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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千古女帝 武则天如何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第2页）

她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诫群臣不要不识好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就是她用人的基本态度。我可以劝你一次，也可以再劝你一次，但如果连劝两次你都不为我所用的话，那你就是站在我的对立面，就是我的敌人，那就不能让你继续生存下去。武则天在故事的最后还补了一句“太宗壮朕之志”，意思是太宗觉得她志气雄壮。但作为一个才人，要那么雄壮做什么？太宗不待见她，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现代学者王永平先生通过考证发现，类似的故事在武则天之前的佛经故事中出现过，所以他怀疑“狮子骢事件”不见得真正发生过，有可能是武则天晚年编的段子。但是不管是不是编段子，这个故事也能充分展现武则天的个性。

再来看看“李君羡事件”，这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事件，与“谶言”密切相关。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政坛上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谶言”。谶言用一些隐晦的词句来预言政治的走向，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对政治走向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所以统治者往往是既要利用谶言，又恐惧谶言；自己不在台上的时候利用谶言，自己当皇帝的时候恐惧谶言。而武则天的上台和她那种称帝的雄心壮志的建立，恐怕跟李君羡事件、跟谶言密切相关。

据说当时民间有一个谶言：“当有女武王者。”就是未来将有一个姓武的女人出来统治天下。唐太宗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非常厌恶，但是出于男权思想，唐太宗认为不可能会有女人出来掌管天下。因为谶言往往语言非常晦涩，不那么直白，他就想这个“女”恐怕另有所指。后来有一天他宴请武将喝酒，行酒令时大家自报乳名，谁的乳名搞笑，谁就喝一杯。大将李君羡站起来，自报乳名曰“五娘子”。唐太宗一听哈哈大笑：“哪来这么勇猛的一个娘子？喝酒，喝酒！”但是晚上回去之后，唐太宗突然意识到不对，李君羡的封号是武连县公，任左武卫大将军，值守玄武门，都跟“武”有关系。而李君羡的乳名还叫“五娘子”，“女武王者”，恐怕说的就是他。

唐太宗因此起了杀心，他借口李君羡与术士结交，杀了李君羡，把他的家人流放到了西域。武则天称帝之后，李君羡的家人千里迢迢赶到洛阳“告御状”，大意就是：“皇上啊，我们终于知道，我家大将军当年是替谁死的了。他是替您背了这个锅呀！”武则天承认了这件事，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

李君羡事件在历史上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大家不要小瞧这种谶言的作用，说实话，“女武王者”这句话刚出来的时候，对于武则天来说，她应该也只是心里想想：“嘿，挺巧的，我也姓武。”但在当上皇后之后，她的想法恐怕就改变了：“女武王者，说的或许就是我。”等到她当了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的时候，我估计她的心态就是：“女武王者，舍我其谁。”

谶言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非常独特。一方面，对于名应谶言的人来说，就算没有野心，也会被它把野心给培养出来。人有野心不一定成功，但如果没有野心是万万不能成功的。在男权社会之中，一般不会有女人萌生“我要当女皇”的念头。而武则天这个念头的出现，恐怕与谶言是密切相关的，是谶言帮助她建立了一个原本不可能出现的野心。

另一方面，对于老百姓来说，谶言天然有一种精神的慑服作用。之所以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要宣扬自己名应谶言，就是因为名应谶言好像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时的人都很迷信，老百姓对于名应谶言的人，往往会产生服从的想法。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夺权的时候利用谶言，掌权之后打击谶言。但不管怎么样，谶言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阶段的武则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与太子李治相爱。他们的相爱是地下恋情，在那时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那时太宗正病重，这事传出来的话，不仅李治的太子位不保，武则天更是性命难保。等到太宗去世之后，高宗顺利继位，又到感业寺私会武则天。宫中的王皇后得知消息后很高兴，怂恿自己的老公让武则天蓄发还俗，然后把她接回宫中，拜为昭仪。

王皇后之所以不吃醋，听说老公在外边有人还那么高兴，是因为她那时正在跟另外一个情敌萧淑妃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萧淑妃很受宠，王皇后不受宠，因为王皇后没有生育能力，而萧淑妃有儿有女，因此高宗喜欢萧淑妃。王皇后与萧淑妃正斗着，听说皇帝在外面又有新的相好了，于是赶紧接回来，用来分散皇帝对萧淑妃的爱。在王皇后看来，反正自己也不受宠，多一个女人对她来说无所谓。但她没有想到，将武则天引入这场后宫争斗的后果，会是自己和萧淑妃双双出局。

