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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丝绸之路 对唐朝人的地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次颠覆（第1页）

第七章丝绸之路：对唐朝人的地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次颠覆

这一章，我们来谈谈丝绸之路与唐人的日常生活。

近年来，丝绸之路得到了很多关注。但我想强调一点：丝绸之路并不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它的重要性我会放在后面说。先来说说它为什么不是经济命脉，事实上，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方式造成的。

在古代，陆路交通是费效比极高的一种交通方式。那个年代没有火车，没有高速路，陆上交通无非就是靠马驮、骆驼驮或者人背。这种交通方式导致陆上丝绸之路无法贩卖那种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低的商品，比如粮食或者其他大宗物品。有一句古话，“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原因就是这样。古代还有一个现象，凡是边防部队戍边，往往要伴随着一个行为，那就是屯田。因为疆域广大的国家，如果靠从内地运送军粮去支援边防的话，会把国家财政彻底压垮。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句话：“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意思是说，在前线缴获敌人一钟军粮，相当于从后方运来了二十钟的军粮。由此可见，陆路运输粮食等东西的费效比极高。当年隋炀帝伐高丽的时候，因为前线军粮不够吃，他在征发了一百万民夫之后，又从华北和山东地区新招募了六十万民夫往前线运军粮。但这里有个技术问题，第一拨征发的一百万民夫，已经把华北和山东地区所有的牛车、马车都带走了，第二拨征发的六十万民夫，没有工具运军粮。隋炀帝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两个人推一辆独轮小手推车，载上两袋粮食往前线运送。但民夫也是人，也得吃粮。粮从哪儿来？只能从车上来。所以最后六十万人走到辽东前线时无粮可交——已经被吃完了。隋炀帝组织了一次六十万人的“公费大旅游”，最后连根毛都没有剩下，可见运军粮这事是多么划不来。

陆路运输的这种特点，导致自古以来陆上丝绸之路必须贩卖那种轻而贵重之物，比如香料、金制品、珍贵的皮毛，只有贩卖这些才能盈利。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就是个“奢侈品之路”。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奢侈品对于我国来说是“锦上添花”，而绝不是“雪中送炭”。而中亚、西域那些小国家不一样，它们很多其实就靠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商税来生存，那对它们来说是生命线。但对中国来说，它在经济上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举个例子，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实际控制权，陆上丝绸之路不像唐朝时那么通畅了，甚至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在宋朝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起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证明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的经济意义有限。

但我不是在强调丝绸之路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经济意义。它是一条对外交往之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也是一条物种交流之路。

我们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北方是茫茫大草原，东边是浩瀚大海，南边是热带丛林和大海，西南方向是连续的高原。我们古代对外交往的主要道路，就是从河西走廊到西域，再前往中亚。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就等于事实上的闭关锁国。闭关锁国的国家是走不长远的，文明因为交流而更加文明，每一个发展壮大的文明背后，都有广泛的国际交流。所以，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在于文明交往方面。

古代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它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他在《中国》这本书中率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之所以要用“丝绸”来命名这条商贸之路，是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丝绸象征着中国，象征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而且丝绸也的确是这条商贸路上最大宗的贸易物。

丝绸的历史影响无比深远。在丝绸之路打通后，中国的丝绸来到了中亚，来到了地中海，来到了罗马。罗马贵族对丝绸简直称得上“趋之若鹜”，喜爱得不得了。那时罗马的衣料，都是一些麻制品、毛皮制品。当他们见到这种光滑的、艳丽的、闪闪发光的新织料，可以想见他们有多么惊讶。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欧洲人一直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关于丝绸的来路，他们有无穷无尽的说法和想象。以博学而著称的罗马著名学者老普林尼曾经说过：“东方有一个赛里斯国。赛里斯人有一种羊毛生在树上，这种羊毛是白色的。他们把它采下来浸之于水，再经过梳理就成了生丝。”哪会有羊毛长在树上，这明显就是道听途说而来的。“赛里斯”就是希腊语的“中国”，意思是“丝”，罗马人在这里沿用了这个称谓。

