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第三 中美关系的发展（第2页）

中共为观察组组织了10次报告会，请军政各方面的负责人如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贺龙、林彪、罗瑞卿、朱瑞、杨秀峰、甘泗淇等人介绍军队和根据地的作战、训练和建设情况。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与观察组成员会谈，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为了便于观察组更具体地了解情况和获得情报，中共还允准观察组到部队和地方作实地考察，对他们的旅行不加任何限制，并对其工作予以积极配合。因此，仅在最初两个月中，观察组便成功地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

观察组看到了中共生气勃勃的活力。谢伟思感到：“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共产党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就是这里正推行着“民主化的进程”，“人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们更关心保护它们，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实施这种保护，……人民选举也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不公平的政府。”这些观察家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命运不是属于蒋介石的，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把关于中共真实情况的报告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不偏不倚的支持国共双方的对华政策。

中共很快确立了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方针。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专谈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文件，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将此前外国记者及此次美军人员的到来视为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该文件中有两点内容尤为值得注意：一是专门指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扩大中美合作的范围。文件指出：“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二是指出这种合作不只是战时的军事合作，还可以延续到战后去，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性的合作，如文件所说：“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可见，中共对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怀有期望。

中共领导人在与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注意澄清外界对中共政策的误解，表示愿意在战后与美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观察组成员的多次谈话中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进步特点的资本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反对美国等国的在华利益，而且完全真诚地相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靠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为此，中共竭诚欢迎美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并准备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终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纲是民主主义，即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实现工业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毛泽东强调中共十分愿意与美国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

中共领导人在与观察组成员的接触中一再呼吁美国政府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毛泽东在与兼任观察组成员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时询问美国政府是否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是重要的。毛泽东表示：中共现在并不要求实行充分的代议制度的民主，这不现实，但应该召集一个容纳一切团体的临时国民大会，政府须直接对国民大会负责。他希望“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美国这样做，“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只有国民党反对它”。

谢伟思认为：如果不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不管美国提供多少武器，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还认为美国可以并且应当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应当“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的关注”，只要美国谨慎地施加影响，是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已很强烈”，“我们可以确信，随着我们态度明朗化，以及我们认为中国本身应该是改革的主要动力这种愿望日益明确，中国的民主改革将获得稳步发展”。

得出这种结论的不仅有谢伟思这样的比较激进的外交官，而且有美国驻华最高外交官。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中国的局势正迅速走向死胡同，……要想控制住局势只有采取激进措施，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各种分子的统一战线。这些党派和分子应当和蒋介石共同负起制定并实施重新开展抵抗、恢复军民双方的抵抗精神的计划的责任。”

观察组主张对中共军队给予适当援助。观察组肯定中共军队在武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努力，认为他们“最有资格要求得到所需要的合作与援助”。包瑞德认为：“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中共军队便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杀伤；而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装备，他们就能够收复很多重要地区，加速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希望美国军事最高当局对共产党是否应该得到美援的问题尽快作出决定，而不应无限期地拖延下去。10月初，谢伟思向史迪威建议：将美国缴获的德国武器运来援助中共部队，并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条件，要求中共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10月下旬，谢伟思前往华盛顿，就此直接提出建议和说明。此后美国军方人员先后与中共方面讨论了空投援助中共山东部队的“连云港计划”、装备和训练两万五千名中共游击队的“伯尔德计划”，及在中共山东部队支持下建立美军登陆场的“麦克卢尔计划”等。

三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史迪威将军来华。史迪威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美国驻中国的军事代表，又是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多重身份，以及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战略思想及个性的差异，使史蒋关系出现了矛盾。在入缅作战问题上，双方便意见不一。缅甸保卫战失败后，蒋介石与史迪威互相指责。此后，居里访华，调解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史迪威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在印度训练中国驻印军上。

对于如何战胜日本，美国在华两位高级将领持有不同看法。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坚持“空军制胜”主张，声称如果他拥有一百四五十架飞机，并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他在六个月内，至多一年内就可打败日本。蒋介石支持陈纳德的这一主张，要求美国增调空军及飞机来华。但史迪威认为，在中国打败日本首先要依靠地面部队。史迪威对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精神有高度评价，但他对整个军队的状况并不满意。他指责国民党军队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高级军官无能、士兵体质孱弱的状况并力图改变这一状况，希望对中国军队实行改革，以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提出了严格挑选高级指挥官、清洗无用之辈、澄清指挥系统、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蒋介石拒绝了这些主张。

