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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丝绸之路 对唐朝人的地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次颠覆（第2页）

比如安石榴。按照《政和本草》引西晋陆机的说法：“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是也。”张骞从安石国引入了一种水果，在长安附近试植成功，这就是安石榴，后来改称石榴。到现在，陕西仍然盛产石榴，西安市的市花是石榴花，就是因为石榴象征着丝绸之路。

还有大蒜。《齐民要术》里说：“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这两样东西都很常见。大蒜我们都不陌生，而什么是“胡荽”？胡荽还有个名称叫芫荽，其实就是香菜。香菜跟咱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有的人讨厌吃香菜，点外卖的时候也得在备注里跟老板说一声“我不要香菜”，可见丝绸之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还有黄瓜，按照《本草纲目》的说法，黄瓜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从这些古人的说法来看，张骞真是个优秀的“吃货”，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忘了同胞们，总知道带一点回来。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个特点，喜欢把什么东西的发明或者引入，归功于某个名人。我们不必相信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张骞带回来的，不过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是这些东西传入的主要渠道，所以这样说也不为过。

大约汉朝的时候，黄瓜传入中国，原名叫“胡瓜”。这里普及一个文史常识：汉唐时期，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一个“胡”字，因为他们把西域的少数民族称为“胡”，所以从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东西，一般都有个“胡”字，比如胡瓜、胡床、胡饼、胡乐、胡姬、胡服等。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变成了海路，所以明清时期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一个“洋”字，比如洋油、洋火、洋布、洋枪、洋炮、洋药。这就证明了，明清时期外来物种的渠道，和汉唐时期外来物种的渠道不一样。

那么“胡瓜”是怎么变成“黄瓜”的呢？这跟十六国时期的石勒密切相关。石勒是个羯人，也就是胡人，他有个特点，特别讨厌别人说“胡”字。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就把“胡瓜”改名为“黄瓜”了。

胡饼是唐人常吃的一种面点。新疆的朋友会说：“这是什么胡饼，这不就是馕吗？”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就是馕，它跟馕很像，是由面粉烤制的，甚至连边缘高、中间薄、上面撒果仁这些特点都有。胡饼分为带馅的和不带馅的，后来这种烤制的面点，名称由“胡饼”变成了“馕”。关于这个变化，其实本身就值得作一篇文章，因为“馕”这个词体现了伊斯兰化之后伊朗语系对新疆地区的影响。

丝绸之路对餐桌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家住在西安，陕西人就爱吃一碗油泼面。这一碗油泼面，用到了各地的食材。首先，面粉是小麦做的，小麦原产于两河流域，五千年前传到新疆通天洞遗址，三千五百年前传入了河西走廊，然后才进入内地。还有，这碗面离不开辣椒。辣椒可是美洲的作物，是明朝末期传入中国的。因为是从海上来的，所以最初叫“海椒”。还有“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大蒜、香菜、黄瓜丝都得放。算一算，吃这一碗面时，可以说把整个丝绸之路都端在手上了。

除了食物，通过丝绸之路也传入了许多经济作物。比如胡麻，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据说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中国本来也有麻，是大麻和苎麻，不过这些麻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以苎麻为例，它可以当纺织原料，但非常粗糙。而胡麻被引入中国后很好地改善了这个问题，因此胡麻成了重要的经济作物。

还有胡桃。胡桃就是核桃，到现在还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胡桃，按《日华子本草》的说法，是“汉张骞使西域还，得其种植之秦中”。

还有葡萄。葡萄也是这样，汉武帝时期伐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军队得到了葡萄种，带回内地。但可能因为品种退化等原因，到了北魏，葡萄变成了珍稀水果。北魏《洛阳伽蓝记》里记载，在洛阳，如果谁提着一串葡萄去看望自己的朋友，那么请珍惜他，因为当时的葡萄是贵族水果，价格非常昂贵，只有真爱才舍得花钱去买。

到了唐初，这个现象仍然存在。有一次国宴之上，唐高祖宴请群臣。有位宰相级别的官员陈叔达，竟然在宴会上偷葡萄。唐高祖坐得高，望得远，看到他偷偷往宽大的衣袖里藏葡萄，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陈叔达回答说，他的老母病重，一直说想吃葡萄，但他在长安城的市场里根本买不到，今天在宴会上看到了葡萄，想带几颗回去给老母尝一下。唐高祖听了之后潸然泪下，说：“你毕竟还有老母可以奉养，你这是孝道啊。”唐高祖的母亲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很感动，给了陈叔达很多赏赐。