这种错误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一是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对丝绸的生产不了解；二是西亚、中亚的这批商人，可能有意误导了罗马人，因为他们是丝绸之路当中最大的获利者。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而言，从丝绸之路获利最多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罗马人，而是这批赚差价的中间商。对他们来说，垄断信息就是赚差价的不二法门，所以他们绝不能让欧洲人知道丝绸是如何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1995年10月，一支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新疆尼雅遗址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当地一个国王级别的贵族，他满身的“国际元素”：身上佩带有中亚风格的刀，嘴里含着阿富汗风格的银币，胳膊上戴了一个四川地区生产的织锦护臂。护臂，是一种用于保护持弓的手，防止弓弦打到胳膊上的装备。

这个护臂名字的来源，正是它上面写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现在它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列为一级文物、不可出国展览文物。这里普及一个常识，在《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没有“国宝级文物”这个称谓，人们俗称的国宝级文物，其实指的就是一级文物中的不可出国展览文物，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就是其中一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亲手把它挖出来的人，是中日联合考古队的队长齐东方，恰好是“五星出东方”。

丝绸对罗马帝国的衰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姚宝猷在《中国丝绢西传史》中说：“罗马帝国末年之财政，因为黄金硬通货的外流，陷于极度困苦之境地。”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里也说：“由东方贸易造成的黄金和硬币的外流，乃是罗马世界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黄金自古以来就是天然货币，哪个国家的商人都可以接受。罗马帝国晚期最大的问题，就是使用黄金作为货币，中亚、西亚的这批商人在把中国的丝绸贩卖到罗马之后，直接拿着黄金离开，造成了黄金硬通货大量外流，罗马帝国由此陷入了财政危机。所以，丝绸贸易被认为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出土了很多东罗马帝国金币。这种金币，在河南、山西、宁夏、陕西乃至湖北等地都屡有发现。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罗马黄金硬通货大量外流的体现。罗马以及东罗马的金币，遍及了整个丝绸之路。

既然丝绸之路不是中国的经济命脉，那为什么从汉到唐，中国政府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呢？因为它是西域诸小国的经济命脉。当时西域的地形导致那些国家往往以城邦国家的形态出现，而城邦国家并不适合发展农业或者畜牧业，他们生存的根本是商税。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必须尽国际义务，起到保护小国的作用。所以，为了维持东亚世界领袖的地位，中国必须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

张骞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一环。我们把张骞此行称为“凿空”，就是说他对丝绸之路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其实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在张骞之前早就存在。比如殷墟玉器的原材料，经过鉴定之后，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新疆和田玉，那就代表着早在殷商时期，内地就有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了。但张骞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西域的政府使节，是第一个正式去西域地区的政府代表。他被匈奴扣押了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因此他有足够的机会去了解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政治状况，给汉朝带回了很多准确的情报。

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中国人的地理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变，并且有了对外交往的努力。因此，张骞之前的中国和张骞之后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同。张骞之前的中国，以《尚书·禹贡》为代表，中国人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以为“四夷”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分布在中国的周边。但是在有了丝绸之路后，我们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佛教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这种概念就更普及了。因为佛教产生于印度，所以他们把中国称为“东土”。随着佛教的兴盛，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这种概念。《西游记》里唐僧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贫僧来自东土大唐”，这也是“东土”这个概念深入人心的证明。

中国疆域的延伸，就与这种地理观的进步密切相关。秦始皇时期的中国疆域，实际上就是中国最适合农耕的地区。在西北方向，秦始皇的长城只修到了甘肃的临洮，这意味着对临洮以西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秦始皇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但是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建立起的疆域就不一样了，它东起朝鲜半岛，向西一直到达天山南北，地型、气候更加多元，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而且包含了多个经济地带。这种巨大的变化，与张骞带来的地理观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

所以，现在中国的疆域版图与丝绸之路带来的这种世界观、地理观的变化，可以说不无联系。丝绸之路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从汉到唐，一直如此。

丝绸之路也与唐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不要以为丝绸之路是很久远的事情，实际上，丝绸之路对你的生活一直影响到你刚才那顿饭——下面说到的这些食物，你今天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