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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第1页）

第三节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

一　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给予了关注和支持。1944年2月下旬，延安各界举行了“宪政座谈会”，与国统区兴起的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周恩来、林伯渠等出席了座谈会。在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延安“宪政促进会”的活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允诺实行宪政，“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共中央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

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对宪政问题和团结问题发表演说。他在阐述宪政与抗战前途的关系时说：“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周恩来指出：实施宪政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针对国民党要以其战前确定或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充作现任代表的企图，周恩来明确指出：应彻底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并应在抗战期间就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委派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开始双方自抗战以来的第三次谈判。中共中央起初决定不提方案，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调整，向国民党提出了有关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包括政治问题3条、具体问题17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与人身自由，承认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以及承认边区，停止对敌后根据地的军事进攻等。但国民党方面不肯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要求，反而在6月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45，并无条件地服从国民党的调遣，将解放区所有政府交给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接管，实际上是要变相取消中共军队和敌后政权。这一要求中共显然无法接受。

豫湘战役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对最高决策层的强烈不满。中共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中共中央认为：国共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向共强国弱的方向转化。基于这一认识，并鉴于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8月18日，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如果目前中共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对日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尤其是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周恩来要求他们就此试探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时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顾问的谢伟思，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应立即召开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这一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的全权。鉴于国民党在目前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毛泽东希望美国要努力引导国民党进行改革。

董必武、林伯渠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即与重庆的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征求意见，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这一要求。9月4日，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这一方案，“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5日，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会上，许多参政员情绪激烈地就豫湘溃败、通货膨胀、贪污舞弊、箝制舆论等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厉的质询。蒋介石不得不让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意图缓和舆论的攻击。

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关于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中共“希望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重庆各大报纸全文登载了林伯渠的报告。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讲。他痛陈抗战局势的危机，指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再一次明确提出：“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党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耳目。”周恩来还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与办法：召开各党派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应由国民政府在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对国民党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是公开表示对国民党统治能力的怀疑，并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独尊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由于促使国民党开放政权是深受国民党政治压制之苦的其他党派所期待的，因此中共的这一主张受到各民主党派的注意和欢迎，获得了大后方人民的广泛拥护。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9月19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同盟，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原来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的名义加入。这样，不仅原有的三党三派的成员可以参加，众多的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个人身份入盟。会议产生了由3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9月24日，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等各界代表500多人在重庆隆重集会。与会者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民盟主席张澜指出：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入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章伯钧表示：“中国共产党提出举行国事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府这一条路，这是国内的舆论！”“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

此后，以成立联合政府为目标，各地民主宪政运动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更为紧迫、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民主运动主要是要一部民主宪法和实现基本民权的话，那么此后要求的则是一个拥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后一要求的提出则有击中其要害的作用，因为联合政府一旦成立，将明白无误地意味着国民党政府部分实际权力的交出，意味着一党专政的结束。由此，运动的主导力量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一阶段，各中间党派（包括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主导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自“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后，中共便成了这一运动的主导力量，民主运动被引向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它对战后各种关系的调整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　美国与联合政府问题

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从抗日大局出发，美国希望能调解国共关系，使双方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共同面对危机。因此，美国对联合政府之类的主张也颇感兴趣。

早在1944年7月上旬，即在美国向国民政府提出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建议之时，美国便产生了建立一个包括国共等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机构的想法。7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在与孙科谈话时，提出了由蒋介石召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代表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来共同承担战时国家的领导责任的建议。

华盛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民主宪政运动的进展情况，了解到各党派对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迫切期望。1944年9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驻华大使高斯，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出于对“我们的利益、联合国家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的“急切关注”，“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我们觉得，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代表着中国所有有影响的集团并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机构。”

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建立联合权力机构的设想，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正酝酿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颇有一些相同之处。尽管在这一机构的名称及领导构成等问题上美国的这一构想与中共的设想不尽相同，但对现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进行改组，以容纳各抗日力量的宗旨则是共同的。

9月15日，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斯拜访蒋介石，谈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意图以此搪塞，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高斯则提醒说：“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他认为目前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是可取的，各国在发生危机之时，组织全民政府乃常用之法。高斯并解释说：他的建议并不是要现在立即改组政府，而是打算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当然，这一委员会应该“有权有责”。蒋介石对此只含混地表示他将“考虑采取步骤”。

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关注，无疑对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鼓励作用。然而美国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有一点很明确，即美国固然期望中国成为一个西方代议制的民主国家，但是如果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如果国民党政府顽固抵制这一改革，它是不会冒失去中国的风险而强求中国实施民主的。赫尔利的使华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发生后来华的赫尔利主要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调整史蒋关系，二是调解国共关系。史迪威被召回后，赫尔利的主要任务便为调解国共关系。10月中下旬，赫尔利先后三次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会晤，表示他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的，决不对党派有所偏私；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他表示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撮合，蒋介石已同意他与中共接触，必要时他可去延安等。中共代表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

10月28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国共协议草案，共5条：（一）双方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二）双方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双方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四）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国内各政党均给予平等、自由与合法之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的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