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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第2页）

蒋介石对赫尔利的这一方案并不满意，认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国共双方的平等地位。国民党方面对这一方案进行了修改，更多地强调了“政令军令统一”的思想。如将第二条改为“中共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将第四、第五条位置对调，有关军队同等待遇的条文，加上“中共军队官兵经中央政府编定后”的前提。

赫尔利带着这一提案于11月7日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天会谈。中共对赫尔利方案逐条表示了意见，强调了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对中国情况所知甚少的赫尔利并不理解让中共参加政府与建立联合政府的区别，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了赞同。10日，赫尔利与中共就新的协定草案达成共识。毛泽东在《五条协定草案》签了字，赫尔利则以证人身份也签了字。

这一草案的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有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四）所有的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赫尔利兴致冲冲拿回了这个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比较理想的方案。这一要求国共双方都作让步的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实现的方案是比较符合美国的治国原则的。然而，出乎赫尔利的预料，蒋介石坚决拒绝了这一方案。蒋介石表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政府的控制权交给共产党。不知所以然的赫尔利提议：如果蒋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词，那就换个说法好了，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在劝蒋无效后，赫尔利并没有向蒋施加压力逼其让步。相反，他很快倒向蒋介石。因为，美国政府给他的使命很明确，那就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赫尔利不愿重蹈史迪威的覆辙，他转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方案。11月21日，赫尔利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军饷军械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国民党的这一反建议完全回避联合政府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招安”方案。赫尔利等人以向中共提供美援来劝诱中共接受这一方案。中共予以拒绝。12月12日，毛泽东与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向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发出指示，指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

12月20日，赫尔利电请周恩来返回重庆，重开谈判。周恩来复电中表示：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使人民开始走向自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内的个别人事变动并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其政策。既然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继续谈判毫无意义。周恩来提出：国民党果然要革新政治，表示其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首先实现如下四条：（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中共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的真相，遂产生了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想法。12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谈话时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情况不会那么清楚，不会意识到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是多么不得人心。中共通过观察组提出了派遣代表团去美国，向美国公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局势的建议，并表示毛泽东和周恩来可以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中共并强调，绝不能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中共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不幸，这一电报在转经重庆时还是落到赫尔利手中。赫尔利随即在致华盛顿的电报中对中共与美国在华人员的这种接触进行了猛烈抨击。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重返重庆。2月2日，他向国民党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国、共及民盟三方的代表应参加这一会议，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有权起草施政纲领，各方代表在这一会议上享有平等地位。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竟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对联合政府的拒绝态度。周恩来决定立即返回延安。

对于赫尔利片面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都曾表示过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合作”。但是，在这场赫尔利与职业外交官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中，罗斯福对赫尔利表示了支持。在赫尔利尚未返华之时，由于他的坚持，美国国务院发出了将主张对国共之争持公正与灵活态度的外交官谢伟思调离中国的命令。稍后，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也被调离。

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了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并将共产党视同于封建军阀。赫尔利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只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共产党主张建立两党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是要“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政党的混合体”。赫尔利对蒋介石高度肯定，认为蒋“不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还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把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作为毕生奋斗的真正目标”等。赫尔利的这一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将从战时的扶蒋容共转变到战后的扶蒋反共。

三　中国向何处去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中国各种力量不仅关注着如何夺取抗战的胜利，更关注着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中国两支最大政治力量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在胜利前夕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大会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代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党务检讨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了《政治报告》，代参谋总长程潜作了《军事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潘公展作了特种报告《关于中共问题之报告》，何应钦作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的报告，蒋介石作了题为《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的途径》的总报告。会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国民党的方针。

在政治上，这次大会明确拒绝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国民党打着“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党派会议的旗号，反对召开将会令其陷于孤立的党派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八十诞辰之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而这一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在战前由国民党包办选举所产生的，此外，还有许多当然代表（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和指定代表。这些国大代表的代表性早已为中共和民主党派所质疑。国民党以召集这一御用国民大会来抵御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会上也有不满意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代表提出了一些关于民主问题的提案。如冯玉祥、屈武、王昆仑等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周炳琳、陈雪屏、冯友兰等提出《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以及《请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以应需要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提案。但是，这些反映国民党内民主呼声的提案都只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为幌子被束之高阁。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国民党仍然坚持不妥协的反共方针。大会通过了两份显有差异的文件，一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该案一面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同时又表示中央将“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表示“在不妨碍抗战，不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表现了较高的容忍度。另一个便是内部使用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在这一文件中态度则要严厉得多。该文件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而本党同志在各地艰苦奋斗遭中共残害，书不胜书。……中共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该《方针》要求各同志提高警觉，“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这表明，国民党在国共关系及联合政府问题上仍持顽固态度，国共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仅在国民党“六大”上继续维持下来，而且有所加强。蒋介石继续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中，原先由总裁“代行”总理职权的规定，修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党章并明确规定总裁对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有复议权乃至最后决定权。

在国民党召开“六大”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选举产生了44位中央委员、33位候补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推举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这是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另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是一个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它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毛泽东提出：应“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并具体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中共七大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毛泽东指出：（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二）中国不可能，因此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三）在中国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中共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要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现阶段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他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朱德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该报告回顾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提醒全党全军注意，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简要概括，并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刘少奇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新修改的党章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由此，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

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阶段的具体化。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挖山不止，感动全中国人民这个上帝，一起铲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国民党的“六大”和共产党的“七大”都已经意识到抗战胜利在望，双方都在为战后在中国的竞争作准备。在政治上，国民党以还政于国民大会作为民主的装饰，共产党则坚持成立实质性的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国民党重申了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但缺少付诸实践的政策，共产党则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既鼓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鼓励发展合作社经济；在两党关系上，双方都还不愿很快出现国共破裂的局面，其公开宣示的政策颇为接近，国民党表示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共产党则表示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和平相处的前景似乎比较光明。但实际上危机并未消除，国民党的自大心态并未改变，仍不能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因此影响中国社会命运的国共关系如何发展，仍是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