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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第1页）

第四节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

1949年4月至5月间，国民党军自长江防线全线败退。5月14日，已经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致电各部称：“查自匪军南渡，我各级部队于转进途中，既未采用机动方法，窥破好机，予深入之匪以反击，复未站稳脚跟阻止匪军之冒险穷追，似此消极性之转移如不严加纠正，则影响今后作战至巨。须知匪以孤军深入，既无后方，又无补给，其战线绵亘数千里，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犯兵家之大忌。我军正宜乘敌兵力分散，予以严重打击，纵部队残破或情况与我不利，亦应发扬革命精神，以残破之兵力向敌后方转进，机动袭击。倘不战而退，自甘溃散者，既亏我军人之职守，复为国法所不容。兹特明白晓谕：嗣后各级部队长应振作士气，不断求匪而攻击之，凡有不遵命令专以避战为能事者，决按军法及连坐法从严惩处，并撤销其番号。”但此等严令对败退中的国民党军多半失效，此时的残余国民党军已是将无斗志、兵无士气、指挥失灵、装备破损，很难组织有效的抵御，而是稍触即溃，一退再退。

面对长江防线失守后的军事败局，国民党提出在战略上“巩固反攻基地，培植新生力量，厉行军事革新，实施总体战”，战术上实行“避实击虚，以明击暗，以大吃小，速战速决”。但对军事部署的重点，蒋、桂两系显然有不同的考虑。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以白部担任粤汉路防御，其中以鲁道源、陈明仁、张轸兵团部署在粤汉路正面，黄杰、沈发藻兵团部署在湘东和赣西南，将陕南胡宗南部队调到鄂西，鄂西宋希濂部队调到湘西，胡琏和刘安祺兵团调至赣南和粤北，其他部队位于两侧的大弧形防守线，其防守重心名为国民党政府迁移后之所在地广州，实则着眼于桂系的基本根据地广西。他们还准备将汤恩伯余部调至粤东和闽南，绥远部队西调宁夏，马家军南撤甘青，以在外围牵制中共部队的进军。桂系的做法自然不为蒋介石所接受，蒋的部署重心，一在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二在西南川康黔滇，准备以这两处为最后退守地，待机而动。他甚至在给国民党政府的指示中压根未提及两湖与两广的防守问题。由于蒋介石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实权，所以李、白根本无法调动蒋系部队。根据蒋的旨意，胡宗南部留守陕南，宋希濂部退往鄂西南，均以拱卫四川为任务；胡琏兵团被调往粤东，刘安祺兵团调往海南，汤恩伯余部退至舟山福建，均以巩固东南沿海为责任。何应钦还曾提议：“华中主力于不得已时转移入黔，与四川国军凝为一体，确保西南半壁，徐图再举。”这种削弱两广防守、为蒋介石做嫁衣裳的做法也得不到桂系的同意。本已残破不堪的国民党军，更因这样的矛盾内讧而致越发缺少战略配合，在全局层面已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部署。

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三路大军先后渡江之后，进军速度甚快，对中共而言，全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指示，作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第二野战军“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同时“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在年内占领两广；第一野战军在年内占领甘、宁、青，并准备明年经营新疆，另以一部经营川北。毛泽东特别强调：“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战法，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以全歼国民党军的追击战略开始初步成形。

在中共部署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美国可能干涉的因素一直起着一定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进占上海，次日毛泽东致电各野战军首长，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的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当时，各路大军正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中，后方未留太多的兵力，为了有备无患，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决定在华北和华东新占地区留置充足的兵力，以防止美国可能的干涉，或协同国民党军的袭扰。具体部署是：令第20兵团杨成武部在秦皇岛、塘沽布防；第19兵团杨得志部在歼灭胡、马两军在陕甘边境的主力后停留在宝鸡地区待机；第四野战军在河南留1个军，准备在有事时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在青岛留1个军，南京、镇江、苏州地区留2个军，浙江留3个军，上海留7个军，并加强吴淞、江阴炮台配备，进攻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2个军；第二野战军全军在6、7两月内，位于现地进行整训，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但是，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当事实表明美国将从中国抽身而退、已经不可能干涉之后，毛泽东才下令第二野战军准备进军西南，于此亦可见毛泽东对重大战略问题的慎重态度。除此之外，大军渡江之后，在一路凯旋声中，也出现了如何组织后勤供应、如何适应南方山地潮湿的作战环境、城市接管如何跟上进军步伐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因此，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新的部署，自6月以后，各路部队的进军速度都有所放慢，在继续追击、歼灭国民党军的同时，也将相当的精力用于整训补充调整、巩固胜利成果方面。

