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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英美迈出援华的最初步伐（第2页）

尽管英国声称海关协定阻止了日本人强占海关的企图，并有助于保持中国在国外的债信，但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日本控制中国海关。英国在谈判中为了追求所谓的“海关完整”，为了继续获得由关税担保的外债和赔款，不顾中方的反对，在是否支付内债、转交江海关积存税款及停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等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对日让步。英国的这一行为表明了它在紧要关头有可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绥靖侵略者的倾向。不久以后的欧洲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一倾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租界问题也是日、英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租界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中国方面利用租界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日本以此为借口，图谋夺取其觊觎已久的租界的领导权。1939年2月至5月，日本先后在上海国际租界、鼓浪屿国际租界发难，但在英、美、法的联合抵制下，日本企图夺取这两处租界控制权的图谋未能得逞。此后，日本对天津英租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英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终于作出了不光彩的妥协。

4月9日，担任华北伪政权海关监督的汉奸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暗杀。根据日本人的情报，四名嫌疑人被工部局巡捕逮捕。此后，围绕着是否交出这四名嫌疑犯的问题，英、日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涉。天津日军当局态度强硬，声称对暗杀临时政府要人的犯人予以庇护，就是对日军的间接的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的挑战。

中国方面非常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一再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人。6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向其面交了蒋介石关于这一问题的要求，并向英方作出承诺，保证以后“不会在英租界内再出现任何引起麻烦的事件”。哈里法克斯则提醒中国方面注意“形势非常危急”，日本当局已经发出威胁，如不采取措施控制租界内的抗日行动，他们将采取严厉行动。哈里法克斯还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可能使租界落入日本人手中的行动都是不明智的，因为人所共知，外国租界是日本在中国推行其经济计划的最大障碍。”

6月13日，天津日军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即将对英租界封锁，这是“因为英国人拒绝交出四个嫌疑犯”；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箭已离弦，只交出这四个人已不能解决问题，“除非英国租界当局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即与日本在建立东方‘新秩序’中合作，放弃其亲蒋政策，（否则）日本军队绝不会罢休”。该发言人所列举的亲蒋政策包括庇护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反对联银券的流通、支持法币、默许非法分子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允许使用抗日课本等。可见，日本是要以程锡庚事件为由头，借机压迫英国，使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日妥协。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了天津的英、法租界，并对出入租界的英国人进行人身侮辱。天津日军声称：如果英国不改变对日政策，同日本人合作，日军就不取消封锁。

天津事件的爆发，使英日关系陷入空前危机。英方起初曾想做出比较强硬的回应。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向内阁提议：如果日本拒不让步，英国应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如日本华北当局坚持其新要求，“将很快出现一个极其严重的局面，英国政府势必采取直接的积极措施以保护英国在华利益”。但英国参谋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对日制裁可能会导致卷入与日本的公开冲突，而在目前面临欧洲危局的时刻，英国无力向远东派遣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张伯伦对参谋部的意见表示支持。他认为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才是最好的出路。他指示克莱琪与日本人进行谈判。

7月15日，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开始正式谈判。有田有意扩大英日谈判的范围。他提出在解决具体问题之前，首先达成一项原则协议，即要求英国承认在中国存在着特殊的战争局面，日军不得不采取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办法来应付中日冲突。7月22日，英日在日本所提出的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7月24日，英日同时在伦敦和东京公布了协议全文。该协议宣称：“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正处于大规模战争状态下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控制区内的公共秩序，应有其特殊需要，凡有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的行为或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以制止或消灭。英国政府无意鼓励任何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

