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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北善后与三位一体局面瓦解（第1页）

第二节　西北善后与“三位一体”局面瓦解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为实践自己关于“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的公开承诺，张学良于26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31日，张学良被交付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会审。他当堂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不断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给蒋委员长，一切都出于正当的爱国的目的，但我们无法劝说蒋委员长改变此种政策，甚至蒋委员长还命令警察向爱国学生开枪，所以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要知道，“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问题是没有别的方法。张学良特别强调指出，他至今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声称：除了对自己违反纪律、损害领袖尊严表示承认并愿意领罪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甚至再度表示，他的目的就是要根本变革现在的南京政府，就是当老百姓，他这种革命的信念也不会改变。张学良虽被判处10年徒刑，蒋介石仍十分恼火，以至在日记中痛斥张：“可痛之至！”

既然事变是必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张学良当然不认为自己结束事变是出于一种对错误的忏悔。恰恰相反，张学良在期待着，他相信他已经通过事变成功地改变了蒋介石的政策，希望看到蒋介石能够实践允诺，具体施行新政策。在到南京的第二天，即27日晚上，他就当面要求蒋介石实现诺言，改组政府。他告诉杨虎城说，对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然而，事实上蒋介石对张的要求非常不快。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彼犹欲强余实行改组政府，毫无悔祸之心。”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最担心蒋不践诺的还是西安方面。张学良送蒋走之后的第二天，杨虎城就找到周恩来，提出应该将蒋之承诺公之于众。31日，南京政府判决张10年徒刑。周恩来为此将几次谈判中宋子文代蒋承诺的结果归纳为五条：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但是，无论是杨虎城，还是这时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上述5条做了增删。27日，西安《解放日报》公布的条件已成为6条，即将“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改为“撤兵”、“停战”、“西北归张、杨主持”共3条，取消了“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内容，在改组政府和停止内战的条款内加入了“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的内容。而毛泽东于28日公开发表的条件中，则没有“停战撤兵”及“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内容，“改组南京政府”一项变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联合各党各派”一项变成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停止“剿共”的内容单独成为一条，即“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释放爱国领袖”项内，又增加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内容。

匆忙公布蒋介石所谓承诺的不利后果几乎立即就表现出来了。在上海的潘汉年很快来电：宋子文曾专门告诉他，“蒋宋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宋子文和宋美龄甚至为此大发脾气。他们要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第一，西安不顾信义，宣布秘密承诺，已使他们难以出面说项；第二，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否则他们将退出调停工作；第三，如今改组等事已相当难以进行，必须待以时日，须秘密策动英、美两国舆论酝酿时局。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也很快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声称“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么保证”。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它不仅不能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就范，而且强化了蒋介石必欲彻底解决西北问题的态度。

西安和保安刚一公布蒋介石的所谓承诺，蒋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谈话会，提出“不能令张学良再回西北”。这一建议虽然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但在29日，蒋介石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不准张学良再回陕北，而保其生命”。与此同时，蒋决心不顾撤兵承诺，“缓撤西北及潼关部队”。他明确提出：“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不惟国防失一根据，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陷于永劫不复矣！”

30日，蒋介石决定了处置张、杨的具体办法，但为安抚宋子文，仍去函表示，审判张学良乃必要之惩诫，新年一过，“三两日内必为办到特赦，并仍令其立功自救”，劝其“不必愤慨”。对此，宋子文也只好接受，但相信“君无戏言”，相信他说到做到。宋一边给蒋去函称“此项办法虽事前未蒙预示，而弟相信吾兄必能为之办到”，一边特地到张学良住处，向愤愤不平的张学良再度许愿。殊不知，蒋其实不过是要把张学良的10年徒刑变为无限期软禁而已，丝毫没有“令其立功自救”的想法。不仅如此，蒋介石事实上已经确定了要彻底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方针。只是鉴于现实，不得不决定善后方案要“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罢了。