一　华东战场

华东方面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主要集中在浙江南部和福建，但多为自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残余，缺额甚多，军心涣散，许多部队根本不堪一战。5月间，国民党将福建部队整编为3个兵团10个军共12万人，由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浙江部队整编为4个军共6万人，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防卫司令周嵒指挥。6月21日，蒋介石到福州召集各部主官开会，强调防守福建对保持台湾、屏障台湾的重要性，决定以第6兵团防守福州，第8兵团防守漳州，第22兵团防守泉州、厦门和金门。7月18日，国民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陈诚担任长官，统一指挥浙、闽、台军政事宜。9月中旬，汤恩伯接替朱绍良担任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指挥闽南作战。由于第三野战军部队推迟了进军福建的时间，使国民党军得以在整训部队、加强防务方面有所调整。

担任进军东南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在占领上海后，决定由第7兵团进军浙江，第8兵团守备南京，第9兵团守备上海，第10兵团进军福建。7月初，第7兵团已经进占了除舟山群岛等岛屿之外的浙江全省，福建成为第三野战军下一个进军目标。由于第10兵团在上海战役中消耗较大，他们要求推迟进军时间，得到了第三野战军首长和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经过1个月的休整，第10兵团于10月初自浙江嘉兴南下，月底到达闽北建瓯、南平、古田地区集结。8月初，第10兵团发起福州战役，以1个军为左路，攻击福州以北的连江；1个军为右路，攻击福州以南的福清、长乐；1个军为中路，沿古田至福州公路攻击福州。战役发起后进展顺利，16日左、右两路完成预定任务，当晚福州国民党军南撤，17日进占福州。此后继续南进，9月19日占漳州，23日占集美。对于如何解决厦门和金门的国民党军，兵团提出金厦并攻、先厦后金、先金后厦三个方案，由于认为国民党军正在恐慌动摇之中，最初决定一鼓作气并攻金厦，但后因运兵船只不够，又决定集中船只载运部队，先攻厦门再攻金门。厦门岛虽有汤恩伯率领的国民党2个军5个师3万余人固守，但其最近处离大陆不过1海里左右，相对较易攻取。10月15日晚，第10兵团集中6个师的部队渡海攻击厦门，于16日晨成功地在厦门岛北部海岸登陆，随后即向纵深发展，17日占领厦门全岛，汤恩伯率1个师部队仓促撤离，余均被歼。

第10兵团攻下厦门后，即根据作战预案，于18日下达了攻击金门的命令。大、小金门岛均位于厦门以东，其中大金门岛面积为120余平方公里，小金门岛面积为15平方公里，距离大陆最近处约10公里左右。国民党以1个军及1个师防守大金门，1个师防守小金门，战前和战中，又自广东潮汕地区调来第12兵团的2个军，使守岛兵力达到4万人，但这些动向未引起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足够的注意。担任攻击金门的是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29军各一部共6个团的部队，由于战役发起前船只搜集的困难，攻击时间从20日推迟到23日。此时，第10兵团已发现国民党军增援金门，但又认为可以在国民党援军未全部到达前解决战斗，故仍决定发起战役；因为船只搜集最后仍未达到一次载运6个团的数量，只好决定将登陆部队以3个团的规模分为两个梯队登陆；又因种种原因，登陆梯队未有师以上首长随行，各部互不统属，致使在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方面发生困难；加以对登陆作战演练不够，对海潮、气候等影响登陆作战的因素未有充分考虑；厦门一带是新解放区，群众基础较差，获得群众支持不易。上述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金门作战的失利。24日晚，第一梯队3个团分乘300余只船起渡，25日凌晨在大金门岛西北部成功突破，但因没有统一指挥，未能先巩固滩头阵地，而是分头向纵深穿插，结果遇到国民党军的反击，扩展困难。登陆时正值海水退潮，载运船只全部搁浅在滩头，天亮后被国民党空军飞机全部炸毁，无法返回接运第二梯队。25日晚，登陆部队已被压缩至古宁头地区，岸上部队紧急搜集了部分船只，于当晚又派出4个连登陆大金门岛，但在人数上仍远不及国民党军。26日，国民党军全力向古宁头反击，登陆部队坚持到当晚突围，战至28日下午，全部9000余人或牺牲或被俘。

