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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共两党的曲折交涉（第1页）

第三节　国共两党的曲折交涉

西北善后问题在中共方面的协助下得到相当解决，却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对共产党真的就有了好感。根据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可知，蒋对中共其实仍疑心重重，几乎西北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蒋都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

注意到西北善后共产党作用极大，蒋介石在1月18日明确得出结论：“陕乱症结仍在共党”；发现西安同意接受其善后方案，蒋又猜测“此或共党愿趁机示诚之所致也，否则，陕事无如此速了之可能”；25日，在得知西安方面又提必须先给张学良以名义的要求后，蒋又马上怀疑“名为东北军下级官长要求张学良回部，其实受共匪操纵而捣乱也”。29日，蒋得顾祝同电，曰“陕逆又言愿就范听命矣”。但蒋依旧认定“共匪在西安逆军中其捣乱挑战之谋恐仍将层出不穷也”；30日，再得周恩来、于学忠、杨虎城及顾祝同、刘峙各电，了解到红军已经决定按照他的要求，从陕南商县地区北撤至陕北，蒋依旧将信将疑：“此其表示投诚之意乎？”而联想到头天晚上渭南与华县间电话不通，蒋于是猜度“此必被共匪剪断，使其撤兵时免为中央军所侦悉也”。当然，得知“东北军不再要求张学良回陕，而愿无条件撤退，杨虎城惟多要款项，亦无其他要求”，蒋亦深感庆幸，反复思量：“此皆共匪不想作梗之明证乎？”或许“共党虽从中操纵作梗，亦不敢明目张胆，而且中央对共党已有相当示意，勿使其失望，料彼亦终于屈服也”。据此，他暗自猜测：共产党之如此让步，或因为“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在这种情况下，他相信：“对于共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

蒋介石这时暗中拟定的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案，大致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组织上同意红军改编，采取“先监视后统制”的过渡办法，但要求共产党必须首先作出公开的保证；二是在思想上要逐步根绝“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用蒋介石这时给顾祝同的电报来说就是：“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

为表明诚意，中共中央这时也在考虑作出公开保证的问题。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部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及行营也顺利入主西安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和中共代表潘汉年也于同日抵达。10日，张冲首先与周恩来进行接触。张冲当面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1）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以接济。（2）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改编为国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则编为地方团队。至于接济，张冲表示至多只能60万元。

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提出：日前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因顾祝同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改变制度名称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故仍须见蒋方能解决。而对改编问题，周恩来提出应编4个军12个师组成一路军，与中央军待遇相同。如目前缓改，每月接济至少百万，否则须送粮百万担并增加清涧、宜川、中宁、预旺4县驻防贷粮。第二天，双方再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10日关于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精神进一步作出明确表示，即在国民党同意释放过去被其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共产党今后不再实行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并同意取消苏区政府，改为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其他边区过千人者集中陕甘，千人以下者改为团队。而中共政府及军队代表则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或军委会。同时，周恩来再次提出增加金积、灵武为防地，并主张以中宁等地与陕南交换。

上述让步，实际上也正是中共中央这时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所做出的四项政治保证的内容。这四项保证是：（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纲领。

毫无疑问，这一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其实正是蒋介石及国民党人所希望得到的，因此它对国共双方达成最终谅解具有重要意义。

1月12日，周恩来再度与顾祝同进行正式磋商。在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之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具体落实中共四项保证的协议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党，并容许适当时期公开。（2）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实施普选制，特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3）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与蒋之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补充同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由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人员自任，以中央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其他各边区赤色部队改为地方团队。（4）共党得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讨论，军队得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双方一致同意以此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基本办法，同时进一步就驻地及给养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顾祝同于13日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此一协议草案的内容，并称如这一基本的办法一时不便施行，“拟请定一临时办法即暂划一地区俾其驻扎，每月酌予接济”。至于接济数目，顾祝同在电报中称，据说以中共现有全数官兵，每月至少非70万不能生存。

对于国共两党代表这时在西安达成的这一协议，双方似乎都不十分看重。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领导，即使现在蒋介石同意他去南京，也“一时谈不得结果”，因为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做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因此，他主张不抱幻想，反而应降低交涉规格，派刘伯承与其旧交顾祝同的参谋赵启禄具体商谈临时防地与接济办法。而蒋介石也确如周恩来所料，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第17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他这时的态度较2月8日他指示顾祝同“只要中共不做赤化宣传，一切都好商量”的态度，已经明显地强硬了许多。他明确认为，政治问题已不甚重要，重要的已是军事问题了，现在应当做到“编共而不容共”，以控制中共军队为第一位。在2月16日给顾祝同的复电中，他告诫顾祝同：“对于第三者（指共产党——引者注）处理方针，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其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也。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

要让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这种条件，这时就连顾祝同也颇多怀疑。因此，在顾祝同接到蒋介石16日的电报之后，直到19日他才派其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言语间闪烁其辞，说是据何柱国转达口信和蒋鼎文电话，知道蒋介石希望中共能转而信仰三民主义，军队只编1。5万人。而到第二天夜晚，赵启禄不能不再度拜访刘伯承，又一次非正式地告诉刘，经何柱国之传话和蒋鼎文的电话可概括为三点提议：（1）取消中共，都信仰三民主义；（2）特区实行民治；（3）红军编2个师8个团共1。5万人。不难想像，这种提议自然要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

