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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第2页）

战即人生。我先且不问你们为何而战；能战便佳！

当然，你们抗战，自有你们的理想，自是为着你们的理想。我愿你们的理想永远是你们最高的企图。如果晓不得什么是“最高”，至少要抓到一个高过你们自身的鹄的。

……

弟兄们，必须伟大，才配战争；不怕战争，便是伟大。打开伟大之门的钥匙，你们晓得吗？那就是——

做你们平生所不敢做的事情！

——萨拉图斯达如此说。

基于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战国策派的作者们在形势的判断上虽然不免错误，但确实充满了动人的悲剧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因此问题的中心便是战争；战争决定一切，“力”是宇宙间“必定有”和“必须有”的东西。林同济写道：“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抑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纷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那么，“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基于对时代特征的这种判断，战国策派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及中华文化的命运表示极为忧虑，以为中国人如果不能在当前世界这种“力”的较量中表现出足够的能耐，则有被完全吞噬的危险。他们强调：“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他们强调：“无论由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言，或由精神情况言，今日的欧美已显然的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欧美在人类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言下之意，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及中华文化的未来命运在这种“大一统帝国”的统治下，除了灭亡或被同化，难道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吗？

战国策派对未来世界的看法，就其思想渊源来说，也不过是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与改铸。不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更非杞人忧天。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的情况，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这种判断虽然建筑在对历史与现实之内在关联的牵强比附上，但他们的这种忧患意识体现着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精神。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处境既然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险恶，那么中国怎样才能避免这种险恶而步入光明呢？对此，他们不是追求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而是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误区，试图以法西斯主义或强力政治阻遏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期望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地位的提升。林同济说：“到了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的一条路展进。全体化的形势与程度，各体系的文化虽然各自不同，但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于是他们不惜冒着反民主的恶名鼓吹“全体战”，鼓吹法西斯主义。“民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民治而有助于全体战，民治可以存在；民治而有碍于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

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民主政治如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唯一最佳政治形式。但将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相比较，前者无疑优于后者。战国策派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强盛是不可取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的结果固然主要是出于“力”的较量，但除了力的较量外，也必然存在公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战国策派看不到这一点，一味鼓吹“力”的角逐。他们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是一个‘非道德’的东西，国与国在道德上一律平等，也可说一律无关。既然如此，国与国的关系，完全变为‘力’与‘力’的关系，每个国家成为‘力’的单位，是在世界大政治里角逐的一员，所谓主权不过是‘最高力量不能受国以外的法律限制’之另一说法。”所以说，“国与国对峙的局面，根本上即为‘力’与‘力’的对峙的局面，在这‘力’与‘力’不断相争的前进中，人们遂没有功夫再如从前那样视‘力’为手段，而今乃视为目的。在国与国群向大一统奋斗的当儿，显然的，‘力’为最主要的政治条件，最急于提倡急于培植的法宝，其被视为纯粹一种目的，自属理之固然，犹如久经贫贱的人，视钱财为目的而不看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一样。在这种局面下，‘力’的哲学，‘力’的讴歌，与乎国力政治自必应运而兴。”这实际上是把国家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单纯地归结为“力”的冲突。其用意虽然是期望中国综合国力的充分提高，凭借自己的实力使中国成为“在紧张严肃的世界角逐中的一员”，但毕竟过于无视国际交往中最起码的道德原则。

在战国策派的思想家们看来，不仅国际间的政治无需讲求最起码的道德原则，而且国内政治说到底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怎样设法提高国家的力量和地位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虽然需要“政治理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理想政治”。所谓“理想政治，不是理论上的是非问题，乃是事实上能否切合的问题。一位坐而言还能够起而行的政治领袖，他不但要有崇高的理想，他还要知道在某种环境时代条件之下，怎样逐步去实现他的理想。”为此，他们渴望中国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然后以政府的作用去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参与国际角逐。他们说：“在目前紧迫的情势下，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彻底计划，提倡民族意识，准备长久战争，鼓舞全民族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训练每一个青年配作一个战士，整个的国家配作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单位。遥远的政治理想，外交官的辞令，暂时不必对民众宣传，先实行能够应付时代环境，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理论政治。”

