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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第2页）

第一野战军取得扶（风）眉（县）战役的胜利后，决定实行“钳胡打马”方针，即以第18兵团监视胡军，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家军，准备在陇东平凉地区歼灭马军主力，具体部署为：以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攻击长武、泾川，得手后再攻平凉；第1、2兵团攻击陇县，得手后第1兵团继续西进，切断平凉退路，第2兵团会攻平凉。为保住甘、青、宁最后的地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定进行平凉会战，坚守陇县和平凉，确保天水和固原。他要求宁夏马鸿逵以2个军防守平凉，以己部3个军在六盘山待机出击，并请胡宗南部自秦岭出击，打击中共部队的后方，以协力击破第一野战军进攻。但马鸿逵认为，如果照这样部署，己部处于一线，胜则损耗主力，败则实力难保，而马步芳却进可攻退可守，因此电令前方将领“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马步芳部不愿被推上一线，也向静宁撤退。由于二马都想“保存实力，拥兵自重”，所谓平凉会战计划无疾而终。第一野战军继续进军，未经大的战斗，即于7月30日占平凉，8月3日占固原、天水，6日占静宁，切断了宁夏马鸿逵部与甘肃、青海马步芳部的联系，准备发起兰州战役。

面对第一野战军进军的威胁，二马顾虑自身安危，又准备在兰州一线与第一野战军作战。8月中旬，广州国民党政府为协调二马关系，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使二人对权位的追求各得其所，但马鸿逵并未到兰州履新职。马步芳决定在兰州增修工事，利用兰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阻挡第一野战军的攻击。他以2个军守城，3个军位于靖远、景泰地区保护其北翼，骑兵军位于临夏保护其南翼。第一野战军以第2兵团在南，经通渭攻击兰州；第19兵团在北，经静宁沿西兰公路攻击兰州。8月9日发起战斗，12日第19兵团占会宁，19日占定西，第2兵团占阿干镇，距兰州仅20公里。21日，第2兵团和19兵团对兰州发起攻击，因城防坚固，攻击准备不充分，致进展不大。经过调整，25日第2兵团和19兵团向兰州发起总攻，马步芳部在猛烈攻击下不支，原计划自北、南两面出击支援的宁夏马鸿逵和陕南胡宗南部均未有动作，遂决定弃城退往青海。这是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途中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攻城战，两个兵团共付出了87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此后，第2兵团沿兰新公路继续西进，9月16日占武威，19日占永昌，21日占山丹。第1兵团在进占青海后派第2军沿西宁至张掖公路北进，19日占张掖。24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等率残部3万余人在酒泉起义，甘肃战事基本结束，第一野战军着手继续进军新疆。

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于兰州战役期间在南路作战，8月16日占渭源、陇西和临洮，22日占临夏，9月2日在永靖至循化间渡过黄河，5日占西宁，马步芳残部投降，马步芳和马继援父子飞离西宁，青海战事结束。

第19兵团在9月2日发起宁夏战役，14日占中宁，进入河套地区。马鸿逵虽还有4个军近8万人的部队，但其本人已在9月1日离开宁夏，将部队交由其子马敦静指挥，上下均无再战之心。19日，驻守中卫的第81军起义。21日，第19兵团在金积、灵武、吴忠歼灭第128军，马敦静飞离银川。23日，马军余部与第19兵团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规定将马军开往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并保证其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当日，第19兵团进驻银川，宁夏战事结束。

新疆是西北最大最偏远的省份，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统领3个师2个旅7万余人驻守。国民党原想将新疆部队调至内地作战，但因陶峙岳的拖延，加以新疆与内地相隔太远的实际困难而未成。第一野战军进占甘肃后，新疆国民党军已无路可退，为加速战争胜利进程，避免战争的破坏，中共也在考虑和平解决新疆问题。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意向，指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9月8日，毛泽东约见留在北平的张治中，希望他以新疆国民党军老长官的身份去电新疆，策动起义。10日，张治中即致电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认为“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希望他们“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11日，张治中又致电陶峙岳，询问驻新部队态度，“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与共，如能接受命令，治愿负道义上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17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将在尽力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谓牺牲的前提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并“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9月25日，陶峙岳宣布率部起义。26日，包尔汉率新疆省政府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驻新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地方头领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先后离开迪化（乌鲁木齐）出国。第1兵团第2、6军随后和平进军新疆。10月13日进至哈密，20日到达迪化。起义部队其后改编为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包尔汉继续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四　中南战场

