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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北善后与三位一体局面瓦解（第2页）

15日，杨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之一米春霖从奉化返回西安，进一步带来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函，以及经过蒋介石修改认定的甲、乙两案。蒋介石在信中明确表示，张学良此时“为国为友为私为公计，皆无回陕之理”，要西安方面“勿再以此为言”。对此，西安三方均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杨虎城、于学忠等同意于16日首先通电取消一切临时组织，接受南京革职留任的处分，同时坚决拒绝乙案，基本接受甲案，但提出对甲案必须做部分修改。随后奉命派往奉化的鲍文樾、李志刚等带去的解决方案，仍与前此方案没有多少区别，对张学良的意见也未做任何考虑，只是在具体内容和谈判目的上，增加了关于要中央军退出甘肃、让东北军前伸至咸阳，并允许东北军和第17路军各一部留驻西安的要求。

16日，西安方面基于上述承诺正式做出了妥协的姿态。杨虎城等通电就职，并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变期间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同意不再要求蒋介石兑现事变期间的承诺，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西北善后也只集中于要求南京释放张学良与合理地安排防区分配问题。但问题是，蒋介石的来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放张学良几乎是不可能的。坚持这样的条件，就等于还是要打仗。当晚，周恩来和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后者就下列问题作出决定：（1）如蒋对防区让步，但坚决不放张，是否决心打？（2）如蒋对防区让步，允许张在三中全会后任事，是否接受？中共中央对此的看法颇为乐观。中共中央复电称：“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可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目前内战对蒋系不利，和平解决趋势已渐明显，因此，要求张回陕西和要求陕甘防区保持现状不大变，此二者“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者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鉴于西安方面坚持要求张回，张学良深恐因此发生冲突，故于19日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杨虎城，告诫他：“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即米春霖）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甘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与此同时，他深信必须要动员东北军将领单独行动，以免因杨虎城等坚持己见对自己和东北军更加不利。他密嘱前来奉化转达西安方面意见的鲍文樾，要东北军将领传达他的命令，迅速照甲案在22-25日完成移动。

20日，西安方面再度面临重要关头。当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来函，发现蒋的态度已极不耐烦，声称25日12时以前务必照中央命令做出答复，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激起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激进年轻军官的强烈不满，杨虎城担心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也有战意。周恩来对此也左右为难。他告诉中共中央说：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之左派势力将铤而走险，而右倾者必将倒向蒋介石一边，如此我们将失尽同情者，亦无法掌握其军队。如拒不接受，则只有打仗，打则只能胜不能败，然而胜的把握很少，各方响应者更少。一旦失败，东北军和第17路军仍将分化，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得到少量军队而已。因此，权衡利弊，他相信目前最好在原则上接受蒋之甲案，力争第17路军驻西安及东北军能驻咸阳以西，同时拖延时日，做好战斗准备。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西安三方决定派李志刚飞奉化见蒋，表示原则接受甲案，并放弃张学良必须回陕的要求，但希望蒋同意：（1）中央军暂退华阴，以便部队运动；（2）潼关至宝鸡不驻多兵；（3）东北军留一小部在西安，以保护3万多东北军人家属；（4）张如难返陕，请给予名义；（5）第17路军留1个师在西安；（6）红军问题可照蒋意见办理。

22日，西安方面从电话中得知，顾祝同表示，西安所提六项条件，原则上可以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并要西安尽快派人去潼关讨论。这对西安方面至少在精神上不失为一种安慰。但杨虎城对此仍有所担心，“恐和平解决后队伍分化愈烈，统率愈难”，而东北军同志会左派军官也仍旧态度强硬，反对妥协。周恩来等不得不尽力做说服工作，促使杨虎城同意派米春霖等迅速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进行谈判。

25日，米春霖等赴潼关谈判。顾祝同、陈诚、卫立煌同意：（1）中央军暂留原阵地，西北联军先一天撤退后，中央军次日进驻西安至咸阳线；（2）张学良出处问题在行营进驻西安前由蒋给予名义，否则行营进西安后，由顾祝同负责呈请解决；（3）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道上东北军可驻3个团，西安可驻第17路军1个旅；（4）陕南红军同时撤往陕北，接济问题暂由杨虎城负责；（5）善后费600万元，暂发1个月薪饷，余待蒋核准。