问题在于，这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建立起来？换言之，这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战国策派的思想家们陷入一种短视的思想误区。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谈什么“民主政治”、“宪法政治”，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奇特的事”，目前中国的“第一任务”是建立“独裁国家组织”，组建“大权在握的政府”。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要建立独裁政府，当然需要独裁人物，需要天才、英雄和超人。为此，他们竭力鼓吹叔本华的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主义。他们强调，意志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中心，生存意志是推动人类行为与人类进步最伟大的力量。“照叔本华的观念，宇宙间根本没有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切的一切，存在的基础，支配的力量，都由于生存意志。”“道德的教训，宗教的信条，政治的原则，社会的组织，文化的进展，在适合生存意志的时候，自然能够久存；在相反的时候，终究必归于消灭。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道德。天下古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道德标准，只有与生俱来与死不去的生存意志，——它与死不去，因为它还要借子孙的形体来继续永生。”他们反复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国家与民族永远需要的只是“力量”，只有力量才是满足国家与民族生存意志的法宝。“民族与民族的生存意志，到了最后关头，永远要取不可调和的对立形式”；“国家和国家也是一样，生存利害冲突到最严重的时候，只有拼个你死我活”，绝没有任何调和，或互惠，或双赢的余地与可能。

战国策派对国家间冲突的分析虽然过于**裸，但其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无大错。只是他们的进一步推论，即由国家间的生存意志推论到权力意志和超人意志，则未免过分强调独裁者的功能，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的误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里，愈是优秀的人物，他的意志愈是伸张；人的生活最精彩的时候，就是权力意志最充分发挥的时候。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能够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地位，就看它国内中坚分子能否超越生存意志，达到权力意志。“尼采认为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支配人生一切的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权力意志。”故而，“人生的意义既然在于发展权力意志，那么生活就等于是一种战争。在战争中间，强者才配生存，弱者自然消灭。这种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然而却是不可逃避的现象。”

既然生活无法逃避，那么就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战国策派们说：“我们应当接受人生，使人生发扬光大进步，我们要使人类达到最高级的发展，这一种最高级的发展，就是超人。”只有“超人”才是生活中的强者，才配做人类的领袖，“超人不相信社会上已有的价值，他们自己会创造新的价值”；“假如没有他们，社会上就要死气沉沉，毫无进展，我们不能再有‘人生’，我们只有‘人死’。”于是中国人的唯一希望，在他们看来就是期待有超人、英雄和天才出来拯救。

战国策派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反理性的逆流”，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其实质是反民主的法西斯理论。正如一些进步学者当时所批评的那样：“人类社会之发展不是取决于什么‘少数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各阶级相互间的斗争。”“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在历史上人为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第一，历史上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第二，广大人民的愿望及其在实践行动中的力量固然在历史有着重大作用，然而历史的进程也并不能单纯由这种主观的愿望和力量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但“我们的新的英雄不是偶像，而是健康的人；不是‘人上人’、‘超人’，而是人中的人；不是脱离了群众的，而是生活在群众中间依靠群众的；不是企图自由地改变历史道路的疯子，而是顺应着历史的发展发挥出无限的战斗的积极性的自由人；不是天才，而是平常人；他们的伟大不表现在神秘，而表现在平常的中间。”

战国策派的理论虽然有利于蒋介石在政治上求取独裁的企图，但这一批知识分子毕竟与政治上的顽固派有着本质不同，他们理论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鼓励国人坚持抗战，不要被国际上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一时气焰所吓倒，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战国策派进行大量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中共领袖认为，中共与战国策派在理论上的分歧并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当时“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政治上的妥协投降理论以及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而不是战国策派。

四　唯生论与力行哲学

陈立夫的“唯生论”最早提出是在1933年，但在思想文化界真正发挥影响力则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其代表作便是1944年修订出版的《唯生论》一书。

在《唯生论》中，陈立夫不时引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和孙中山的某些言论，再三声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既不主张唯心一元论，亦不主张唯物一元论，而主张唯生一元论”，但究其本质，则表现形式是二元论，实则唯心论。陈立夫认为：宇宙现象是一变化之大流，宇宙的本体是原子（生元），原子又是物质与精神的配合体；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精神、物质二者配合而来，有物质必有物质的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体、物质，所以宇宙没有一个绝对附属于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对精神的物质，宇宙是定量的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质之和谐的一切配合。在这里，陈立夫终于露出了“心物二元论”的马脚。