中南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由白崇禧任主任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下属的8个兵团22个军50个师35万人。白将2个兵团分别部署在粤汉铁路和武（汉）长（沙）公路正面，2个兵团部署在鄂西，1个兵团部署在湘东赣西，从左右两面掩护粤汉路正面，1个兵团留在湘中整训，另以2个兵团部署在赣南，主要是拱卫粤北防线。实际上，鄂西和赣南的4个兵团并不听命于白崇禧，他可用的兵力只有部署在湖南的4个兵团。

平津战役之后，担任进军中南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经过了数月休整，于4月间陆续离开平津地区南下，并于5月底到达鄂北指定位置。第四野战军部署以第12兵团在前，第14兵团跟进，沿粤汉路正面进军长沙，与白崇禧部作战；第13兵团在鄂西宜昌至沙市间渡江，得手后进军湘西；第15兵团担任江西作战。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部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江西和广东的作战任务，准备以大迂回方式包抄白崇禧部队的后路。在进占武汉之后，根据后勤供应情况，第四野战军并未立即发动攻势，而是停留在江北继续休整，筹集粮草，调整配备，进行南方山地河川作战训练，直到7月初才发动攻势。

7月上旬，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准备歼击由宜昌北进抢粮的宋希濂兵团。7月5日，宋部2个军自宜昌北进到达当阳。6日，第13兵团发起攻击行动，宋部立即收缩向宜昌后退，并在13日自宜昌、沙市全线渡江南撤。第13兵团于15日占沙市，16日占宜昌，随后继续渡江南进。白崇禧本令宋希濂兵团在澧水南岸设防，掩护长沙左翼，巩固湘西，屏障川东，但宋希濂根本不听白的命令，而是退守鄂西恩施，使得第13兵团**，沿沙市至常德公路进占石门、华容，自西侧威胁长沙。粤汉路方面，第12兵团于7月初在黄冈渡江后，经通山直插湘东浏阳和平江。白崇禧因害怕湘东部队被包围，7月13日下令全线退却，第12兵团于17日占平江，19日占浏阳，自东侧威胁长沙。21日，白崇禧决定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移往衡阳，长沙绥署移往邵阳，将部队向长沙两翼转移，重点巩固湘西与湘南，屏障粤北与川东。江西方面，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于7月初在九江至武穴段渡江后，在赣北沿赣江西岸南下奉新、高安，第4兵团则自丰城、樟树西渡赣江，13日占新余、吉安。随后，第15兵团进军赣南，8月14日占赣州，月底基本占领了江西全境。虽然广州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一再严令赣州指挥所主任方天“非有命令，不得再退”，但方天认为“本所督训各部队，战力均未成长，似难骤负重任”，一气退到了广东。

长沙衡阳地区是白崇禧部队南退后防御的重点。1948年6月，国民党元老程潜出任长沙绥署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又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委和省保安司令，统领湖南的党政军权力。当年底，在白崇禧发动对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期间，程潜亦参与其间。其后，他通过程星龄与中共建立联系，在湖南开展和平运动。1949年4月，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成立，另一位国民党北伐元老唐生智出任主任委员，以“自救”名义进行和平运动。5月中旬，白崇禧率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自武汉退到长沙，坚持反共作战，与主张和平的程潜等湖南地方当局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共注意到程潜的和平意向，对他和湖南当局大力进行争取工作。6月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程潜等“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请他们“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入我方”。同月，程潜向中共湖南地下工委递交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表示愿意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反蒋反桂，谋取湖南局部和平。7月4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等：“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他指出：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可以暂时保留程潜的各项职务，以其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湖南；予以起义待遇，使其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同日，毛泽东致电程潜，告其“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

