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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科技发明 解密唐朝的那些黑科技（第1页）

第十二章科技发明：解密唐朝的那些黑科技

这一章，我们来谈谈唐朝的那些“黑科技”。严格意义上来讲，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把科学和技术合称为“科技”，是现代的词汇。但是不管怎么样，唐朝仍然有一些技术亮点，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在此，我们就重点谈一谈唐朝的技术问题。

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正式提出。但是在此之前，马克思曾经认为是“三大发明”。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在李约瑟总结的“四大发明”中，有两大发明历来被认为出现于唐朝，一个是火药，一个是印刷术。印刷术出现于唐朝没有什么争议，不过火药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辩证地看待。

火药之所以叫火“药”，就是因为它是在炼制丹药的过程当中被发明出来的，原本的目的是造一种药。研究火药史的冯家昇先生在《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中给火药的定义是这样的：“火药为‘火’与‘药’合成的一个复合词，火这个字很清楚，因为它是发火而生。药这个字是因为火药的三种主要成分：硫黄、硝石、木炭，都是药。”

硫黄、硝石和木炭这三种东西，在古代都跟道家炼丹密切相关，而古代的炼丹家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化学家。李约瑟写的《科学前哨》认为，广义的“火药”应该指的是所有硫黄、硝石与碳质物的混合物。既然是“碳质物”，有些能够起到木炭作用的东西，比如烧焦的皂角、蜂房，与硫黄和硝石合在一起就是“原始火药”，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黑火药”。

关于火药的发明时间，实际上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可能至迟在汉代，火药就已经出现了，有人则认为火药发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坚先生曾对各种看法做了一个总结。早期的研究者曹焕文参考了《庚辛玉册》《遵生八笺》《淮南子》《证类本草》《蜀本草》等医道书籍，认为火药早在魏晋就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技术已经成熟。但是他的观点缺乏直接的证据，在这些书中只能看到硫黄、硝石和碳质物常规都有运用，但没有将这三者混在一起的情况。

王玲先生在1946年提出，炼丹家在公元3世纪（即东汉末期到魏晋早期）发现了混合物的爆炸性质，到11世纪的时候有了准确的认知，并且有了实际的运用。冯家昇认为《诸家神品丹法》《真元妙道要略》《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这三部道藏丹书中都涉及了火药的配方。比如《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提到一个“伏火矾法”，里面提到了硫黄、雄黄、硝石、木炭等物，看起来已经是火药的成熟配方了。《真元妙道要略》里则直接提到了用硫黄、雄黄、硝石和蜜合炼之后，起火烧毁房屋的事，火药的性质看起来也非常明确了。而《诸家神品丹法》中的“伏火硫黄法”就是唐代中期的道士发明火药的证据。

但是这些研究，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道教史的研究有一个难点，那就是道教的很多经典，成书的年代都需要考证。好多书上标注的成书年代，不见得是真正的成书年代，有可能是托古之作。冯家昇先生对他所依据的这些书的成书年代，并没有仔细地考证过。

比如《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这本书，成书时间写的是“大唐元和三年戊申甲子月壬申日”，但仔细考证就会发现干支对不上。王家葵先生对于这本书专门进行过考证，发现元和三年的干支不是戊申，而是戊子，而且该年的甲子月，也就是十一月，是乙卯朔，没有壬申日。所以所谓“元和三年（808年）发明火药”这个说法肯定是错的，是后人随便捏造了个日期写上去的，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乌龙现象。

容志毅先生在《〈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方〉外丹黄白研究》中认为，东晋就已经有了火药的雏形。东晋时期的人已经发现硫黄、雄黄、雌黄和硝石、木炭合在一起之后会有爆炸的危险，他们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在摆放这些药品时，用熔点高达1100℃的空青把它们隔开。为了隔得更有效果，还要把空青垫得比较厚。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提到火药的发明，但是容志毅先生的逻辑是，既然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有了这几样东西合在一起会起火爆炸的意识，这不就是火药吗？