金门之战，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遭受重大损失。司令员叶飞总结其原因为：“主要是由于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只追求速攻勿让敌有喘息与重新整顿之余地，而未在困难方面多着想与考虑，与对敌最后挣扎之严重性估计不足……充分表现了轻敌急躁、主观主义打没有把握与冒险的仗。"10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各部队：“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21军派遣6个营分两批渡海攻击浙江舟山群岛的东南门户登步岛，结果与守岛国民党军形成胶着战，由于后续部队无法跟进，最后决定撤退，造成1400余人的伤亡。事实表明，渡海登陆作战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缺乏充分海空和后勤支持的情况下，渡海登陆作战的困难较大，不能草率行事。此后，分别负有对浙闽和广东渡海登陆作战任务的第三野战军与第四野战军部队，对渡海攻击沿海岛屿均采取了谨慎从事、认真准备的态度。

在第三野战军准备进军福建之时，毛泽东还在6月14日致电粟裕等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台湾离大陆的距离更远，又是国民党准备在撤守大陆后最后据守的地区，兵力部署更多，攻击难度也更大。第三野战军为攻击台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与精心的演练。1950年4月，第四野战军成功地渡海攻占海南岛。5月13日，国民党军自浙江沿海最重要的岛屿群——舟山群岛撤退；19日，第三野战军进占全部舟山群岛。但由于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军台湾的计划最后未能实行。

二　华北战场

太原是国民党在华北保有的少数孤城之一，其四周多山，地势易守难攻，市内外均筑有大量钢筋混凝土工事，形成了环绕城区百余里的要塞化、堡垒化、立体化的坚固设防体系，并有自设的兵工厂，守军有6个军10个师10万余人，其作战部署为：“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期凭借坚固工事与炽盛火力，予匪以重大损害。尔后适时运用我机动部队，逐次歼灭局部匪军，以达攻势持久之目的。”为了攻克太原，华北第1兵团于1948年9月底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先以围困和瓦解的办法逐步削弱守军，然后攻占外围阵地和机场，得手后再攻占城垣周边据点，最后攻占城区。10月中旬，第1兵团对太原城外东山发起进攻。东山俯瞰太原市区，为攻占太原的必经要隘，也是阎军坚固设防之地。攻守双方在东山进行了反复的激烈争夺，均有重大伤亡。经过一个月不间断地连续攻击，第1兵团终于在11月中旬全部攻克东山四大要塞，但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平津战役发起后，毛泽东认为，过早攻克太原，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南撤或西撤，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遂决定停止对太原的攻击，部队就地休整。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第19、20兵团共6个军于1949年3月到达太原前线，华北三个兵团齐集太原，攻城部队总数达到了10个军36个师共32万余人，对国民党军占据了绝对优势。为指挥对太原的总攻，成立了太原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及总前委书记。3月底，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回西北途中，留在太原前线参加指挥作战。北平和谈开始前后，中共有意以北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表示对阎锡山可照傅作义那样待遇。但阎锡山拒不接受，于3月29日匆匆飞离太原，将太原作战的指挥权交给绥署副主任孙楚和王靖国。4月20日，华北三个兵团同时对太原发起总攻，首先以强大炮火摧毁守军的防御工事，继以四面围攻攻破城垣。随后守军防线全面瓦解，步步后退至城内。24日战斗结束，太原守军被全歼，孙楚、王靖国等被俘，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等自杀。随后大同守军1万余人于5月1日决定放下武器，听候改编。山西战事结束。

5月6日，国民党军在豫北的孤立据点安阳被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部队攻占，新乡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河南战事结束。