7月21日，程潜前往邵阳筹划起义，将湖南政务交第1兵团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代理。曾在东北四平与第四野战军部队有过激战的陈明仁，于1948年底到湖南任职，此时也已同意和程潜共同起义。7月29日，程潜返回长沙。国民党得知程潜态度有变，于30日公布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院长，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总司令，以削夺程潜的实权，同时拉拢陈明仁。7月31日，蒋介石致电陈明仁称：“在此危急之际，必有反动政客乘机活动，重倡和平。以吾人革命正统之力量，而为若辈卖身投靠之资本，此必为吾弟所痛恨而不为其所愚，固为中所深信者。然中所望于吾弟者，对若辈叛党卖国之徒，必须立下决心，彻底肃清，以除祸害。若果决心守城，则必将此辈逮捕，明正典刑，以固人心，而壮士气。否则，立即撤退，不与为伍，以保我吾人一生光荣之史绩，是为至要。如能大义灭亲，不顾一切，先将若辈歼诛以后再行，全军而退向芷江宝庆方向集中，以川黔为后方，实为上策。”但国民党的做法没有收到效果。8月3日，程潜和陈明仁与中共最后商定起义事宜，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陈明仁继续留任兵团司令（所部其后改编为第21兵团），省政府的辞职和军队的整编时间均适当推迟。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率所部77000余人宣布起义，给了已经残破的国民党军又一重击。

第四野战军渡江南进之后，几次战斗均未达成歼灭白崇禧部队的目的，因为此时国民党军无论是实力、士气还是装备均已没有本钱进行固点守城的阵地战，而是稍有接触即后撤，加以白崇禧作战指挥较为灵活机动，白部多以轻装行进，行动快捷，轻易不作决战，因此第四野战军采取的近距离包围战术未能收到应有成效。根据渡江之后作战的经验，7月中旬，毛泽东连续致电林彪等，指示对白崇禧部“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具体部署是以陈赓兵团3个军及第四野战军2个军进军广州，然后以陈赓兵团经粤西、桂南，担任向西南的大迂回任务，最后经营云南；以第四野战军主力沿湘桂路进军桂系最后的基地广西，迫使白崇禧部不能不应战；这样“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们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9月9日，毛泽东再次作出向南进军的部署，除重申以陈赓兵团和第15兵团进军广东，并以陈赓兵团经桂南入云南外，令第四野战军以2个军向湘西进军，切断白崇禧向贵州和四川的退路，另以主力对付在衡阳、宝庆地区的白崇禧部，并在其退却时跟进，最后逼其在广西作战。12日，毛泽东电告邓小平、林彪等：“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国民党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以不使其逃脱而全部歼其于国境内的作战方针于此底定。

入秋之后，第四野战军部队休整完毕，整装待发，担任向西南进军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亦临时配属第四野战军作战。9月中旬，第四野战军西路2个军自常德向湘西进军，18日占沅陵，月底占辰溪，10月1日占怀化，2日占芷江，5日进至湘、黔交界处之靖县，切断了白部退往贵州的通路。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中路4个军隐蔽到达集结地娄底、湘乡一线，准备出击衡阳、宝庆，东路2个军进抵安仁，准备出击耒阳、郴州。10月2日，第四野战军发起衡（阳）宝（庆）战役，中路和东路部队对白部发动全面攻击。白崇禧企图重演青树坪集中兵力逼退第四野战军部队的一幕，在衡宝地区集中了4个军13个师，发起反击作战。鉴于出现了歼灭白部主力的战机，林彪命令中路部队暂留原地不动，同时令西路部队2个军和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2个军向衡宝地区急进，准备与白部决战。白崇禧得知第四野战军增援部队正接近衡宝地区，意识到形势对其不利，于6日下令各部以桂林为中心，分途向湘桂边境的东安、零陵、道县地区撤退。林彪即令各部迅速前进，机断专行，切断白部退路，争取歼灭白部主力。当第四野战军中路部队候命在衡宝公路以北待机时，第45军135师因未得到命令而在5日越过衡宝公路，此时林彪令135师堵击撤退之白崇禧部，以争取大部队赶到的时间。从7日到8日，135师奋力堵击后撤的白崇禧部，争取了一天时间，使中路4个军赶到后，得以将白部主力第7军和第48军4个师包围在祁阳以北。白崇禧为挽救其嫡系主力，增调在冷水滩和祁阳的2个师支援，但终不敌第四野战军部队的包围和强大攻势。10月10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发起总攻，国民党军突围失败，至11日，4个师近3万人大半被歼。10月9日，第四野战军进占衡阳，11日进占邵阳，国民党军全线向广西撤退，湖南战事基本结束。经过衡宝战役，白崇禧部遭到沉重打击，此后再无余力进行大规模作战，第四野战军为向两广进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在湖南作战进行之际，陈赓率领第4兵团3个军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2个军及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共22万人也在准备进军广东。广东毗邻海口和香港，地理、语言、民情和文化均与内地有所差别，尤其是侨属侨眷众多，进军广东直接关系到海外影响。9月中旬，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在江西赣州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作战部署及接管问题。会议特别强调：“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一切行动，特别是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如惠（州）、东（莞）、宝（安）之与香港，如中山之与澳门，粤桂边之与越南法帝，汕（头）、湛（江）之外侨]，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在进军部署方面，陈赓决定以第4兵团3个军为右路，自粤北南雄、始兴南进，沿粤汉路攻击广州；第15兵团2个军为左路，自赣南南康、信丰南进，自东面攻击广州；两广纵队及广东粤赣湘纵队和粤中纵队为南路，分别自粤北和平、龙川和广州以南的高明地区出动，在广州南面切断国民党军退路。10月2日，各路部队发起战斗进军，右路于7日占曲江（韶关），9日占英德，左路于6日占翁源，9日占新丰。国民党军无力再守，节节后退，并部署自广州撤退。