“有田-克莱琪协议”的内容是笼统而模糊的。声明发表后，英日双方都各自发表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其意旨相去甚远。双方都声称达成这种原则协议是己方外交的成功。日方认为他们通过这一协议获得了英国对日本在华行动权的认可；英方则认为，协议解决了租界当局所面临的困难，英方只是承认了目前存在于中国的现状而已，它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义务，并不需要去改变它过去的既定政策。哈里法克斯向中国大使保证，此举绝不意味着英国支持日本对华侵略，亦不影响国联通过的与中国有关的决议。英国驻华大使也派员前往中国外交部解释。他提醒中国政府注意，这一协议也并未对英国政府加诸任何义务，使其必须放弃过去的政策。

但无论英方作何解释，英方的声明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次严重的妥协行为。中国外交部于7月26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对此“不能不引为失望”，“英国政府对于在华日军之所谓特殊需要竟声明知悉，是不能不深引为遗憾，英国政府又担任使在华英国当局及英国侨民明悉彼等应避免任何阻碍达到日本军队目的之行动或办法，尤堪讶异”。7月28日，蒋介石在对《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的谈话中对这一协议公开提出批评。蒋介石认为日本军阀怀有统治亚洲的狂想，并视其为所谓“神圣使命”；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即使作暂时的让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蒋介石指出：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的所有利益悉数让予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蒋介石还重申：“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

“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之后，英日继续在天津就治安问题和经济问题进行具体谈判。英国在治安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意交出四名嫌疑人，并在租界取缔抗日分子。但在禁止法币于英租界流通及将中国政府的存银交给日本等经济问题上，英国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法币正发生危机，如果英国禁止法币在英租界流通，将会加重法币危机，并有可能导致中国货币的崩溃；关于把中国政府的存银交给日本，此事必然会大大伤害中国政府，从而产生严重影响，英国政府一时也不愿就此向日本作出让步。这样，英日在经济问题上的谈判陷入僵局。8月20日，英日谈判宣告中断。

（二）美国对日妥协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日妥协主要表现在继续对日输出大量军事物资上。日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它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依赖于进口。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日本的外贸总量中就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抗战爆发后，由于中日间并未正式宣战，在法律上美国未确认中日处于战争状态，当然也未确认日本在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因此，美国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对日贸易。

中国政府曾积极展开活动，以求促成美国对部分物资，尤其是军事物资实行禁运。然而，由于缺少前述的法律基础，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法立国且孤立主义情绪甚为浓厚的国家，要想以法律手段来确定对日本的禁运，事实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政府也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便退而求其次，希望以非法律形式，即政府劝阻的方式来达到限制对日输出军火的目的。1938年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在给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报中指示道：“倘美国政府仍不能以法律形式单独禁运军火于（予）日，我方切望美国政府再以切实劝告态度，令各商家停止以军用物品接济日本，尤以钢铁与煤油最关重要，勿令直接或间接输运日本。”

除了与美国官方的外交接触外，中国方面还在美国积极展开了民间外交活动，以推动其舆论界和政界的转变。中国组织有关亲华人士在美国成立了一个“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担任了该会的名誉会长。该委员会曾多次发起向政府和国会的请愿活动，要求停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胡适大使在从事正常外交交涉的同时，注意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争取舆论方面。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以促成美国民情的转变。中国政府还派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彭春等人赴美从事民间外交活动。

中国方面的所有这些活动，对于美国对日态度的逐渐转变无疑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但在抗战的最初两年中，它并未能促成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美国继续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物资，尤其是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855。8万美元，其中军需物资为16796。2万美元，占输出总额的58。2%。1938年输日物资略有减少，为23957。5万美元，比上年减少4898。3万美元，但其中军需物资削减很少，仍有15852。7万美元，只比上年减少943。5万美元，从而占该年度对日输出总额的66。2%。1937、1938年美国输日军需物资的具体品种、数量如表4-1。

表4-11937-1938年美国对日输出主要军需物资

美国政府的这一放任态度不仅受到中国方面的不断抗议，也受到了本国有识人士的批评。史汀生便曾指责美国出口战略物资是对日本侵略的大力支持，指出这样下去“就有在将来给我们带来战争的危险，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力求避免的”。他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改变这一状况。