对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共和西安方面也开始渐渐地感觉到了。31日，他们已经得到张学良从南京送来的亲笔信，知道南京形势十分复杂。随后，张学良被判刑、南京有意以王树常取代张学良、何应钦电示中央军秘密向陕西推进等消息陆续传来，西安的气氛很快紧张起来。毛泽东一面去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同陈立夫接洽，从中调和；一面告诫周恩来等，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力保西安胜利的前提下，亦应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

1937年1月3日，南京方面用电话通知西安杨虎城等，南京政府准备给杨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另以孙蔚如代理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要求东北军及第17路军将领发通电表示拥护。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电话通知杨虎城：中央已决定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驻陕，并要求东北军立即恢复西安事变以前的位置，17路军主力立即开回陕北。南京此举显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进而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否定西北特殊地位。这自然与张学良转达的蒋24日关于“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也与25日两宋保证的“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的条件不相符合。西安方面，特别是杨虎城和诸多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报复。南京如此善后，无疑使他们深感不安，必欲抵抗。杨虎城在内部明确讲：“为自卫计，为贯彻主张计，誓必与之周旋到底。”他同时电告宋子文：“我兄前电曾谓汉公可于五日离京返陕，现此间一切亟待主持，汉公一日不返，则军民一日不安。”

1月4日是南京方面准备宣布对张学良予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西安方面却已经断定：“宁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间分化而便（于）用兵。”因此，周恩来、叶剑英、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当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开会详细讨论了作战问题，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他们估计：南京中央军正在调集25个师以上的兵力，组成14个纵队，准备向西北抗日联军（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发动进攻，故西北抗日联军万不得已时应以一部箝制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集团，集中主力首先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制止其进攻。具体计划：东线从渭南赤水至长安构筑7道防线，配置6个师的兵力巩固正面；同时集结步兵3个师以上及骑兵2个师于渭北，准备向南实施坚决突击，歼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为此目的，渭河以南的蓝田、商县一带，以一部兵力依托秦岭，以运动战与游击战迟阻北来之李默庵纵队。红军主力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今旬邑）地区，准备以3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李默庵纵队，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西线，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学忠两部对胡宗南东西两侧形成威胁，红军一部尾随胡敌，箝制之。北线，则主要以孙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线，红军一部警戒瓦窑堡、清涧一线。会议并且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张学良为总指挥，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杨虎城统一指挥。

1月4日以后，张学良回陕明显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这一天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交军委会，实际上也就是由蒋介石处置了。蒋并有电报给顾祝同及刘峙等，提出：“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又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之目的。”蒋之对张难予谅解，并必欲借机控制西北，至此已昭然若揭。宋子文对此看来也毫无准备，其保证张学良回陕都不能做到，前此“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云云，自然更是成为一厢情愿的白日梦。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恳求也好，威胁也好，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南京方面的这一处置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绝不打算将西北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不仅决心全面控制陕西及其贯穿陕甘两省主要交通线，将东北军置于甘北与中央军杂处，将第17路军置于陕北，使其夹在中央军与红军之间，并且再不准备让张学良回东北军。蒋介石明确告诉顾祝同，对杨虎城现在虽可暂取和平态度，但最终必须“根本解决”。电称：“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望照此意运用进行。”

张学良注意到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为确保东北军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调入甘肃的方案明确表示异议。他告诉负责监护他的戴笠：中央将东北军调往甘肃的办法事前未与他商量，西安方面闻此消息必发生战事，将来必有一半的力量归附共党，且中央令东北军恢复去年12月1日以前之防地，无异故意使之与红军打成一片。据此，他写信给蒋介石，提出甲、乙两种方案供蒋参考。甲案，在继续“剿共”的情况下，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他负责调出及整理。乙案，在不“剿共”的情况下，调杨虎城到甘肃，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炳勋、商震、萧之楚、万耀煌等军驻陕西，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本人帮助整理，此后自己愿去读书。