白崇禧退守广西之后，虽然有桂系多年经营的基础，但大势已去，他不能不考虑桂系最后的退路。11月5日，白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向南转移，由钦州转进海南岛，以保持桂系最后的力量；黄杰和李品仙则主张向西转移，进入贵州、云南，与西南国民党军会合作战。由于多数人同意白的意见，白崇禧即决定视情形发展而向南转进，作战方案为：“以持久作战之目的，即以一部固守湘桂边境，拒匪进犯，另以有力兵团，增援黔中，阻匪深入；并在南路方面采取攻势，与粤境友军协同，先求击破突入南路之匪，以保障我之右翼安全，掩护滇黔，并支援雷、琼方面作战。”为了全歼白崇禧部队于广西境内，不使其南撤海南岛或西撤云南，林彪提出以“围剿和长追”，向广西作大迂回进军，为此以第四野战军2个军为北路，自湖南的通道、靖县向桂西北的河池、百色进军，切断白部入滇通路；第4兵团3个军为南路，自桂南玉林、博白向南宁、钦州方向进军，切断白部入滇或退雷州半岛通路；第四野战军3个军为中路，沿湘桂路与白部保持接触，待南、北两路完成大迂回之后，再对白部施以最后的围歼。11月中旬，贵州国民党军在第二野战军的打击下告急，白崇禧派出第1和第17兵团沿黔桂公路增援贵州，以第10兵团防守湘桂边境，令第3和第11兵团向桂东南玉林、北流地区集结，准备向雷州半岛撤退。11月13日，第四野战军指挥部令第4兵团在南路阻击白部撤退；北路部队除以一部继续向百色进军外，另以一部改道向南面柳州进军；中路部队以一部向梧州进军，主力2个军向桂林进军；同时自广东增调1个军参战。白崇禧因感到湘桂路正面已受威胁，决定放弃援黔计划，以第1、10、17兵团自北向南分途逐次转进，掩护第3、11兵团撤向雷州半岛。但各兵团接令后只图自保，不顾友邻，各自撤退，没有有效的掩护阵形与后撤梯队。第四野战军部队22日占领桂林，25日占领金城江、柳州、梧州，26日占河池，从北、东、南三面压向白崇禧部。为打开向雷州半岛撤退的通路，白崇禧命令第3、11兵团向化县、茂名一线攻击，并令配属指挥的余汉谋部第4兵团自博白南下攻击廉江。第四野战军以第4兵团在廉江、化县、茂名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大军则迅速南进。26日两军接战，白崇禧发现己部大半已处在第四野战军包围圈中，态势不利，又下令各部转向钦州、北海地区集结，准备自海路向海南岛撤退。第四野战军各部即行大胆穿插攻击追歼，28日在容县歼灭第11兵团部，击毙副司令胡若愚，30日占博白，俘第3兵团司令张淦。12月2日，桂系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第3兵团3个军在博白被歼。

