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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从两广事变到绥远抗战（第1页）

第四节　从两广事变到绥远抗战

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一心想要消灭共产党，但面对日本的步步入侵，他又不能不考虑抗日的问题。此外，他还面临着一些地方实力派的分庭抗礼。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方针，其理由是在国力未充、准备未周、中日两国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实现安内、统一是攘外和御侮的一个重要前提。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不仅限于“剿共”，还包括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方针中包含着深层的政治考虑，也表明其政策实施中先后轻重的次序安排。从两广事变的平息到绥远抗战的发动，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两广事变的爆发与平息，说到底还是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割据势力之间的一种较量。自1932年1月陈济棠就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把广东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之后，广东事实上就半公开地同南京中央政府在分庭抗礼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同样想要保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因而便与陈济棠联合一气，支持陈济棠与蒋相抗衡。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的重心在“剿共”和应付日本蚕食进攻，因此一直没有对陈济棠和李宗仁等西南派采取行动，而是尽可能地想要通过羁縻的策略，消除西南派精神领袖胡汉民的敌意，许胡以高位，如提议胡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拉胡入京，从而达到瓦解西南派的目的。不意胡汉民始终坚持与蒋为敌，并不惜公开在广州抛头露面，支持半独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抨击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正在蒋介石极为头疼之际，胡汉民于5月12日突然因脑溢血去世，蒋介石当即转守为攻，要求两广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陈济棠为维持广东半独立局面，便拉上李宗仁、白崇禧，利用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南京政府一味退让从而引起国内舆论广泛批评的情势，趁机打出抗日大旗，以要求中央领导抗日的名义，出兵北上，以进为退，逼迫蒋介石承认两广半独立地位。

两广这时有兵力约30余万人，包括陈济棠的第1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再加上广东和广西的9个空军中队，以及广东的少量海军。事变的发动，是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5月27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为信号的。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1、4集团军北上抗日，同时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并据此呈文和通电布告天下。电称：“日本侵我日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3天后，陈济棠和李宗仁又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发出通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随即，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决议，一面成立军事委员会，一面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以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进而大张旗鼓地向湖南进军。

这个时候，中央军已经利用“剿共”之名，先后进入过去被各地方实力派严密控制的川、黔、滇、康和晋、陕、甘等西南、西北边远省份，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可以达到除东北、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内地绝大部分省、区。这时在关内唯一还可以成为国民政府统一障碍的，也就是两广。因此，对两广称兵，不要说国内各界颇不谅解，就连两广内部也意见分歧。以广东方面为例，因胡汉民去世，最有声望者只有邹鲁。陈济棠称兵反蒋，想请邹鲁出面主持，邹得讯后即于5月16日早早跑去香港，并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全国各党派团结对外。而其他如萧佛成、唐绍仪等亦持反对立场。至于具有全国影响的军政元老如冯玉祥、阎锡山、许崇智等，对陈济棠之举也公开表示不赞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两广事件发生之际中央军正分散各地，有的用于“追剿”红军，有的用于驻防川、黔、滇、康以完成军政统一，有的以防堵红军东征为名进入山西，有的集结于洛阳、潼关一带准备调入陕甘协同东北军“剿共”，但这并没有让蒋介石手足无措。因为他不准备马上诉诸武力，他一面调兵防备衡阳以拦截西南联军，一面却更多地采取政治的手段来平息事件。

事变刚一发生，蒋介石就接连公开致电陈济棠等，强调“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劝告两广，如有大计，当可派代表进京相商；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最近期内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任何意见均可提交会议讨论，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与此同时，蒋介石以40万元作为对何键服从中央的奖赏，促使10万湘军不受两广蛊惑而站在中央军一边。再加上中央军抢先进据衡阳，已经推进至零陵和祁阳的广西军队，遂不得不半途而止。西南执行部因此不能不一面激烈抨击蒋介石不对进兵华北的日本用兵，反而调集重兵压迫粤、桂；一面明确表示，西南当局并非要对中央兵谏，不过要求中央出面领导抗日，并请定北上路线、集中地点和给予军辎军火接济而已。至16日，眼见借道湖南北上不成，陈济棠和李宗仁便明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通电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的中央军北上抗日。

两广既不敢对中央军用兵，蒋介石自然不必用武。他马上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内部本来就不巩固的广东势力实施瓦解术。广东空军最先弃陈而转向南京，所有飞行员均得晋升，且发给赏金12万元。李汉魂为首的部分广东军政人员随后也纷纷离穗赴港，公开致电陈济棠，批评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粤军主力第1军军长余汉谋很快也决定服从南京。余汉谋在7月7日径飞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出面收拾粤局。蒋介石当即委任余汉谋为第4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并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带活动经费100万元。余于9日通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抗拒陈济棠的命令，服从南京，支持国家统一。面对这一危险局势，陈济棠和李宗仁等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成立第1、4集团军联合司令部，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1、4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粤、桂两军同时迅速缩短防线，采取守势。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公开批评广东军事当局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动摇革命根基。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并以军事委员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1、4集团军，但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却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次日，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其电称：“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实祸国殃民之行为。随即，余汉谋下令所部回师广东，而驻守韶关的第2军和驻守大坑口的巫剑虹部先后不战而退，余汉谋部顺利进至英德、军田一带，逼近广州城。紧接着，第3军第9师3个团也通电倒陈，陈济棠大势已去，不得不于17日派私人代表飞往南京面谒蒋介石，表示可遵命下野。18日，广东空军150名飞行员、72架飞机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通电倒戈，陈济棠更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条件。当晚，陈被迫携带家眷乘英国军舰赴港，并被通电下野。