那武则天是怎么斗倒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呢？有一个盛传已久的故事，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杀女”事件。《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记载，武则天当昭仪时生了个小女儿，王皇后去看望。等王皇后走了以后，武则天悄悄潜入卧房，把小女儿掐死，再盖上被子。这时皇帝也来看望小公主，结果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惊问：“谁刚才来过？”因为左右的人没有看见武则天进来，于是汇报：“王皇后来过。”高宗勃然大怒，说：“后杀吾女！”由此下定决心，废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这个故事盛传已久，但我认为这个故事是虚构的。第一，这个故事记载于《新唐书》，而不见于《旧唐书》。因为宋朝人对武则天特别反感，所以他们著书有着强烈的立场性，《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等人也是如此，凡是不利于武则天的说法，他们一概采信。第二，这段记载本身逻辑不通。《新唐书》说武则天潜入卧房掐死女儿这件事没人看到，左右的宫女也都不知道，那么宋祁和欧阳修是怎么知道的？他俩难道在场吗？武则天也不可能自己去跟别人说，当年她女儿是她亲手掐死的。如果当事人武则天自己不说的话，还有谁会知道这件事？第三，也是我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唐大诏令集》里还保留着当年唐高宗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的诏书，那里给王皇后、萧淑妃编造的罪名是“谋行鸩毒”，就是想毒死高宗和昭仪，根本没有提到所谓的“后杀吾女”。如果唐高宗真的相信“后杀吾女”的话，现成的罪名为什么不用？可见那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段子。

武则天立后的过程很曲折。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立后的过程中，主要的阻力不是王皇后、萧淑妃，她们两个本就已经逐渐失宠，否则高宗也不可能起废后的心思。真正的阻力来自元老执政集团，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这些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唐太宗的托孤之臣。唐太宗认为自己的儿子李治性格绵软，所以他留下了一个元老重臣集团，这里的核心人物就是长孙无忌。他手握太宗遗诏，又是李治的亲舅舅，管教起他来可以说是理直气壮。而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这个集团被陈寅恪认为是关陇集团最后的残余，也就是关陇集团的最后一批代表。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不要以为武则天一开始就是神通广大的。在武则天立后的过程中，武则天其实就是个“工具人”，是唐高宗的一枚棋子。通过武则天立后这件事，高宗要达到的目的，是昭示权力在自己这一边。他要向元老重臣集团宣示独立性，要夺权，而武则天只不过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那时的武则天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扳倒像长孙无忌这样的重臣。说白了，这件事背后，是朝廷中的政治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现象。一个是庶族地主集团的崛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义府、许敬宗、袁公瑜等。这些人都是中低级的官僚，他们看到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元老重臣坚决反对，朝中无人敢出来支持皇帝，他们决定剑走偏锋，率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以此换取政治利益。这些人后来确实都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不过当时的他们人微而言轻，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而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从元老重臣集团当中打开的突破口。李勣，也就是徐世勣，《隋唐演义》当中的徐茂公，他可是元老中的元老，不仅是李唐建国的功臣，而且也是唐太宗的托孤四大臣之一。托孤四大臣中，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是一派，李勣是单独的一派。李勣是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也不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李勣心里明白，什么“太宗遗诏”，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自己现在服务的是新皇帝，新皇帝的利益才是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立后的过程中，他始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高宗为了立后这件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尤其在这一年八月底的两次御前会议上，皇帝与三位元老闹得十分难堪，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褚遂良态度激昂，将帽子和笏板都扔在了地上，说：“你要是立武氏为皇后，我就要告老还乡，因为我要维护的是太宗的遗诏！”当年太宗曾经嘱托过：“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意思就是把好儿子、好儿媳交给他们照顾了。

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高宗非常苦恼，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李勣。李勣这个人很有意思，两次御前会议，他都没有发言。尤其是第二次御前会议，别说发言，他根本没来，告了病假。所以这时高宗决定把李勣找过来，问一问他的真实想法。李勣回答了一句风轻云淡的话，但这句话对于武则天的个人命运和唐朝的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李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应该当家做主，这件事属于你的家事。你应该彰显你自己的存在，不要听那些元老的。”这句话出来，高宗简直是醍醐灌顶一般，下定了决心。

这件事情之后，关陇集团最后的这批代表纷纷倒台。九月初三，距离事件发生不过短短几天，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十月十三日，王皇后、萧淑妃以“谋行鸩毒”的罪名被废为庶人，加以囚禁。十一月一日，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肃义门举办仪式。百官都要向皇后行大礼，而主持朝拜仪式的，正是李勣。

又过了几年，长孙无忌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流放到了泉州。后来，在武则天面前的红人许敬宗、袁公瑜等人的操作下，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杀。武则天在内外廷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关陇集团最后的核心成员，通过立后这件事，被武则天彻底铲除了。当然，武则天并不会有这种历史自觉性，并且我认为起码在此阶段内，在背后掌握政治走向的不是她武则天，而是唐高宗。唐高宗要用这个方式从元老重臣集团手里边夺权，武则天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而最后，高宗和武则天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