至此，西北善后大局已定。中共中央于1月27日晚作出决定：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对南京让步”。

但是，要说服东北军和杨虎城让步也并不容易。26日，西安与潼关谈判的代表仍坚持：（1）首先给张学良名义；（2）中央军离开甘肃，至少天水以西不驻兵；（3）红军一部驻陕南；（4）第17路军在西安驻2个旅。顾祝同开始时同意：（1）给张名义问题撤退后即可照办；（2）中央军原驻陕甘14个师，可调30个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10个团；（3）红军不能驻陕南；（4）第17路军只能在西安驻1个旅。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蒋说：“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面对这种情况，西安方面决策层内部意见严重分歧。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而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且部队根本不能掌握。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便利蒋介石采用分化政策。

26日傍晚7时，蒋介石下令次日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各战略目标。顾祝同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了西安方面。周恩来明确提议：（1）接受蒋之甲案；（2）妥协达成后要求允许张学良随顾祝同来陕一行；（3）推王以哲为甘肃省主席。然而，杨虎城当晚在他家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坚持认为南京方面“毫无诚意”，对蒋介石施加战争威胁相当反感。参加会议的东北军将领除王以哲、鲍文樾主和外，其他人态度相当含混。开始在另外一处开会的师、旅、团级军官20余人当晚转来杨家开会后，激烈主张：“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会议争论不休，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亦不见效果。包括杨虎城在内，多数将领同意：（1）接受甲案，但部队撤退请宽限10天；（2）部队移动应在张学良回陕训话之后；（3）三中全会前即给张名义，并允许其出席三中全会说明政治主张。虽然最终达成了上述意见，但左派军官仍坚决反对，并且开始打电话给前线的军官进行鼓动，内部更加混乱。

27日凌晨5时左右，何柱国代表西安方面打电话将头天晚上达成的三点意见通知了顾祝同，但顾祝同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何柱国不得已再与各方商量，但众人多半反对再作妥协，谈判因此陷入了僵局。好在这一天一早，张学良借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各军长与师长，严厉批评他们“固执误事”，称：“此事如前次瑞峰（即米春霖——引者注）、志一（即鲍文樾——引者注）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张学良因而恳切要求他们：“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

这一天，蒋介石的态度也略有松动。他致电顾祝同，要其转告东北军将领：“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可保证，必为其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在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

接到张学良电报，又得知蒋介石的说明后，西安方面的谈判代表米春霖立即通报何柱国，力劝西安方面接受条件。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7天为限。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城内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首的激进分子一起到周恩来住处请愿，强烈要求红军支持他们坚持释放张学良的条件。周恩来费尽口舌，苗、孙等大哭并跪求，扬言红军若不帮助，就等于破裂。对此，周恩来虽竭尽全力劝说，而左派激烈情绪不得缓解，整个局势自然极具爆炸性。

不得已，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请其向蒋介石说明：（1）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2）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与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回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3）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4）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

28日，因张闻天到西安，明确表态支持撤兵，年轻军官们十分激动。周恩来不得不与这些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开了一天的会，摊开地图详细地向他们解释战争不利。但这些人完全听不进去，强调打起来就会有办法，表示除非张回陕，否则决不撤兵。他们一再逼着周恩来等表态，或者破裂，或者红军与他们一同作战。周恩来报告说：“我们坚持让步主和，讨论一天未决。会后，何（柱国）、王（以哲）及高崇民力主撤兵，与少壮派开会，仍僵持不下。”周深知，在这时“只有杨转变，及鲍（文樾）、董（文斌）努力，才能影响少壮派撤兵，否则严守中立，万一工作不好，必失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反蒋（派）大部同情”。因此，周恩来在29日又通过王以哲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并根据张闻天的提议暗示杨，如不顾和平，致战争发生，红军将不会参战。

