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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上出现新气象（第1页）

第一节　政治上出现新气象

一　弥息内争部分开放党禁

7月14日，战前即已预定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在举行。庐山谈话会是一次朝野各界共商国是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既有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在内的国民党党政要员，也包括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乡村建设派、职业教育派等党派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实业家、专家学者等。出席第一期谈话会的有157人，出席第二期谈话会的有31人。会上，大家对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共识。与会者并对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题讨论，提出了许多决策和建议。在谈话会上，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日战和问题的方针，表明了中方的基本立场。这一谈话获得了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

为团结各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敌，8月初，南京政府电邀以往与南京中央政府多有隔阂的各地方实力派首领到南京共商国是。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各地方实力派也表示要捐弃前嫌，全力拥护中央抗日。8月4日至9日，桂系、川系、滇系的首脑人物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等人陆续抵达南京，参加最高决策会议。他们抵达南京时便纷纷表示：国家民族已到最后关头，唯一生路只有抗战，愿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抗战。如龙云便表示：中国已至最后关头，蒋介石庐山谈话“系代表全国人民之谈话，本人谨当遵行，共赴国难。”此后，他们领导的各地方军队迅速出动，投入到华东和华北战场。四川军队参加了山西的抗战，广西部队参加了后期的淞沪作战，云南部队先后转战江西、山东等省。

释放政见不同者，这无疑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基本条件。7月31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布，同意将已被关押8个多月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等7人，分别交由张一麟、李根源等7人保释出狱。8月3日，蒋介石等军政要员会见沈钧儒等人，征询他们对抗日救国的意见。此后，国民政府又宣布取消已有7年之久的对郭沫若等人的通缉令。8月21日，又以《国民政府令》宣布，已入狱3年的前中共领袖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借策将来”，故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8条，将其有期徒刑8年减为3年。据此，陈独秀亦获释放。此外，在中共方面的努力下，王若飞、陶铸等一大批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陆续获释，投身抗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不仅希望释放在押的所谓政治犯，更希望开放党禁，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各抗日党派的公开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25日，中共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除汉奸外，提出全国人民“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日之自由”。

对于开放党禁的要求，国民党未作出直接的回应。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公布《共赴国难宣言》。次日，蒋介石对此发表谈话，表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在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这一谈话虽然强调国民党的领导，不肯给其他党派以平等地位，但毕竟公开承认了其他党派的存在。

蒋介石精心推敲的9月23日谈话中使用的是“接纳”“国内任何派别”的表述，还不肯使用“党派”一词；但到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国民党终于不得不正视其他党派存在的事实。蒋介石在报告中要求作为“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的国民党，“对于国内各党派和全国国民，都要以先驱前导的地位，尽到提携共进的责任”，要至公至正地“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尽管其言论中仍强调国民党的优势地位，不肯承认其他党派的平等权力，但各党派的活动事实上得以合法化。

二　颁布有利于抗战的法令与政纲

由于时局变化，以往以防范国内政治犯为主的一些法律显已不适应抗战新形势，惩治汉奸通敌等行为则上升为法律法令打击的重点。为此，需要对旧法进行修订。9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后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国民政府在布告中称：“此次对日抗战开始以后，全国政见完全消除，所有畴昔携持不同政见从事政治活动者，现在均在政府指导之下集中抗战，大部分政治犯亦已恢复自由”，因此国民政府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进行修正。经过修正后的该法律，明显已将通敌行为作为打击的重点。以该法第一条为例。第一条为死刑罪，规定以下行为之一者处以死刑：（一）私通敌国图谋扰乱治安者；（二）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三）为敌国或叛徒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四）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秘密泄露或传递予敌国或叛徒者；（五）破坏交通或军事场所者；（六）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敌国或叛徒勾结者；（七）煽惑他人私通敌国，或与叛徒勾结，或扰乱治安者；（八）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治安者；（九）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利于敌国或叛徒之宣传者。显而易见，这一法律的矛头所向与战前已大不相同，这是一个严惩通敌叛国而有利于抗战的法律。