关于火药的发明时间，虽然流行的说法是唐朝，但也不能因此就将它归于唐朝。现在看来，火药的起源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是发明权落在中国这件事是确定的。至于发明时间究竟是魏晋南北朝还是唐朝，目前尚无定论。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印刷术。说起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但毕昇的活字印刷，重要的其实是发明了这样一种理念。他的泥活字在实际应用方面效果很差，根本就没有普及开，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主流还是雕版印刷。

为什么活字印刷应用范围那么窄，没能流行起来呢？一方面是因为泥活字本身不够坚固，容易损坏；另一个特别现实的社会原因是，泥活字排版需要大量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排版工，而古代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有限，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人大多选择科考入仕，不会去当排版工。而雕版印刷对工人的文化素质要求很低，只要认得编号就可以。印刷厂想找到合格的活字排版工很难，而找雕版印刷工人就简单多了。所以直到清代，中国的印刷术还是雕版印刷占据主体。

唐代是印刷术发明的时代，那时发明的就是雕版印刷。辛德勇先生认为，印刷术起源于唐代的佛事活动。当然，辛德勇先生不是这个观点的发明者。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和中国学者向达，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之所以最初唐朝的印刷术主要集中在佛教这个领域内，是因为它来自佛事活动当中的“捺印佛像”。当时人在抄写佛经的时候，有时要在佛经上画一个佛像。但不是所有人都会画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在一块木板上刻一个准确的佛像，需要的时候，就像印章一样扣一下。

到了后来，随着佛教密宗陀罗尼信仰的普及，印刷术应运而生。密宗的陀罗尼信仰有一个特点：信仰者要持有《陀罗尼经》，而且最好不是汉文的，而是梵文的，这样才能够起到功效。可是在中国，懂梵文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把原来“捺印佛像”的方式搬到了《陀罗尼经》上来，搞一块大大的木板，把梵文刻在上头，需要的时候就扣一个。最早的雕版印刷，就这样发明了。所以，我们目前所见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基本上都是《陀罗尼经》。

20世纪60年代，在韩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塔中发现了当年建塔时埋进去的一些物品，其中包括经书。而在这些经书中，赫然发现了一部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一番争论，韩国学者据此认为韩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他们断定这个东西是武则天时期的，而它被发现于韩国，就是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证据。

中国学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知道这个消息，并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的理由是，庆州就是原来新罗的首都，庆州佛国寺的塔本来就是唐朝的工匠过去修建的，里边的那些东西，极有可能是唐朝的工匠带过去的。况且在盛唐时期，新罗还在大量使用竹木简，连纸张都做不到普及，更遑论印刷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足以作为“韩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的证据。在我看来，中国学者的反驳是有道理的。

现在韩国学界应该已经把这个观点收回了。第一，塔里的文物来自哪里，还没有明确说法。第二，关于这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印制时代，现在又有新的鉴定，认为有可能是11世纪的产物，这就更谈不上“最早”了。所以，韩国现在认为他们是“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而不再坚持认为自己是印刷术的发明者了。

另外，日本也发现过中国早期的《陀罗尼经》，叫作《百万塔陀罗尼经》。所以说《陀罗尼经》对梵文的要求，间接促成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唐朝还有一种有意思的文物——香囊。香囊在出土的唐朝文物中多有发现，但由于原先出土这种东西的时候对它缺乏了解，有人把它命名为“银熏炉”。后来在法门寺出土了相同的东西，而法门寺的《物帐碑》上明确记载它是香囊，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唐人说的香囊。

这也就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杨贵妃死了以后，长安被收复，唐玄宗从成都返回，思念爱妃，在马嵬驿挖开了杨贵妃的坟墓，发现“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身上的肌肉都已经烂掉了，但是香囊犹在。我们原先理解的香囊就是端午节用布缝的小香包，所以当时有人就有个疑问，既然肉体都已经腐烂，香囊为什么不烂呢？现在我们才知道它为啥不烂，因为它是金属的。

这是机械学方面的一大发明。它以中间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下层球体中又设了两层银质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的机环，不管人走路怎么颠簸，球体都能保证永远向上，方便随身携带香料。很多香料使用的时候是要点燃的，火星冒出来当然不好，所以球体要永远向上，托着香料。