继两广地区作战胜利之后，1950年4月16日，第四野战军经过精心准备，以2个军渡海，发起海南岛战役，于23日占领海口，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残部海运撤离，5月1日第四野战军进占海南全岛。

五　西南战场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退守之地。西南地区多山，四川四周为群山环绕，自古以来即为易守难攻之地；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农产丰富，不虞供应，有利于长期据守；抗战时期国民党以西南为大后方坚持八年，有依托西南防守的历史。因此，国民党选择西南作为最后退守之地，具有充分的理由；其基本目的是“以持久作战，确保西南为目的，以四川为核心，争时待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攻为守，坚持地区，并将有力兵团机动控制扼要地区，对分头来犯之匪，适时集中局部优势兵力，而各个歼灭之”。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判断中共部队将主要自川北南进，遂据此制定西南作战计划，宗旨为“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起川甘边境的岷山，经川陕边境的秦岭、大巴山，直到川鄂、川湘边境的巫山、武陵山，构筑西南防线；以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第5兵团李文部、第18兵团李振部8个军沿岷山、秦岭布防，为川北第一道防线，第7兵团裴昌会部5个军沿川陕边境米仓山、大巴山布防，为第二道防线；第15兵团罗广文部2个军部署在川北剑阁；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及第16兵团孙元良部4个军部署在川东巫山、万县地区，扼进出川东之门户；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及第14兵团钟彬、第20兵团陈克非部6个军部署在鄂西南恩施、咸丰一线，自侧翼屏障川东，并与华中白崇禧部联系；第22兵团郭汝瑰部2个军部署在川南宜宾、泸州地区，作为机动部队；此外，贵州绥署谷正伦及第19兵团何绍周部2个军位于贵州，2个军驻守重庆，1个军驻守成都，1个军驻守雅安，4个军驻守云南；总兵力为37个军50余万人。9月间，国民党参谋本部曾建议将华中和西南战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华中主力5个军部署在贵州都匀至独山一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在贵阳，以加强西南南线的防守，但这个以削弱广西防守实力为代价的方案未被白崇禧接受。国民党对西南地区的防御部署拘泥于抗战时期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到内外环境的根本不同。此时的国民党，外无国际支援，内则部队残破，军心涣散，民心已失，缺少必要的完备的支撑条件，根本无法据守西南的广大地区；而且西南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总体环境较为闭塞，一旦被围即无路可走；尤其是将国民党军中惟一还有一定作战实力的胡宗南部部署在川北地区，远离南方海口和出境通路，更为国民党最大的失策。上述种种原因，使国民党的西南防守作战注定无法成功。

面对第二野战军部队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川东、川南防线全线失守，川北防线后路被抄，成了无用的摆设。为摆脱此等困境，自11月19日起，胡宗南以第7兵团于后尾掩护，第5、18兵团梯次向成都南撤，12月3日进入川北。位于陕南的第18兵团在贺龙率领下，对胡宗南部队保持压力，步步跟进，12月7日进占汉中，随后亦进入川北。成都平原虽为米粮之仓的天府之国，但无险可守，从川北、川东、川南败退的国民党军残部麇集于此，中心无主，混乱不堪。12月8日，国民党宣布将政府迁往台北，同时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领其职，令胡宗南为副长官代行顾的职务，统领西南军政。蒋介石还企望他的爱将胡宗南能指挥所部，联合康滇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卢汉等，继续在西南坚持。但就在此时，康滇地方当局先后宣布起义，使蒋介石的企图又破灭了。