广东瓦解，广西便呈孤立之势。7月20日，李宗仁、白崇禧也不得不通过黄绍竑等向南京表示愿意接受新的任命。但蒋介石自然不会放弃这一根本解决两广半独立局面的大好机会。25日，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另委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与此同时，蒋令中央军一部由湖南威胁桂林，以一部由黔南压向广西宜山，并派两部进入广东，一路由北江、连山向广西富川、贺县、八步方向开进，一路由广东肇庆沿西江而上，向广西梧州开进，表面上是向广西施压，实际上正如蒋自己所言，此不过一石二鸟之计：“中央对桂军之目的，乃在借此入粤兼安粤局耳。”

李宗仁、白崇禧并不了解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相信非逞强不能逼蒋让步。他们迅速下达全民动员令，并发表告军民书，扬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时还电邀各反蒋派团体和人士入桂，包括请在港反蒋派要人李济深出来主持大计，请蔡廷锴、区寿年等来桂重组第19路军。于是，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先后入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救国会、第三党等均有代表到南宁，并扬言要于8月初组织独立的抗日政府。

蒋介石原本对桂用兵就含有复杂意图，并非真想与广西全面开战。眼见事态不妙，他又转而先后派人前往南宁进行疏通。于是一触即发的战端又出现了转机。双方人员频繁往来后，解决的症结最后归结为人事安排和中央军撤兵两项上。蒋介石坚持，李、白两人必须有一人离开广西到中央任事。经过讨价还价，李、白最终同意有条件妥协。

9月2日，程潜、居正、朱培德飞抵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正式谈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2）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3）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4）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4集团军；（5）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6）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7）广西军队保留3个师，军费由中央支付；（8）以上各条除第（3）条保密外，其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

6日，南京政府发表命令，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说明因“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所幸中央当局……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亡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两天后李宗仁、黄旭初在南宁宣誓就职，两广事变至此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根本解决，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与安内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尽管这个时候西北陕甘地区还有“剿共”的工作尚在进行，但是，多数国民党人和舆论界显然都相信，统一和安内的工作接近于大功告成，攘外和御侮的工作应该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大公报》记者对南京政府前期的工作即颇肯定，其文称：“这五年当中，除了共产党一个问题未曾安排好以外，我们未曾打过重大的内战，尤其是今夏两广问题的解决，使我们的国家发现一个统一的规模。我们试打开地图看看，中自江浙赣鄂起，南至闽粤桂湘，西至黔滇川陕甘宁青，北方的鲁豫晋绥，莫不在同一的行政组织之下，这些省的军队也莫不在同一的军令系统之下。行政院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国，中央的军令可以动员全国的军队。这种情形是民国以来所未有的。”

事实上，广东陈济棠的势力刚被瓦解，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成立了以蒋介石为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的国防会议，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各项决议办法，大家可以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也正是在这次会上，蒋介石公开发表了《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报告，具体说明：“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分割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在这一报告中还说：“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据此，二中全会通过宣言亦强硬宣称：“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今后，“吾人对内惟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绥远抗战的发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进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并且编制完成了2个军共8个师的伪蒙军。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以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1军军长，总兵力1万人。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所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所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军第2军第7师穆克登宝都所部驻百灵庙。日本关东军并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入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渐趋紧张。

还在华北事变之际，蒋介石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3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所以，蒋深信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绝不会眼见日本的阴谋得逞而无动于衷。在蒋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便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当时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了。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上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弟意于此省府改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决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则，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摇，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

蒋此番布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绥远与冀鲁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相当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麟征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见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好在日伪军这时并未发动突然的进攻。

8月初，南京方面再度得到消息，称日本准备趁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察绥这时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这说明，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的安危。注意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已经在密谋趁敌准备未周，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了。他明确告诉阎锡山：“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予其一大打击后，适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定向绥远增兵了。阎电称：“此间自前次接奉钧电后即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二团，内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绥同一带。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但实际上，晋军这时很大部分兵力仍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故其对绥远用兵实难做到全力以赴。特别是注意到张国焘、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会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

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态度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4个师、炮兵1个团，伪军包桂亭有6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亦有3个师并2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万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的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相当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相信，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蒋在军事上趁机出着的条件已失，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重要，试图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