蒋介石对张学良所提乙案并不看好，他显然不想让东北军驻在过于靠近平汉路的湖北；即使东调，也希望将这不十分可靠的部队部署到较为偏僻的豫皖两省交界处。经他修改后的方案仍分甲、乙两案。甲案与前无太多变动，仍要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或将陕西绥靖公署移设三原。关键是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要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可由第17路军驻扎。乙案则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尽管周恩来等早就估计到张学良不会被释放，但张学良被公开宣布严加管束后，东北军将领以及杨虎城等仍旧十分震惊。这时，蒋介石明告西安方面：中央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不仅西安，整个陇海路均必须置中央管理之下。为此，南京军队大举西进，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而宋子文也致电杨虎城，表示对前所承担的斡旋事宜难有所为，不得不即告退出。所有这些都使西北方面对和平日益感到绝望。

西安事变之后，西北三方始终在设法保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事变后一直强调要通过“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联盟，将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独立局面。在得知南京方面不仅坚持不放张学良回来，而且还要在西安设立行营，不顾前诺，坚持要派大批中央军进驻西北、从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后，中共中央明确反对。它相信：“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致电潘汉年，要其务必告诉陈立夫等：“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于国民党及蒋氏的地位有损，且绝对无益于西北善后的解决……正当解决之先决办法是撤兵释张。现兵既复进，对张欲赦又拘，此适足激动西北之军心民心……如蒋氏及陈（立夫）、邓（文仪）、张（冲）等人仍维持西安商定之六个和平解决条件，便须立即撤兵，并立即释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信：“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学良）。”中共方面这样一种态度，对西安其他两方自然有重要影响。

然而，东北军一向并不团结，张学良被扣，其内部的分化变得相当明显。除了已经公开倒向南京政府的部队以外，仍在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也都心存离意。肩负西安三方使命前往洛阳谈判的代表竟明确告诉顾祝同：东北军“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希望“另指驻防地点以便与共匪隔别”。他们以及57军的参谋长甚至暗中给南京方面出主意：张学良离陕时曾留手令，要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因此目前情况下“万不可给张回来”。他们甚至一面令张多写信劝团以上军官接受中央处置，一面“以兵力压迫东北军，但不可开火”，说“如此做法该军即可就范”。

这时真正希望张学良回来的，除了王以哲等少数高级将领以外，还有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原东北军同志会中那些最受张学良信任的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他们，包括在前线的一批旅、团、营级的干部，多半情绪激昂，求战心切。但周恩来看得清楚，此时“十七路军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于攻，尤怕飞机”，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东北军师团级将领情绪甚高，急愿一战”，士气甚旺，但“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野战能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第17路军，对红军到来都极其欢迎，并抱以极大期望，以致“两方都有依赖红军心理，对万一西安不守，他们不愿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几万红军的责任就变得异常重大。

就在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关系日渐紧张的关键时刻，9日，蒋介石有电报给杨虎城，明确保证他将贯彻和平之宗旨，决不致有战争行动，且军事善后办法仍可与顾祝同详加商讨，要求杨虎城务必约束西北之部队，保持冷静态度，不做轻率表示。7日，前东北教育会会长王化一和同为东北人的国民党监察委员吴翰涛携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东北军各将领的信，飞抵西安，要求西安方面务必坚持和平。同时，潘汉年也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同到潼关，说明苏联大使急望我们和平解决与南京方面的关系问题，而蒋也表示“同我方谈判根据与周所谈基础续谈下去，并要周到奉化密谈”。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转而建议周恩来等在西安“只在幕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不要太露头角，强调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的通电务必说明拥蒋真意，甚至要求西安的报刊宣传不要过于尖锐。不过中共依旧坚持，西北善后“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并拒绝派周恩来去南京，担心周会成为张学良第二。

据此，周恩来于11日专门致函蒋介石，请蒋“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声明如此“则内战可弥，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大业必可速就”。值得注意的是，在周给蒋的信中，虽对撤兵、释张有明确的主张，但对于较为困难的改组政府问题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

12日，杨虎城派赴奉化见蒋陈述西安方面意见的李志刚飞回西安，带回蒋介石10日手书一封。内称：对于张学良，“稍假时日，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同时重申其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宗旨，强调“中央处置陕甘，亦必以政治建设为主，绝不致引起战事”。他又强调：“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以遂其生存与发展。故必须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