从陈叔达的故事就能看出，即便贵为宰相级别的官员，想吃葡萄都不容易。幸好唐高祖的儿子唐太宗解决了这个问题。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吃到吐鲁番的马奶葡萄后大为赞叹，于是把这良种葡萄带回长安，试植成功。葡萄一下子变成了大众水果，也给唐朝带来了兴旺的葡萄酒行业。正如唐诗中说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说起丝绸之路对唐人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香药。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我们对外输出的主要货品都是丝绸，而在对内引入的货品种类里，香药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宗。在有丝绸之路之前，中国人虽然也爱用香，但是种类很有限。宋代的《香谱》中就提到过，秦汉以前中国人用的香，无非兰、蕙、椒、桂等几种。而到了丝绸之路开辟，也就是汉武帝时期以后，中国人用香的种类就非常多了，沉香、檀香、木香、甲香、龙涎香、鸡舌香等，种类非常丰富。

在唐代，香药的运用极其广泛，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上层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礼佛要燃香，居家要熏香，衣服在穿之前要熏香，甚至藏书也要熏香。唐德宗时期，有人在洛阳的书市上买到了上官婉儿的藏书。好几十年过去，那些藏书上竟然一个蛀洞都没有，这是因为上官婉儿是一个做事非常仔细的女性，她会反复用香去熏自己的每一卷藏书，这样可以防虫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流行香水，第一次有关于香水的记载还是在宋代的《诸藩志》里，而且描述的是海外风情。中国人不用香水，对香的主要运用就是香药。

还有一个对唐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那就是音乐。中国音乐的发展，是以唐玄宗为分水岭的。在唐玄宗之前，宫廷音乐讲究的是“正声雅乐”。隋文帝这个“老夫子”就特别讨厌民间的通俗音乐（当时称之为“散乐”）。他禁止民间散乐进入宫廷，要维持宫廷音乐“正声雅乐”的地位。但到了唐玄宗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唐玄宗是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也是杰出的演奏家、作曲家。除了美貌，他喜爱的那些妃子还有个共同的特点——能歌善舞。他的宫廷里，不仅有梨园子弟，有众多乐工，而且简直就是充满国际元素的大荟萃。

按照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所说，在唐玄宗的宫廷里，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甚至印度的婆罗门乐，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霓裳羽衣曲》。虽然这个名称听起来非常中国化，但实际上“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曲”，是河西地方长官听到之后觉得好，把它打成谱子送到了长安，送到了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听了之后也觉得好，于是提起笔来改编了这支曲子，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所以，虽然曲子和舞姿我们无法完全复原，但可以想见里边一定充满着印度乐曲的风情，或许杨贵妃跳起来时就是那个样子。

丝绸之路还使得许多胡人来到长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唐代的文物中有很多牵骆驼的胡人形象。骆驼别称“沙漠之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象征。一些文物的服饰可以向我们展示这些形象的身份。尖顶帽和翻领胡袍代表着粟特人。粟特人的居住地位于中亚地区阿姆河到锡尔河流域，大约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带。他们又称“昭武九姓”，是丝绸之路上商旅的主力军之一。

还有赤膊的胡人形象，他赤膊是在进行“泼寒胡戏”。泼寒胡戏是唐代长安胡人的风俗，每到冬至这天，胡人们个个**上身，骑马上街，互相追逐游玩，互相泼水，就像现在傣族的泼水节一样。他们认为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可以保证一年不得病。

故宫博物院中还藏有一件唐代昆仑奴俑。昆仑奴一般被认为是南海矮种黑人，不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凡是在中国的黑人，不管是从南海来的还是从西域来的，都叫作“昆仑奴”。

当时来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非常多。南方地区有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大食人、波斯人（伊朗人）、天竺人（印度人），还有林邑人、爪哇人、僧伽罗人；北方地区有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回纥人、突厥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等各色人种。他们来到中国，身份多种多样，有的人当官，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代表本国国王来出使，有的人来这儿出家。还有李白在诗中写过的：“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最爱去的“胡姬酒肆”，其实指的就是有外族女孩子当服务员的酒馆。

由此可见，中国朝廷对于来唐的胡人，政策是非常宽松的。他们可以在中原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可以结婚生子，甚至军队中也有很多胡兵胡将。他们中有很多人为唐朝流血牺牲，但也有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野心家，这样鱼龙混杂的现象是打开国门后难以避免的。不仅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在中国，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得到尊重。

对古代全世界的人民来说，宗教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宗教传播之路。东汉时期，佛教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朝贞观时期，丝绸之路上传来了景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教派。唐朝有所谓“三夷教”，指的是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它们都是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中期为中国人所知，11世纪以后在西北地区大面积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渠道之一，在泉州、广州等地都有早期伊斯兰教文化的遗存。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唐朝对外交往有七条主要交通干道，这七条交通干道几乎涵盖了当时人们的全部已知世界——我指的是欧亚大陆，当时没有澳大利亚，也没有美洲。所以，当时的这张对外交通网，已经是人们能够做到的极致了。

丝绸之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这一点从历史记载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