青岛是国民党军在山东所占的最后据点。早在2月4日，国民党即决定撤守青岛，但驻守青岛的美军司令白吉尔为国民党打气说，不必过早放弃青岛，“只要有美军一部留青岛，则共军必不敢来犯”；如来犯，由关岛、东京调军前来亦很容易。国民党因此暂时搁置了青岛撤军计划。但事实表明，美国人的承诺并不可靠。5月间，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青岛前线采取“逐步压缩，迫敌早退”的方针，驻青美军自行撤离，国民党军失去靠山。6月2日，驻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及2个军10万余人全部自海路撤往广东，山东战事结束。

位于华北和西北结合部的绥远，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率部据守，驻有7个师8个旅近8万人的部队。北平和平协议达成后，绥远势处孤立，董其武在1月22日飞到北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的行动。因绥远地处偏僻，对全国战局的影响不大，守军又可以随时西向宁夏继续撤退，同时也为了争取桂系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转变立场，实行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华北部队加入西北作战，对绥远则采取暂时不动、留待逐步解决的方针，并为了给董其武留出足够的时间协调内部立场，对绥远在一段时间里采取宽松政策。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对绥远方面停止战斗，维持现状，恢复交通，建立联系。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担任绥远方面作战任务的晋绥军区，提出目前应维持绥远现状，“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在晋绥军区部队和董其武部队之间暂划一分界线。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时，提出绥远问题可用另外的方式解决，先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开通平绥铁路，便利人民往来，双方开展贸易，逐渐统一货币，加强交流，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25日，毛泽东电告林彪：“北平二十余万人，傅、邓已完全交给我军，任凭我们处理。绥远傅部则其预定计划是希望我们按照另一方式，即大体上按照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而在目前则大体上维持现状。我们已预先估计到了他们这种心理，故不待他们提出即告他们绥远军队及政府暂维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将此定名为“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3月23日，林彪等与傅作义商量解决绥远问题的办法。经过谈判，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划界驻守；恢复平绥路交通，人员自由往来；通邮、通电、通商，人民币可在绥远流通，酌量收购金圆券；绥远军队和政府保持现状，解散特务组织；补贴绥远军政费用；促进社会进步，达到起义和和平统一。6月8日，协议正式生效。其后，董其武在绥远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确定工作计划，改组机构，统一事权，准备起义。华北人民政府也派联络处进驻归绥，与董其武保持联络，进行工作。6月1日，邻近绥远的陕北榆林第22军军长左协中率部起义。

与绥远酝酿起义的同时，国民党也在极力拉拢董其武。起先国民党命令董其武向西撤退，在被拒绝后，一度停发了绥远的军政费用。后来为了拉拢董其武，又决定补发经费，并任命董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7月间，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绥西陕坝，与董其武会见，希望他站稳立场。国民党还策动董部的反共军官和特务，利用部分官兵对起义的疑虑，进行反对起义的活动。一时间，国共同在归绥活动，都在争取董其武。7月14日，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绥远情况，认为“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请“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鉴于绥远部队多为傅作义的老部下，比较听傅的招呼，而傅在北平部队改编过程中与中共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已在4月1日公开声明转变立场支持中共，中共中央决定委托傅前往绥远，向董部释疑解惑，组织董部起义。8月25日，傅作义与邓宝珊携银洋20万元到达绥远，对董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解决内部矛盾，排除起义障碍。9月11日，傅作义向聂荣臻和薄一波报告：绥远“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但“疑惧心理仍不能完全释然”。关于处理绥远问题，他说：“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弟体察实际情形，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聂、薄在回电中表示：“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在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的情况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检讨。”董其武部的二号人物、第9兵团司令孙兰峰便心怀疑虑，他对傅作义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像这样起义的悲惨结局，我不愿参加。”傅向他解释说：“某些地方作的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孙又认为：“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共产党绝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他坚持道：“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而这次的条件不能同北平的条件一样。必须是部队不能再解散，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们的人一律释放，并按起义人员对待。”傅向其保证，此次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一包到底，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并表示“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在傅作义的诚意说服和争取下，孙兰峰同意参加起义。

国民党得知傅作义到绥远后，张群即致电傅作义，请其赴渝，蒋介石亦在8月29日通过孙兰峰告傅作义，亟盼能与其晤谈，并将派飞机接其赴渝，但均为傅作义拒绝。9月15日，傅的老友徐永昌飞到包头与其见面，请傅与他同去广州，被傅拒绝。徐未能说动傅自北平南撤后，此次又没能完成其使命，最后黯然飞离绥远。经过中共的大力争取与傅作义的说服工作，9月19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其后，傅作义出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副司令员，部队改编为2个军1个骑兵师。在绥远军政委员会和省政府中，傅作义部下占多数，中共占少数，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亦可见中共因傅作义北平和平解决之功而对绥远采宽松之政策。