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正式提出彻底取消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传，根本停止阶级斗争；以此作为解决共党问题的所谓“最低限度之办法”。两党谈判的问题重新又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了，这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

24日，针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进一步谈判的方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赞同。这就是：（1）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2）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3）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至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为某路军的直属队；（4）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国民党不辱骂及反对共产党；（5）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同时，周恩来亦准备于不得已时对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并主张：在无法妥协时应以断然行动自动取消苏维埃及改变红军名义与编制，使国民党骑虎难下，争取主动。

共产党的行动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6日，张冲见蒋后又受蒋命由南京飞返西安，再度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在次日的谈判中，张冲首先转达了他向蒋介石汇报后所得印象。据他说，蒋介石的意见主要是共党要服从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政治犯可分批释放，共党现时秘密，宪法公布后可公开；特区因与中央法令不相合，可名行政区；国民大会共党代表人数可等周恩来来宁后商定。但周恩来要与顾祝同将军事问题大体商定。至于红军改编人数，2个师8个团可改为3个师9个团。

张冲告诉周恩来，他此行见蒋政治上可以说相当成功，且三中全会秘密讨论了几项问题：数年内收回冀东、察北，恢复华北主权案；积极外交联合英、美、苏案；准备以一年为期加强国防案以及容共案。这说明目前南京抗日容共的计划已经展开，正是双方妥协的大好时机。至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之类，措辞确有不妥，“尚希谅解”。但至少国民党内取消共产党的意见已经失败，蒋介石也认为目前两党间政治问题已“相差不多”，只要军事问题能够达成一致，两党谈判即可告成功。

鉴于蒋介石已同意红军改编人数可由2个师8个团改为3个师9个团，这样一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可以较国民党原方案几乎增加一倍以上，周恩来相信双方的谈判又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次日，双方再谈，周恩来更具体提出红军改编6个师，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的人数在外，至少六七万人。但张冲“极诚意”地告诉周恩来：蒋介石一味压缩编制，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无能为力，怕其壮大，故估计最多只能编4个师4万人。由于双方在部队编制及人数上相差甚远，周恩来自然只能表示无法接受，因而依据原定方针转而托其先代为解决临时接济给养及河西、陕南部队问题。

张冲与周恩来的这次谈判，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意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由于这个时候双方谈判的焦点已集中到核心的军队问题上来，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自然至为关键。红军前此3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人数确有六七万之多。但因此时红军西渡黄河的西路军2万余人大部失利，红军实际人数只有4万人左右，接近国民党可能接受之数。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决定再次调整谈判条件，不提过高要求，以利谈判成功。

3月1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关于谈判方针：（1）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2）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3）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由于中共中央转而同意限制改编红军人数不超过5万人，双方在军队人数上分歧已渐趋消除，这使得两党谈判有了迅速突破的可能，于是，双方军事谈判开始急转直下。

3月1日当天，顾祝同、张冲与周恩来正式商谈，同意先接济30万元，并允许为正在困境中的河西及陕南部队送款。对于改编数，周恩来提6个师24个团，顾祝同答应3个师12个团，张冲则私下建议4个师16个团，主张其余2个师改为2个徒手工兵师，由经委会出钱修路。张冲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共中央赞同，张闻天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称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因此“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的可以接受，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3日，南京方面复电顾、张，只同意3个师9个团。4日上午顾、张商量改为4个师12个团，随即由张通知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并与张就军事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4个步兵师，计容4万余人，4个师并设某路军指挥部；（2）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2个工兵师，计容2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3）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为统帅4个师的某路总指挥部的直属队；（4）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5）原有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结束；（6）原有红军的医院、工厂保留；（7）编余老弱残废由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8）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

4日，顾祝同、张冲将以上结果电告南京，但南京次日复电仍坚持3个师9个团。5日，顾、张联名再电，至6日午始得复电同意12个团之数，但仍只允许编3个师。当日张冲与周恩来再谈，张冲提出按国防师编3个师6个旅12个团，每师可编炮兵、交通、特务3个营。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明确表示不满，并且当面指责张、顾失信。这使得张冲颇感焦急与不安，他再三解释，每师2个旅4个团另加炮兵、交通、特务3个营，加起来亦等于3个师16个团。同时，他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批准，一面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谅解。实际上，周恩来谈话之后也已意识到“编国防师（一师两旅四团）确较编整理师一师三团为好”，因整理师4个师“在装备组织上，恐不及（国防师）三个师”，何况国防师每师1。2万人，加上总指挥部0。4万人，3个师已达4万之数。周恩来致电中央建议接受此项条件。中共中央考虑到红军分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1个西路军，编4个师较理想，因而多数人仍主张争取编成4个师，后由毛泽东给周恩来复电表示：“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至此，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