1949年初，云南地方当局负责人卢汉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在时局急转直下之际，有意酝酿局部和平解决。在卢汉的庇护之下，云南的和平运动一时间颇具声势，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关注与强烈不满。7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8月15日，前云南地方统治者龙云在香港签名参加黄绍竑等44人公开发表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表示反蒋拥共，对卢汉的立场有进一步的影响。但云南毕竟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国民党对卢汉政治态度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与压力，使卢汉一时不敢轻举妄动。9月6日，卢汉在蒋介石多次电召之下赴重庆，蒋以任命其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许其扩编2个军的部队，并拨给现银100万元为条件，压迫他镇压云南的和平运动。9日，卢汉在昆明实行“九九整肃”，解散省参议会、云南大学与昆明师范学院，逮捕进步人士，查封报馆，改组省政府。但与此同时，卢汉也与中共一直保持着联系，其部属特务团团长朱家壁就是中共滇桂黔边区纵队的副司令。随着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节节败退，卢汉的政治态度也趋于明朗，开始加紧筹划起义之事。12月初，卢汉派代表到香港面见中共人员，提出云南部队接受改编，军政人员量才录用的起义要求，得到中共的承诺，起义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12月7日，张群自成都飞抵昆明，对卢汉予以安抚，并告其准备将重要机关迁至昆明，因为“只要保住云南，尚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但卢汉告：“保卫云南所必须之各项请求，皆未获解决，云南即无法保卫，且有作向西撤退打算，政府迁昆实为徒劳。"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并出任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扣留了正在昆明的张群、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等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后出于私人关系，11日卢汉又将张群放走。为了惩治卢汉，重占云南，国民党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在他们被扣期间，以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监督云南军政事宜，任命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彭佐熙为第26军军长，令他们率部队进攻昆明，讨伐卢汉，营救李弥等人。第8军和第26军共有4万余人，实力超过卢汉的部队，并有空军支持。16日，两军分别自滇东和滇南向昆明发动攻击，使卢汉感到较大的压力。为防守昆明，卢汉令在昆部队固守待援，令外地部队速援昆明，并请中共从速派兵入滇支持。为了缓和国民党军的进攻，卢汉复经请示于17日放出李弥，20日放出余程万。此时，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派出的1个师正自贵州安顺经黔滇公路向云南急进中，国民党军有感于受到威胁，于21日停止对昆明的攻击，第8军撤向建水、石屏、曲溪，第26军撤向蒙自、开远、个旧。

第二野战军自重庆西进后，以切断国民党军退往西昌通路、歼其于成都平原为战役目标，南路令2个军进军乐山，2个军进军邛崃、新津，北路令第18兵团自川北分路南下。其后，南路于13日占宜宾，15日占简阳，16日占乐山，18日占彭山，19日占邛崃并在峨眉俘宋希濂，20日占大邑；北路于14日占广元，18日占剑阁，21日占绵阳、巴中，22日占江油，自南北两面完成了对成都平原的包围。21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部自成都地区向康、滇突围。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5兵团向西昌，第18兵团向云南昭通，第7兵团向贵州威宁，第15、20兵团向贵州毕节分路突围。次日，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国民党军战机早失，主将又临阵脱逃，部队失去统一指挥，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各部均在自寻出路。11日，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起义；21日，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及第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什邡起义；24日，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别在郫县和安德起义；25日，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德阳起义；26日，第20军军长杨汉烈和第127军军长赵子立分别在金堂、巴中起义。只有第5兵团司令李文决定执行胡宗南的指示，命令以第5兵团居中，第18兵团居右，第1、3军居左，自24日起向邛崃攻击前进，企图经此转进雅安。但18兵团接令后按兵不动，其余部队无力突破第二野战军部队的阻击，27日全部被歼，李文被俘。当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起义，第二野战军第18兵团进占成都，国民党军30余万人在成都平原基本被歼。国民党战史评论说：“由于国军判断匪军主力系由秦岭南下，故特加强川北兵力配置，以至川南空虚，匪第五兵团遂得以由贵州**，而国军已无足够兵力防堵，以至于被围于成都附近地区，数十万大军终在突围中迅遭覆灭。因敌情判断错误，导致作战指导失策，终使全军覆没之惨痛教训，莫此为甚。”

1950年1月14日，顾祝同飞到国民党军残部另一集中地滇南蒙自，部署将第26军撤回台湾，第8军扩编为第8兵团，以汤尧任司令，留在云南进行游击作战。但15日顾祝同刚刚飞离蒙自，16日蒙自即被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所占，切断了残余国民党军的空中退路。其后，第8军退往石屏，第26军退往个旧。17日，第4兵团占个旧，第26军军长彭佐熙率少数残部退往越南、缅甸。24日，第8军被歼，汤尧及第8军军长曹天戈被俘。3月12日，西南军区调3个军各一部共13个团，自南北两面发起西昌战役，23日占富林、会理，24日占泸定、康定，27日占西昌。胡宗南再度临阵脱逃，与贺国光等于27日飞往海南岛。4月13日，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被全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