既要与南京求得团结统一，又要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这已经变成一件两难的事情。而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在东北军、第17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30日中午时分，当潼关谈判大体告成、西安方面决定接受甲案从2月1日开始全线撤兵的消息传开后，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

为了不背上出卖朋友的罪名，30日当晚，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专程从西安赶到云阳，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经过反复讨论，与会者最后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会后，云阳的中共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如果友军坚持在张学良回陕一次的问题上不让步，为不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必须准备与友军一同作战。“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毛泽东等立即复电：（1）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2）但我们与张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而失去张、杨。（3）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31日将近中午时分，周恩来、博古及叶剑英返回西安。但在周恩来等回到西安之前，由于得到南京任命，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全权的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杨虎城和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已一致决心求和了。在这一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牺牲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本来是杨虎城和东北军多数主战，中共主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的怒气自然都冲着中共方面发；如今应德田、孙鸣九、苗剑秋等突然发现自己的少数高级长官转而不顾张学良的处境，坚决主和，这不能不让这些自认为最受副司令信任，也最忠实于副司令的抗日同志会的干部深受刺激。据戴笠手下的情报人员报称：孙鸣九等人这时举行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并致电前方指挥官：（1）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三位一体绝对切实合作到底；（2）后方无虑，请准备为副司令归来而奋斗到底；（3）据闻敌拟明日下总攻击令，务必严阵以待，予以痛创；（4）战斗开始后，友军决能及时加入战斗，万请放心；（5）杨主任之决心极坚定，曾表示只剩我17路军亦不能屈服投降，必为争取副司令回陕奋斗到底；（6）大势如此，即使有一二人或有异见，也无所施其奸计；（7）今日在西安，所有文武同志一致认为，如副司令不回陕，则绝对死守现阵地，不再交涉任何条件；（8）盼割断电话线，以防奸人利用。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孙鸣九等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一批少壮派军官向于学忠下跪，大哭大闹，要于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仅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这些人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上午，李志刚等到潼关，与顾祝同达成了10项办法：（1）同意张学良复权授职并出席三中全会。（2）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甲案地区移防。（3）东北军在咸邠间暂驻三到四个团，移防毕可增加两团。（4）17路军在西安附近驻一旅，如须增加时则加驻两团，东北军可驻一团。（5）西安城暂由绥署负责，以后共同负责。（6）中央军在西安不驻有威胁的兵力。（7）善后费200万元，续请核发。（8）东北军、17路军各发足经费一个月，移防后再发一个月。（9）第三者（指红军——引者注）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10）移防时组织视察团。

鉴于南京方面在最关键的张学良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当天下午向前线指挥官正式发布命令，要他们当即撤退西北联军的警戒部队，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北，3日撤至渭南。然而，因为东北军上层将领完全无视张学良回陕的要求，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鸣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造反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鸣九、应德田等借抗日同志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上午发生，至中午时分周恩来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于下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当时得知的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主和首领王以哲被枪杀，一些人并四处搜寻何柱国。

事实上，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鸣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军长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这就是“二二”事件。仅因为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才得以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变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3日凌晨，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而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无法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17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在得知大批前线将士因王以哲被杀而群情激愤、必欲严惩同志会干部之后，孙鸣九等很快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杨虎城和于学忠无法左右当时的混乱局面，周恩来不得不再度出面进行调解。他一方面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共同出来主持大局，一方面又设法派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

“二二”事变的巨大破坏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兵第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向与潼关中央军接头，沈克师也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57军缪澄流部向西安兴师问罪，扬言要消灭特务团，67军副军长吴克仁也扬言报复。很快，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即被剖腹，曾经积极参与同志会并与红军联系密切的高福源被枪决，其属下4个团长被扣，1个营的士兵逃走，另外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了，机要文件大部被烧毁，特务团及抗先队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均大起恐慌。同时米春霖、谢珂在潼关不归，鲍文樾、马占山亦分裂东去，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无以为继了。

“二二”事变后，西安方面已再无人言战了。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3月初，根据东北军将领们的愿望，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正式东调。不久，第17路军总指挥部亦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也被批准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但事实上仍旧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