三　英美提供第一笔战时对华贷款

毫无疑问，听任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这非英美等国所心甘情愿，也非长久之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美对日本侵华的最终目的、中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对他们自己在远东的前途的思考逐渐深入，认识逐渐明朗。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他们开始对其无所作为而一切任其发展的中立政策提出怀疑。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认为：中国的命运事关亚洲的未来，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亚内尔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堡垒，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他在193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亚内尔主张美国应着手援助中国，指出：“这不仅是为了那些高尚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缘故，而且也为了有机会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贸易，因为在这样的援助下形成的稳定局面会带来扩大的市场。”亚内尔警告说：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阻挡日本，“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亚内尔的报告曾在国务院、白宫班子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中传阅。

在对日本的野心及中国抗日的战略意义逐渐认识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南京失陷后出现的危机而继续坚持下去，为美国对中国的重新认识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许多外国观察家皆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以为最多两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然而战争的发展并未如这些人所料，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1938年春夏，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向美国军方所发回的许多报告认为战争已处于长期态势，日本不可能迅速战胜中国，中国现时也无力收回失地。武官处在1938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评论说：“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地抑制住了日本人，这不仅是中国人已经极大地改进了他们的战术，更因为日本人的扩展已经到了这一点上——他们不能发起一个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他们相信“日本苍蝇最终会使它自己缠在中国人的粘蝇纸上”。

在认识到援华抑日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突，转向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怎样尽可能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但是，由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存在及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罗斯福政府的活动颇受掣肘。在援华和制日两方面，美国最先迈开的是制日的步伐，这是因为这更容易找到直接的借口。由于日军在华犯有大量野蛮暴行，美国可以人道主义为由对日本从美国的进口进行限制，这就避开了中立法问题。

国务院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它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政府的这一姿态毕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绝大多数厂家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据副国务卿韦尔斯12月13日给罗斯福的一份报告表明，“道义禁运”取得了较大成功：6月份以来，国务院所签发的出口许可证“几乎为零”，到10月，航空器材的出口额仅为7215。95美元。

比较起来，美国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则要显得困难些。抗战开始后的一年中，美国对中国财政上的支持是通过购买中国白银的方式进行的。中国在实行币制改革后，白银退出流通领域，中国政府手中握有大量过剩白银，它急于在国际市场上售出，以换取外汇。中国政府一再要求美国收购中国的白银。全面抗战以来，美国多次购买中国白银。据《中国与外援》一书所载，从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的1年时间内，美国共分6批购买了31200万盎司白银（其中1937年7月，6200万盎司，11月、12月及1938年2月、4月、7月每批5000万盎司），其购买价略高于市场价，总价值达13800万美元。这些售银款项原曾规定不得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其中约有4800万美元被用于采购军事物资。