三　西北战场

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在西北还有25个军61个师近40万人，其中西安绥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17万余人，甘肃、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及中央系军队8个军24个师14万余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3个师2个旅7万余人。但西北地区面积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些部队互不统属，胡、马两军之间一向积不相能，青海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之间亦因地盘与权力之争而有矛盾，面积最大的新疆与内地更远隔千里，几处国民党军无法形成统合战力。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是，以胡宗南部队逐步退守川陕边境，屏障西南；以马家军对地盘的欲求使其保持甘宁青，牵制中共部队的进军；同时酝酿调出新疆部队，加强内地的军事实力。4月下旬，胡宗南部队开始自渭河以北地区南撤，至5月中旬已撤至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及其以南地区，西安绥署撤至汉中，准备以秦岭为天然屏障，阻挡中共部队南进。

担任进军西北任务的第一野战军2个兵团共19万人，兵力数量仍少于西北国民党军。为了加强进军西北的部队实力，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第18、19兵团的6个军17万人配属第一野战军指挥，担任西北作战任务。第一野战军与华北部队的总人数虽仍略少于西北国民党军，但部队可以集中使用，具有明显的机动优势。随着国民党军的后撤，第一野战军部队步步跟进，5月20日进占西安，随后准备继续向西北进军。

对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最感到威胁的是马步芳与马鸿逵的马家军，因为胡宗南在情况不利时还可以退往四川，而青海、宁夏是马家军老巢，一旦被攻占，则他们基本上是无路可退，因此他们主动提议与胡宗南联合发起反击作战，以求稳定战局。经过胡、马双方协商，决定以马继援率陇东和宁夏兵团，集结在甘肃的平凉以东地区，沿西兰公路东进咸阳；以西安绥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率5个军2个师，自宝鸡沿渭河北岸东进兴平；第18兵团司令李振率4个军，由陇海路南的秦岭北进西安。6月9日，胡、马两军开始行动，中旬北路马家军进至永寿，南路胡军则进至蔡家坡。由于此时华北部队尚未到达前线，第一野战军部队在数量上还不能对胡、马两军形成优势，故彭德怀决定以逸待劳，令第一野战军部队暂停前进，主动后撤，吸引国民党军前进，等待华北部队到达后，再向胡、马部队展开反击。第一野战军部队北线后撤到泾阳，南线后撤到眉县、周厔。随后，马家军攻击咸阳，胡军攻击武功，遭到第一野战军部队的坚决阻击。与此同时，自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北第18和第19兵团自山西太原和晋中向陕西急速开进，自6月中旬开始陆续到达指定位置，7月3日全部到达陕西前线。至此，第一野战军兵力增至12个军35个师34万人，一线兵力已超过胡、马两军。胡宗南得知中共部队的增援动向后，为避免己部被歼的命运，即令所部后撤至武功以西，马家军失去胡军的支持，也后撤至永寿以西。由于胡军兵力集中，且距第一野战军较近，而马家军则相距较远，部署分散，彭德怀决定“钳马打胡”，以第1兵团沿渭河南岸进攻眉县，第2兵团和18兵团在渭河以北，分两路向扶风方向攻击，第19兵团到达后集结乾县，准备钳制马军，保障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7月10日，南路部队首先发起作战行动，12日攻占武功和眉县车站，北路部队亦于当日攻占眉县县城，将第18兵团3个军三面压缩在扶风至眉县之间的渭河河滩，并于12日下午发起总攻，全歼其部4万多人，马家军慑于第一野战军的实力，未敢出兵援救胡军。此后，第一野战军乘胜继续进攻，于14日占领宝鸡，胡军被迫南退秦岭，马家军则退回陇东，国民党军从此在西北战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党战史评论此战中国民党军的表现是，“无统一指挥，不仅未能使打击力统合发挥，且诸马只知拥兵自重，互相猜疑，各自为战，于不愿损耗各自兵力下，于局部小挫而擅退，影响全局，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