12月6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发布通令，要求战区内的各级地方政府切实坚持守土抗战。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工作；如此乡再陷，则再迁往另一乡区，“但期有一寸之土，三户之民，则行政机构，决不涣散，工作决不中断”。各行政督导专员公署与省政府也同此办理。专员驻县如果失陷，则应迁至邻近他县。省政府如面临危险，则应迁移至适中地点，继续督励所属，办理善后收容及民众组训事宜，并为作战部队提供有力协助。命令严申：“倘有闻警先退，致使地方管理无秩序陷于混乱者，则以军法从事，立置重典”。这一命令的发布，对战区与沦陷区各地政府尽量坚持在原地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直接担负作战重任的军队，蒋介石也规定了赏罚分明的惩罚和奖励办法。其作战惩罚办法为如下十条：“一、轻伤自退者监禁！二、假伤图逃者杀！三、无令擅退者杀！四、擅入民房者杀！五、强买勒索者杀！六、调戏妇女者杀！七、报告不实者杀！八、造谣惑众扰乱秩序者杀！九、拥兵不进，奉令不力者杀！十、坐视友军不加协助者杀！”至1938年1月，因失职而被判处死刑的高级将领有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第61军军长李服膺等。

面对抗战的严峻形势，国民党为了统一党内各方面的认识，制定领导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遂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战争原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代表的选举工作，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以1935年原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此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国民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对抗战前途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大会。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在重庆开幕。同日晚，预备会及第一次正式会议在武汉举行。出席及列席此次会议的人员共403人，其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98人，候补中央执、监委员50人。由于担心日机的轰炸，会议于每日晚间举行，会期4天。

对于大会代表所迫切需要了解的有关党务、政治、军事、建设及有关抗战的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均作了详尽的报告。会议总结和检讨了抗战以来的工作，制定了若干较为切实可行的决议案。

会议将抗战与建国两大任务并举，认为这是两个不可分开的进程。大会在宣言中指出：“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今日之事，非抗战建国同时并行，无以解目前之倒悬，辟将来之坦途。”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作为国民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抗战建国纲领》。纲领规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方针。虽然它无可避免地包含一党专政和片面抗战的内容，但其基本精神为团结、抗战和进步，是一个积极的领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外交，纲领提出：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中国的国家和民族，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增进与世界各国现存的友谊，扩大其对中国的同情；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对内对外之行为。

关于军事，纲领提出：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的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物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员，与正规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和牵制敌人的兵力；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军人，优待抗战人员家属，以增强部队士气。

关于政治，纲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见识，以利国策的决定与推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健全民众自卫组织，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作准备；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新政效率；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

关于经济，纲领提出：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计划经济，奖励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发展；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关于民众运动，纲领提出：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和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加强民众的国家意识，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

关于教育，纲领提出：要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训练妇女，以增加抗战力量。

《抗战建国纲领》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提出了抗战纲领和各方面的政策，宣示了积极推动抗战和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方针，它对于坚定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有助于推动抗战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会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新华日报》社论称：“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了基本的方针……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望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

临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也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向民主政治的方向迈出一小步的同时，又在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党政关系上强调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在国民党内则强化了领袖的独裁地位。

三　战时权力机构的调整与权力的集中化

抗战爆发后，原与中央存在诸多矛盾的各地方势力从抗日大局出发，认可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愿意服从中央当局的指挥。而对日战争在客观上要求最高指挥当局具有比平时更高的指导权威和更快捷的指挥方式，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和调遣一切资源用于战争。于是，抗战初期出现了一个新的集权趋势，中央权力得到集中和加强；蒋介石个人的权力也得到空前的加强，并很快在国民党内取得了公认的无争议的领袖地位。

战前，国民党中常会实行委员合议制，未设个人领导职位，即不存在党的个人领袖。根据国民党的训政理念，国民党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来指导国民政府的工作。如1935年公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便规定“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之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战争爆发后，由于统一指挥军政的需要，各项权力迅速向负军事指挥责任的蒋介石手里集中。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撤销以前设立的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另行成立高度集权的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其成员囊括了国民党系统内、国民政府系统内和军事系统内所有最高主管。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拥有巨大权力：“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通过这一设置，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已被置于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之下，成为其副手。但条例依然规定最高国防会议应“对政治委员会负责”。到11月，这一形式上的负责也不存在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9次会议决定停止召开中政会，其职权交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