史迪威提出了整编中国军队、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抗日的要求。对史迪威来说，这两项行动的目的是军事性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却具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义。蒋介石竭力阻挠史迪威的这一努力。于是史蒋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由军事而政治。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腐败专制的政府，“蒋介石是一党政府的头头，为盖世太保和党的特务所支持”，他对国民党的评价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囤积、黑市、与敌通商”。

1943年10月，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发起缅北反攻战。他要求驻守云南的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进攻滇西，与驻印军形成夹击之势。他通过华盛顿方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间，美国4次催促蒋介石出动云南的远征军，但蒋迟迟没有采取行动。1944年4月，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了措辞严厉的第5份催促出兵的电报，该电带有指责意味，说：“令我不解的是，由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你的Y部队面对实力空虚的第56师团竟不敢进军”。美国军方并威胁：如果再不出动远征军，美国对中国的租借援助将暂予停止。4月中旬，远征军向日军盘踞的滇西发起攻击。

在缅北滇西战役正紧张进行之时，日军在中国中部地区发动了豫湘桂作战，而中国战场出现了严重的大溃败。面对这一危机，美国军方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作战不力、高级将领指挥失误所致，赋予史迪威对中国战场所有军队的指挥权或可挽救战场形势。

7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史迪威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一切抗日的中国军队。罗斯福指出：“日军进攻华中后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不仅贵国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欲挽救危局必须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因此，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将史迪威置于你直辖之下统率全部华军和美军，并请你赋予全部权力与责任。”

蒋介石对此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回电中一方面表示赞成罗斯福提出的原则，一方面声称中国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复杂，此事不能仓促进行，要有一准备时期。同时，他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有远大的政治目光与能力的私人代表来华，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正在美国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奉命向罗斯福强调：“中美合作，不但军事，尤重政治，单从军事不能解决整个问题，军略家未必皆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罗斯福表示将慎重考虑赴华私人代表的人选。最后，罗斯福选中了曾担任过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作为其私人代表。9月6日，赫尔利抵达重庆。

此时，史蒋在缅北滇西作战部队的使用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蒋介石威胁要撤回远征军。史迪威向华盛顿电告了这一争论。罗斯福很快发出了一封由马歇尔起草的措辞强硬的电报，称：如果撤退远征军，将丧失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并立即危及“驼峰航线”，“对此，你自己必须准备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即增援远征军在怒江的部队，并发动攻势，同时再次提出“让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否则，“你和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提出，是罗斯福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罗斯福企图把史迪威指挥权的印缅模式，即蒋介石名义领导、史迪威全权指挥的方式扩大到全中国。他希望通过直接控制全部中国军队和大规模提供装备的方法，重振华军以挽救危局。因此，罗斯福不惜采用严厉的措辞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

对此，蒋介石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不仅不同意任命史迪威，还以史迪威没有合作诚意为由，要求美国将其召回。在这一史蒋终于摊牌的最后关头，从美国的长期利益出发，赫尔利选择了支持蒋介石。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指出了这样的前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随之失去中国。”赫尔利建议罗斯福重新任命一位蒋介石能够接受的美国将军接替史迪威。

史迪威仍希望美国军方能继续给他以支持，他在9月26日致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就不能从中国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会继续运用他的故伎与拖延，同时攫取贷款与战后的援助，以维持他现有的地位，这地位是以一党政府、反动政策或利用特务的积极协助镇压民主思想为基础的。”

此时，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经从注重军事问题转向注重政治问题。美国更关心战后与中国的关系，它不愿因史迪威而冒“失去中国”的风险。10月18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决定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战区参谋长的职务。魏德迈就任时获得的使命授权要比史迪威小得多。其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建议和协助委员长指导对日军事行动”，二是指挥在华美军“实行从中国出发的空中行动”。魏德迈从罗斯福那里得到的特别指示，即美军在中国的主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存的政府。魏德迈理解，这意味着在中国，蒋介石的决定是最终决定。至此，中美之间围绕着指挥权而产生的危机得以消除。

史蒋之争，从表面上来看是蒋介石胜利了，但这一事件对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损害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史迪威的召回无论是在美国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样的高级将领被“逐”回国，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马歇尔等军界首脑对蒋介石的愤愤之情难以言表，美国社会也掀起了一股同情史迪威、揭露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舆论**。《纽约时报》称这是“一个垂死的反民主体制的政治胜利”，指责美国政府至少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所有这些，对美国后来的援蒋反共政策的坚定性不能不产生影响，美国必须考虑当它在援助一个靠自身力量难以取胜的政府时这个政府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