心物二元论在本质上就是唯心论，它的反对目标当然就是唯物论。对此，陈立夫说得非常明白和直露，并未隐讳自己反对唯物论的目的。他在《唯生论》的导言中说：“近几年来，唯物论之论调日见嚣张，唯心论的论调又失之空寞，结果举世滔滔，既沉沦于物质的追求，更忧伤于心灵的桎梏。在这唯物与唯心两种偏见戕贼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一般思想未熟的青年学生，我们不可不有一种新的正确的理论，把他们从潢绝港中唤回。”陈立夫所反对的唯物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唯生论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纯哲学的理论建构和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探讨。陈立夫一方面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曲解孙中山的思想，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民主倾向；另一方面，他借用这种曲解后的孙中山思想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唯生论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是国民党试图重建一党独裁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依据。《唯生论》说：“我们要救国家，必须先从自己救起，只有首先把自己建设起来，健全起来，然后才能进而完成我们现在所负复兴国族的重大使命！但是怎样才能成就自己并进而挽救国家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诚。所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读书做事为人，都要以《大学》、《中庸》上的道理为最高法则，彻底地做到一个‘诚’字。必须这样，我们个人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才有挽救的办法，才有复兴的出路，才不辜负了东方人所发明伟大的生命之动力！”

就哲学抽象概念而言，“诚”字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赋予多种含义，如果不加以具体的限制，盲目提倡，其结果可能正像胡绳当年所指出的那样，“不外乎是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所以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之下，‘诚’这一概念，本是因企图说明人的合理关系而产生，却在神秘的外衣下被抬上神圣的殿堂，使人顶礼膜拜，作为欺蒙与麻醉奴隶人民的思想工具”，“由此，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诚’的神秘性，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那正是我们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严格否定这种专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在实践的生活中发扬‘诚信’与‘真诚’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对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所应有的态度。”

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也叫做“行的哲学”，或“行的道理”。蒋介石把这个“学说”视为自己的一大发明，到处宣传，到处演讲，一心想让国人奉为唯一的政治信条。其实，蒋介石这个自鸣得意的新发明并没有多少学理上的创造，它不过是将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相互配合而杂凑的一种所谓“革命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哲学一样，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仍是以精神的原理、以“诚”作为创造一切的动力。蒋介石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然而行的原动力就是精神原理，就是‘诚’。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的一念。”“诚就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做革命的原动力，我们还要能够力行。……我认为我们革命不患其不成，只患其不能力行。如果大家已经认识了三民主义，而不知道‘知难行易’的道理，就不是总理的信徒，也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由此可见，欲对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本质有一深切的了解，实有必要弄清它与孙中山思想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孙中山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不同影响和各家各派对孙中山思想的不同解释。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革命实践中所创建的三民主义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最重要，也最合乎中国国情的学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个“近代文化”阶段的话，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近代文化”最优秀的代表。但是正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反复指出过的那样，孙中山的思想不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他“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因此如何对待孙中山的政治思想遗产，便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具有相当复杂的现实内容。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初提出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础上的全面抗战原则。毛泽东强调：“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计前嫌，同意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各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主要是因为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国的需要。然而由此反观国民党，他们在抗战时期除了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坚持抗战外，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实在觉悟太少。“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不言而喻，这里所批评和指责的实际上是指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中的右派。

其实，从国民党方面看，他们倒是自始至终地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坚信三民主义。问题在于，三民主义虽有既定的内含，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毕竟要有不同的解释。说蒋介石曲解了三民主义也好，说他发展了三民主义也罢，事实上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绝不可能是孙中山原汁原味的三民主义，自然要加上蒋介石自己的理解，自然要有所改变。蒋介石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这里。”

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更多的是出于义愤。公平而言，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还是做过许多有益的贡献，至少是实行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原则，坚持对日抗战。问题在于，中国的抗战实在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不仅中共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原则，而且蒋介石也似乎从来没有把中共的军队作为自己的军队来看待，更不要说作为嫡系来使用、来爱护了。因此国共之间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摩擦从表面上看是各种利害冲突，但其本质或最深层的原因则是“主义”之争。蒋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三民主义不放，之所以贬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共产党之所以对三民主义进行革命性的解释，之所以既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又不愿意放弃三民主义，说到底都是为了在道义上赢得国人的同情，并为抗战之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基础。当抗战胜利在望的时候，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政治遗产不得不进行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夺。

1943年，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则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于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细读这些文件，其根本的分歧依然在于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外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其实这两种思想都不合乎中国国情，“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液。”由此可见，蒋介石完全不顾抗战期间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的变化，完全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力量，依然念念不忘的是一党专制，依然期待的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中国之命运》发表之后，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严厉批判。艾思奇说：蒋介石“自认为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但事实上是怎样呢？事实上是很可惜，在《中国之命运》里并没有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而只有关于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词，以及在这些名词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的唯心论哲学。”针对蒋介石所谓“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的说法，陈伯达愤怒地反驳道：“但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难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