不过，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交涉却迟迟未有进展。美国国务院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违反中立法，引起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和日本的反感。但是，日本迫不及待要独霸东亚的行动反而推动了美国的援华步伐。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取得了华中和华南作战的胜利，占领了武汉和广州。伴随着战场上的重大军事胜利，日本对其外交方针相应做出突破性的调整，公开对“门户开放”政策提出挑战。此前，日本尽管在实际行动上早已否定了“门户开放”，但为了减少阻力，它在口头上一直表示尊重“门户开放”的原则。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日本在11月3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宣称：“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表明日本要在东亚建立以它为霸主的、由它实施紧密控制的一种新秩序。声明还颇含意味地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的新形势”，并声称日本要“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日本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及“东亚新秩序”的宣布，促使西方政治家们进一步看清了日本要独占中国的意图。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力主对华提供援助。他在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中指出：日本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除非日本的进军被中国人或其它一些国家所制止，否则，美国和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面对面互相对抗的时刻就会到来。”他认为现在只靠发表声明和议论已无济于事，日本人的侵略“只能被物质的障碍和物质的压力所组成的抵抗力量所制止”。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指出：“东亚新秩序”的宣布“将消除对日本人真实意图的所有疑问”，“毁灭指望通过与日本合作来保留我们在华利益的任何希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最终批准了对华贷款计划。为了避免被人们认做是给中国政府的政治性贷款，该计划采取了一些技术措施，议由中国在国内组织复兴商业公司，在纽约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再由该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条约，从而使之在形式上成为中国的商业机构与美国银行间的商业借款契约。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向世界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借款合同于次年2月正式签订。这笔借款的年利率4。5%，期限为5年，由中国银行担保，复兴商业公司负责在5年内运送给世界贸易公司22万桶桐油，由后者在美国出售，售得价款的半数偿还借款本息。因此，该借款又被称为“桐油借款”。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在不断对英国施加压力，期望英国有所动作。11月6日，蒋介石约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对日本占领广州后英国仍无所作为表示不满。蒋介石要求英国人对是否援华给予明确的回答。他说：英国人在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英国向中国提供援助，中国人民将会长久铭记并会给予加倍的报答；反之，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将不得不重新调整他的政策，并寻找其他朋友。蒋还威胁说：日本人正在渴求媾和，日本人的和平将使英国人一无所得。如果中国愿意在把英国人从远东排斥出去的政策上与日本联合起来的话，日本是会愿意放弃它在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的。

英国政府的态度终于转趋积极，决定着手援助中国。12月6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在上院宣称：“英国政府无法赞成日本的这种态度”，“英国政府不承认以单方面的行动所造成的对条约所确定的秩序的任何变动”，并表示英国“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英国的利益”。12月19日，即在美国宣布桐油贷款后的第4天，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用以购买卡车，用于新开通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滇缅公路的运输。次年3月15日，中英正式签订了这笔贷款合同。3月18日，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衡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

英美贷款数额有限，但作为战时英美向中国所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英美援华的开始，这对于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鼓舞作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认为，桐油贷款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它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他指出：“此款成于我国力量倒霉之时，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12月24日，中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答记者问时，对于英美贷款的意义也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此项贷款，虽系商业性质，但不无政治之含义。日本向来以为目前世界纠纷正繁，英美决无暇顾及远东之事，是以肆无忌惮。今英美贷款给予中国，即所以明白表示支持中国抗战之决心。此举实为日本意料所不及，而无异予以当头一棒也。”

国民政府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东亚新秩序”进行反击。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谈话，指出九国公约并无时限，“此即表示该约所包含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及维持门户开放或在华商业均等两大原则，实为列强对华实践所当忠实遵守之永久原则焉。换言之，该约之用意，在促成太平洋区域之永久秩序与和平，决不能由任何一国加以合法之废止。况日方所称东亚之新秩序，乃完全由于日本违反九国公约所造成者，故欲因违反条约之举动塑造成之事实，而修正或废止该约，此种主张，绝对不能容许。"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驳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的讲话，指出英美贷款日本无权反对，九国公约日本无权改变。所谓树立东亚经济集团，无非独霸东亚，垄断利益。

1939年1月14日，英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政府，指责所谓“东亚新秩序”有违九国公约，“日本政府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由日本、中国和满洲所组成的三国联合体或三国集团，日本在其中将拥有绝对的权威，中国和满洲则处于从属地位”。照会强调指出：英国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所造成的变动，表示“英国将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它不同意对该条约内容的任何单方面的修改”。1月19日，法国政府也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

中国方面高兴地注意到了英美态度的转变。驻美大使胡适认为：“远东问题，经美国倡导，英法均已追随。其方式同为维持九国公约各原则及其它条约之继续有效，并否认日本所谓新秩序。”他乐观地说：“以后发展应较顺利，英美合作更无可疑。”国内朝野人士也颇为振奋。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大家“对于英美法之日趋积极感觉兴奋”。蒋介石并预言：不出两年，即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将会挺身而出，设法解决中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