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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美关系的发展（第1页）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一　中共对美方针的调整

抗战时期是中共外交的发展期。抗战前期，中共对外交往的重点是苏联、共产国际，并与西方国家的民间人士和团体有一些接触，但对英美政府则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这一方面是受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政局息息相关。中共担心，国民政府在英美的默许和支持下，要与日本达成妥协。因此，批评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批评英美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曾一度是中共对英美政策的中心内容。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责英、美、法等国家“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是坐山观虎斗，“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欧洲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认定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据此，中共也作出了同样判断，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对世界人民的统治权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毛泽东认为：区分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现在已毫无意义，“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美国也在一步步走向反动。

随着日本南进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英美援华制日的政策也逐渐明确，中共逐渐意识到英美不应是中国所反对的对象，而应是中国抗战需要借助的力量。毛泽东在1940年11月6日致周恩来电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共对英美政策的重要转变。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向国民党表示了关注。罗斯福曾托其行政助理居里带口信给蒋介石，表示他对中共的政策颇有欣赏，要求国共两党排除歧见，团结对敌，继续维持和发展统一的局面。美国政府甚至以暂停正在与国民政府进行的贷款交涉相要挟。中共得知美国反对扩大国共冲突的消息后，更加明确了利用美英牵制国民党反共的方针。

德国进攻苏联后，共产国际调整政策，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各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这为中共政策的正式改变提供了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7月13日作出《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指出：“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都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中共中央指出：现在已经进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过去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关于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大集团的种种认识标准，统统取消。

1941年8月，英美首脑签署《大西洋宪章》。中国共产党就此发表声明，对《大西洋宪章》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伸张人类正义的声明”。中共表示：“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明确提出了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公开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同时向党内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共在宣言中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在党内指示中，中央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二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逐步卷入到中国内部政治事务之中。长期以来，美国比较关心的是在华经济利益，而对于中国内政则并不在乎。美国卷入战争后，它开始关注中国内政。这既是出于战争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在对日战争中坚持下去，牵制住日军主力；也是出于对战后世界格局的考虑，美国期望一个西方化的中国能在战后远东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前期，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强敌的坚韧斗志和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开放，为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在美国塑造了一个近似神话的英勇和开明的形象。美国很有影响的《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夫妇选为”1937年伉俪”。但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中国，他们逐渐了解到真相。到1943年时，神话已被打破。曾对国民党政府颂扬备至的美国媒体开始登载大量的揭露其黑暗面的文章，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其失望与不满充斥媒体。

美国驻华外交官向国内发去了若干揭露国民党弊政的报告。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指出：“空前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贪污腐化从上到下充斥并腐蚀着政府和军事机构”，“由于国民党实行自私的政策并拒绝接受进步的批评，它正失去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支持。”谢伟思断言：“国民党在中国社会中不再是统一和进步的力量”，“国民党的现行政策看来必定要失败。如果这一失败导致中国崩溃，它将给我们在远东的近期军事计划和长远利益带来灾难。”他认为国民党不依靠人民且得不到人民支持，已无法激起民众在战争初期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民族热情，解决的方案：“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恢复战斗意志、统一国家、消除地方军阀主义、解决共产党问题、制定避免崩溃的经济政策、出现一个真正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民主改革是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

美国的观察家们在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之时，对中共军队的抗日努力和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实践发生了兴趣。根据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的消息，他们感到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生机勃勃，“幼稚的”民主正在那里发芽。史迪威这样记述他对共产党的印象：“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言行一致。”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他们对国共之间紧张关系感到担心，希望美国政府重视国共关系，努力防止中国政治局势恶化，防止出现国共合作破裂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在军事、经济、对外交往及新闻报道各方面的封锁，也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行动有所遏制，多次提出请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员到敌后根据地访问的建议。1942年5月，周恩来向美国记者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周恩来并委托斯诺将介绍中共军队抗战业绩的资料及一封信给居里，希望盟国能将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合理地分配给中共军队，这样，中共军队便能够更为有效地打击日本人。1943年3月，在得知美国有派遣官方人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的想法后，周恩来又向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戴维斯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等敌后根据地去。

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对国民党有所制约的因素。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利用这一时机制造反共舆论，宣称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了阶级斗争理论的破产，要求中共放弃政权和军队，服从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民党并频频调动军队，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军事进攻的威胁。面对这一严重局面，中共除了抓紧做好军事自卫的准备外，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希望利用美、英、苏等国的影响，制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7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孙平，希望他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企图报告苏联领导人，请求他们出面干预。同时，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的代表团，将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消息向外界公开传播，特别要通告美、英驻华官员。为防止国民党政府进行新闻封锁，此后中共中央又指示重庆代表团立即将有关材料直接送达美、英驻重庆大使馆。

美、英、苏舆论界首先对此作出了反应，在报道这一消息之时，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此时苏联对国民政府比较冷淡，故苏联政府未直接向重庆政府表示态度，但苏联驻华官员与美国驻华官员频繁接触，表示了不满，指出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国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担心中国的内战将会立即影响对日作战的大局。美国对国民政府提出了警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国务院顾问亨培克先后向正在访美的宋子文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将给盟国的地位带来不良的影响，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也向国民党当局表示：“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是美国对远东的一项基本政策，因此，我们非常关注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的足以妨碍建立和维护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的任何严重分歧。”美国认为这种分歧削弱了中国的战争努力。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国民党停止了以武力压迫中共的做法。

中共邀请美国派遣官方代表去延安的提议得到了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支持。他们虽然获得了大量的有关敌后根据地的资料，对中共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很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实地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看看共产党的政府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他们的“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否具有民主的性质和可能性，它是否已经赢得人民的拥护，它和国民党政府的情况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如何，它对盟国的事业大概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谢伟思认为，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共的研究，其主要着眼点有二：（一）共产党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东北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其战略地位很重要，对美国的战争努力具有积极的军事价值；（二）一旦日本战败，中共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在进入真空地带时占有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中共获得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情和俄国的支持，战后国民党要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不应忽视共产党的存在，而片面支持国民党。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向延安派出外交代表和军事观察组的建议。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敌后的中国军队在计划中的美军登陆作战中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美国政府接受了驻华官员的建议。1944年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为搜集华北和东北的日军情报，以为今后在这些地区的作战做准备，要求他允许“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至山西，以及至华北的其他必要之地区”。该电虽未明说去共产党区域，但这些区域很大一部分是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蒋介石对此虽不能明确反对，但采取了敷衍方针，仅表示将尽力协助观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所谓中央政府力量所及地区，自是不包括共产党统治区的。此后，罗斯福曾数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军观察团到陕北等地搜集情报。蒋介石不置可否，但国民政府还是解除了对中共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批准了外国记者组团访问延安的申请。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向蒋介石一再表示了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切，明确提出美国希望派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并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要求。由此，美国获得实地观察中共所领导的敌后区域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共最高层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的机会，中共也获得了直接向美国施加影响的机会。

同月，由6名外国记者、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是中共根据地与外部记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中共给予了热情接待，努力向世界展示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记者团向国内外广泛报道了根据地的情况，扩大了根据地的影响。如美国记者福尔曼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报道，便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兴趣，产生了较大影响。

7-8月间，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先后飞抵延安。观察组具有政治和军事二重性质，其成员除16名军人外，还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顾问。已有20年在华经历的中缅印战场情报官包瑞德上校担任观察组组长。中共对此非常重视。毛泽东和刘少奇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与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称赞这些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希望他们的到来能够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共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