不拘。皇帝初登基时,擢升他为仆射,居于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负才华,认为自己当世无人能及,一两年之间,就期望能升到宰相。可是后来却被调任为护军,怏怏不得志,累次申请外放到地方工作。皇上不悦,由是逐渐将他降级,五年之中,七次贬官外放,最后甚至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满怀怨气,所上的表奏,有赞有弹,又好非议时政,皇上对他的愤怒不断累积。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经去拜访王僧达,坐上他的卧榻,王僧达下令把席子拿出去扔掉(路太后的哥哥路庆之曾经当过王家的马夫,所以王僧达认为有失身价)。太后大怒,坚决要求皇上杀王僧达。这回赶上高阇谋反,皇上就诬陷王僧达与高阇通谋,八月十五日,逮捕王僧达,交付廷尉,赐死。
君子、小人不过是对一类人的统称,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所以姜太公以屠夫、钓鱼翁的身份,起而为周朝国师,傅说以建筑工人的身份,起而为殷朝国相,可见一个人能明耀天下,还是沉寂于黑暗,全由他的才能决定。到了西汉、东汉,这个道理也并未改变: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不过,到了近代(沈约是南梁人),就分成“豪族”与“寒门”两个阶层。魏武帝曹操开始设立九品制度,用以评估人才优劣,并不是看他世族门第高低。而各州中正官及一些庸俗之士,则为了自己的利益,随心任意,凭借世家门第,互相攀缘;因此沿袭,于是成为制度。
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豪族和寒门的差别,就泾渭分明了。
【裴子野论曰】
在古代,一个人只要有德有义,就会得到尊敬,不在乎你是不是贩夫走卒;如果无德无义,也没人尊重你是什么名门望族!高官贵爵的子孙,跟普通人一样。虽然也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但并没有豪族和寒士的对立。晋朝以来,虽然稍有改变,但草泽奇士,仍可踏入显途;而到了现在,却只看门第。于是三公之子,傲视九卿之家,黄门、散骑侍郎的子弟,又不把县令看在眼里。互相骄傲轻视,争夺利益,只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流,既有才华,又轻浮急躁,如果让他们生在寒门,照样会被摧折。而今,他们仗恃自己的门第,招来大祸,岂不是活该!
【华杉讲透】
将迎意必的毛病
王僧达之祸,败在四个字——将迎意必。
有这种毛病的人太多!太普遍了!
王阳明先生却说:“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
将迎意必,就是期待着事情一定会怎样,就准备迎接,到了自己预计的时候,那好事却还没来,就心生怨愤,或者要“弯道超车”,搞出翻车的事情来;或者要“另辟蹊径”,结果走进“断蹊僻径”。
王僧达的将迎意必,就是他认为自己一两年就能升宰相。然后没有得到,就怨愤了。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一个员工,他认为上级应该提拔他,却提拔了别人,于是就对老板有怨愤,要辞职,辞职报告一提出来呢,老板马上就批了。从此,他就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
或者,一个老板,他觉得自己的行业赚钱太少,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于是就要换一个赛道。结果就成了邯郸学步,新的业务没做成,原来的业务也荒废了。
将迎意必,源自《论语》里的话: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固,是固执,不听劝。不听劝,就要被骗,跟着附和他的人走,就是马克·吐温说的:“世人听骗不听劝。”我,是自我,做不到无我。
这是四种坏心态,人人皆所常有,而孔子是绝对杜绝的:臆测心、期必心、固执心、自我心。
11九月四日,北魏主拓跋濬回到平城。
拓跋濬讨伐柔然
12九月二十五日,北魏大赦。
冬,十月四日,北魏主拓跋濬北巡,想要讨伐柔然,到了阴山,天降雨雪,拓跋濬想要还师,太尉尉眷说:“如今动大军以威北敌,离开首都不远,而车驾遽还,敌人必定怀疑我有内难。将士们虽然寒冷,不可不进。”拓跋濬听从。
十月二十一日,驻军于车山。
13刘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修筑两座城池。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击,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战,击破北魏军。殷孝祖,是殷羡的曾孙。
皇上派虎贲主庞孟虬将兵救清口,青州、冀州二州刺史颜师伯派中兵参军苟思达协助,击败北魏兵于沙沟。颜师伯,是颜竣的同族兄长。
皇上又派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与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会师,共同攻击北魏兵,屡战屡胜,斩北魏将领窟瑰公等数人。
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兵协助封敕文,入寇青州,颜师伯抵御,辅国参军焦度刺中皮豹子,皮豹子坠马,焦度夺得其铠甲、长槊等装备,手杀数十人。焦度,本是南安氐人。
14北魏主拓跋濬亲自率领骑兵十万人、战车十五万辆攻击柔然,穿过大漠,旌旗飘扬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遁,其别部乌硃驾颓等率数千帐落投降北魏。拓跋濬刻石纪功而还。
15当初,皇上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典签。皇帝即位之后,把他们都任命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年,三位典签都以初举兵时参与密谋的功劳,赐爵县男;蔡闲已经去世,追赐爵位。
这时皇上亲览朝政,不信任大臣;而心腹耳目,不能不另行物色。戴法兴颇知古今,一向得到皇帝的亲待。鲁郡人巢尚之,是寒门士子,涉猎文史,为皇上所知,也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官授任,或迁徙诛赏的大处分,皇上都与戴法兴、巢尚之商量;内外杂事,则多委托给戴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戴法兴、戴明宝大肆收受贿赂,凡是他们说要举荐某人为某职,没有办不到的,于是天下趋炎附势之徒,都集中过来,二人家门之外,聚集成市,家产都累积至千金。
唯独吏部尚书顾觊之不巴结戴法兴等。蔡兴宗与顾觊之友善,嫌他风节太峻,顾觊之说:“辛毗有言:‘孙、刘不过让我做不成三公而已。’我认为:人的禀命有定分,不是智力所能改变,唯应恭己守道;愚昧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妄意侥幸,白白亏损了正道,而对得失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把他的意思,命侄儿顾原撰写《定命论》,加以阐释。
辛毗的典故,是指魏明帝时期,刘放、孙资把持朝政,大臣们无不与二人交好,而唯独辛毗不和他们往来。辛毗的儿子辛敞进谏说:“孙、刘用事,众臣都像影子一样依附他们,父亲大人也应该稍稍放低身段,不然,必有毁谤之言。”辛毗正色说:“我立身做事,自有标准,就算和孙、刘合不来,也最多不过做不成三公而已。大丈夫能为了做三公而毁弃自己的节操吗?”
皇帝不信任大臣,而自己另用一班人马,这是皇权和相权之争。皇帝把相权都夺了,而他的私人班底的人呢,并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权力,权力完全来自皇帝,对皇帝就百分百服从,执行他的意志,这是皇帝的想法。所以,不管是用亲信,用外戚,还是用宦官,都是不愿意与宰相分享权力,也避免受权臣威胁。但是,权力是个魔杖,到谁手里,谁就成了权臣,夺了文臣的相权,武将的兵权,并非就没有权臣了,而是换了一批权臣而已。亲信、宦官、外戚,都可能倾覆皇上,完全不比文臣武将们更可靠。
所以,所有这些举措,都是权宜之计,时时刻刻都要找寻新的平衡点,这就是权术了。
顾觊之不愿意参与权术之争,一来是因为他的价值观;二来他不是皇帝,不在风口浪尖,有回避的余地;三呢,如果做三公都要靠巴结贿赂戴法兴、戴明宝这样的人,那三公已经不是三公了,还去做它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